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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第一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人,商場得意,官場卻失意

原標題:(揭秘)第一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人,商場得意,官場卻失意


魏源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是最早提出「睜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也是極力推崇向西方學習的新銳人物。魏源出生於公元1794年,此時「康乾盛世」剛好走向終點,迎來的是逐漸腐朽沒落的清王朝。


魏源的一生,和他所著的《海國圖志》一樣,在時代的夾縫中左衝右突,最終卻無法找到一條精神出路。他的人生命運,充滿不可思議的強烈反差和奇妙悖論:他出生在閉關鎖國的清朝,卻能放眼天下;他少年得志,卻終老於科場;他滿腹經綸,卻不容於當世;他學貫中西,卻皈依於佛門……魏源一生的經歷,似乎全部成為他為之奮鬥的社會圖景的反面教材。


那麼,科舉失意的魏源是如何成為一個成功商人的?商場得意的他又為何偏偏立志在官場有所作為?他在誰的激勵下寫出了《海國圖志》這本醒世奇書?在清朝被束之高閣的《海國圖志》,為何被日本人奉若珍寶?他的人生又有著怎樣的悲劇色彩?本期檔案揭秘特別節目《民族魂》,李涵為您講述:中國近代了解西方的前哨——魏源和他的《海國圖志》


魏源出生於官宦之家,從小喜愛讀書,有時甚至通宵達旦,父母念他辛苦,常常催他早些休息,而他則在父母休息之後,再偷偷「以被遮燈」苦讀。二十歲時,魏源被錄為「撥貢」並獲得朝考資格。


後來,他隨父親入京,在京城遍訪名師虛心請教,很快便聲名遠播。1819年,魏源順利考取了副貢生,三年後又考中舉人。如此順風順水的前半生,讓魏源得意至極。此後,他進入直隸總督楊芳家裡當家庭教師,接觸到了邊疆防務等等,於是開始研究地理並關心邊陲安危。


1826年,魏源躊躇滿志參加會試但意外落榜,讓魏源倍受打擊,此後數年,魏源對科舉考試敬而遠之。但總宅在家中也不是長久之計,於是魏源開始了幕僚生涯。


幕僚生活比較清閑,魏源一邊做學術研究,一邊做鹽商代理,學術還沒研究出結果,生意卻做得紅紅火火。此後,作為一個成功的鹽商,深知鹽務門道的魏源被當時的兩江總督陶澍邀請,進入督府協助鹽務改革。


魏源對鹽務工作得心應手,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比如實行鹽票制等等,陶澎對此大力支持,並選中海州做試點,結果鹽務改革頗為成功,不但償清了當地所有欠款,還有閑錢疏通河道、修建學校以及用來建設海防等等。


魏源的鹽務改革雖然成效顯著,但也觸犯了大鹽商及鹽官的利益,結果受到瘋狂打壓,而此前一直支持他的陶澍不幸病逝,鹽務改革最後只得草草收場。



支持魏源鹽務改革的除了陶澍,還有林則徐。1832年6月,林則徐由河東河道總督調任江蘇巡撫,由於他也大力支持陶澍在淮北推行的鹽法改革,所以對幫助陶澍籌劃改革的魏源極為讚賞。魏源當時定居在江寧(今南京)烏龍潭。林則徐每次從蘇州到江寧,都來找魏源討論時政。


1837年1月,林則徐卸任兩江總督進京,同魏源一別就是四年。這期間,魏源多半時間都定居揚州,在「絮園」侍奉老母,著書立說;同時也密切注視著林則徐在湖北和廣東領導的禁煙運動與抗英鬥爭,兩人經常書信往來,討論時局。


1841年3月,魏源在林則徐推薦下,進入兩江總督、欽差大臣裕謙的幕府。此時正值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關於定海的防守,清軍將領們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人主張堅守定海,而魏源認為,定海孤懸海中,難以固守,不如把兵力集中到浙江海岸上的城市,加強鎮海、寧波等地的防務,誘敵深入內河加以圍殲。魏源雖然多次據理力爭,但意見卻完全不被裕謙採納。8月,英軍進攻定海,定海很快淪於敵手。魏源這才發現,自己在這場戰爭中毫無用武之地。不久,因朝廷搖擺於戰和之間,魏源自知難有作為,便重返揚州。

在回家的路上,魏源心中很不平靜。他寫詩感慨道,前方炮火連天,自己卻臨陣脫逃,實在有違先前報國的初衷。可回想短短的從軍經歷,眼看英軍狡猾至極,反覆無常,而清軍將領們卻不熟悉敵情,一味胡亂指揮。朝廷和戰不定,左右搖擺,主政者昏庸誤國,失敗明顯已無可挽回。去留彷徨之際,魏源深感憑藉一己之力難以回天,不如回家去拿起筆來,發奮著述,從事另一種戰鬥。


面對前方依然接連傳來的敗績,悲憤填膺的魏源開始苦苦追問:為什麼一個「天朝大國」竟敗給了一個人數不多、遠道而來的英國侵略者?這樣的戰爭怎樣才能取得勝利?雙方停戰之後又該怎麼辦?



1841年6月,林則徐因受投降派誣害,被削奪兩廣總督後以四品卿銜被派赴浙江,協辦海防;旋即又再遭貶謫,「發往伊犁」。8月中的一天,林則徐乘船抵達江蘇鎮江,與魏源意外相逢。這天,在臨江的一處小客棧里,林則徐借著月色同魏源傾談了整整一夜。林則徐反省了國人鄙視西方國家,不懂如今的世界局勢等問題,隨後將他在廣東收集和編譯的《四洲志》、《華事夷言》等有關西方的資料鄭重地交給魏源,叮囑他務必將一個真實的世界向國人和盤托出。


從此,在揚州絜園,魏源閉門謝客,懷著「奮之奪之」的強烈情緒,廢寢忘食,挑燈夜戰,著手整理擴展林則徐交給他的文稿以及圖文資料,開始前無古人的創作之路。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以拚命三郎的精神,在林則徐編輯的《四洲志》基礎上,增補了大量資料,完成了《海國圖志》五十卷本,後來咸豐年間擴充至百卷。這本書對死水微瀾的清朝來說,如同投入一塊激浪揚波的巨石。這部石破天驚的劃時代著作,標誌著塵封了上百年的老大帝國,終於發出了睜眼看世界的第一聲強勁吶喊。


《海國圖志》是鴉片戰後中國人自主編撰的一部最詳細的世界史參考書。它全面介紹了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宗教和民俗文化。魏源在該書序言中開宗明義地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簡潔語言對《海國圖志》作了高度的命題概括後,書中指出學習西方必須首先從洞悉夷情開始,也就是從了解西方開始;還指明學習西方的目的是為了戰勝西方的辨證關係。這是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向歷史提交的第一份振興近代中國的理性化答卷。


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句振聾發聵的口號,從此成為一個傷痕纍纍的民族為之奮鬥的精神號角,成為一顆照亮人心世道的啟明星,升起在暗夜沉沉的神州上空。當整個清朝被打得茫然不知所措之際,作為站在時代最前沿的思想精英,魏源挺身而出,衝破根深蒂固的華夷觀念,提出「師夷長技」的明智對策,可謂是破天荒的頭一遭。



《海國圖志》從反侵略的動機出發,在中國近代史及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紹世界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的概貌;第一次從「開眼看世界」的高度,將一個嶄新的、充滿生氣與進取精神的外部世界展現於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天朝上國」幻境及昏睡狀態下的國人面前,使讀者無不頓出一身冷汗而聞雞起舞,卧薪嘗膽。

還須指出的是,《海國圖志》其實也在向當時的東亞、東南亞以及整個亞洲人民,撞響十萬火急的警世晨鐘;因為那時不僅中國,而且整個東亞、東南亞,整個亞洲都已處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眈眈虎視之中及其遠洋艦隊炮口的射程以內。所以,《海國圖志》也在向這一地域內的人民嚴峻指出:東洋已不屬於東方而屬於西洋。從這種意義上講,《海國圖志》所設計的,不僅在當時是一條可以振興中華以抵抗外侮的強國之路,而且也是一條可以喚醒東亞乃至於整個亞洲的強國禦侮之路。


遺憾的是,《海國圖志》這套從軍事到經濟乃至於包括政治在內的全面介紹西方的奇書出版後,在清廷中並未引起什麼反響——因為它根本無緣進入清廷。魏源去世後的咸豐八年,即1858年6月,兵部左侍郎王茂蔭給咸豐皇帝上書說:「臣所見有《海國圖志》一書,計五十卷,于海外諸國、疆域形勢、風土人情,詳悉備載,……於守之法、戰之法、款之法,無不特詳。……其書版在京,如蒙皇上許有可采,請敕重為刊印,使親王大臣家置一編,並令親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學,以知夷(雖)難御,而非竟無法之可御。」


當時,《海國圖志》的最新版本百卷本已經面世六年,可王茂蔭卻並不知道。儘管如此,咸豐帝如果能採納王茂蔭的建議,將這50卷本大量複印,使親王大臣人手一冊,了解西方、學習西方,以籌劃改革的方向,也算為時不晚。可是王茂蔭的建議卻入泥牛入海,全無半點動靜。


原來,在許多守舊的朝廷官吏眼裡,《海國圖志》這本書是洪水猛獸。他們認為中國「政教禮儀超乎於萬國之上」,無法容忍魏源對西方「蠻夷」的「讚美」。更有甚者,主張將這本「大逆不道」的書籍付之一炬,以免遺禍大清。最終,《海國圖志》僅僅在國內勉強印了千冊左右,即銷聲匿跡。但令人沒想到的是,這本書後來傳到了日本,卻被奉若珍寶。



1851年,日本長崎港。一艘中國商船駛入港口,在檢查違禁物品時,日本海關官員從這艘船上翻出三部《海國圖志》。仔細翻閱之後,日本人頓時欣喜若狂,如獲至寶。對於幕府末期不太了解世界形勢的日本人來說,這部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書,簡直就是天照大神送給日本的最好禮物!該書引起日本朝野相關人士的高度重視,不僅大量翻譯刊印並爭相傳閱,還被推崇為「海防寶鑒」「天下武夫必讀之書」。


據日本長崎的進口漢籍賬目記載說,自從1851年中國商船入口《海國圖志》3部後,1852年入口l部,1854年則入口15部。入口的《海國圖志》大部分被官方徵用或由幕府官員買去,供不應求,價格也因而不斷上揚。而在1854—1856年3年間,在日本當地出版的《海國圖志》各種選本更是高達20餘種,還按選本的內容分類,有關於籌海篇、夷情備采、武器圖說等方面的5種,關於美國情況的8種,關於英國的3種,俄國的兩種,法國、德國、印度的各1種。


可以說《海國圖志》不僅影響了日本幕府末期的一代知識分子,給予那些要求抵禦外敵、革新內政的維新志士以啟迪,而且還成為日本朝野上下開眼看世界的政治地理教材或者說是啟蒙讀物。半個世紀後,梁啟超評價說,日本維新派前輩「皆為此書(《海國圖志》)所刺激,間接以演尊夷維新之活劇」,最終完成了改革圖新大業。


《海國圖志》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支持。主導改革的日本維新人士融會貫通地總結出日本發展之路必須是「東洋道德與西洋技術的結合」,使這個東瀛「蕞爾小國」從封建的閉關鎖國狀態中脫身出來,迅速走上資本——軍事帝國主義道路。而驚醒後的日本卻反過來對它的啟蒙先生——中國構成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威脅,這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1862年,《海國圖志》在大清早已絕版,無人問津,被徹底埋入時代的風塵之中。得知此消息,連日本人也不禁大發感慨。日本著名學者鹽谷世弘說: 「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焉,而並為清主悲之。」

而魏源的命運和這本《海國圖志》一樣,也受盡蹉跎,最終湮滅於虛空無奈的悲劇宿命。



如果回家去賣鹽,以魏源的經營理念也許可以富甲一方,但魏源卻一心為民,總想為國家出點力,但沒官職卻行不通。於是,公元1844年,已經51歲的魏源又參加了會試,並最終以第十九名的成績被錄取為貢生,第二年補行殿試,中三甲九十三名,賜進士以知州身份派往江蘇任職。魏源為此調侃自己是「中年老婦,再作新娘」,然後欣欣然前去上任。


當官應為民做主,否則,不如回家去賣鹽。為了勉勵自己,魏源寫下一副對聯:「上有青天,一片冰心盟上帝;民皆赤子,滿腔熱血注民瘼。」說到就得做到,魏源每到地方任父母官,都以身作則嚴於律己。


1849年,魏源被調到興化任知縣,剛到縣城就趕上當地下暴雨,河水上漲下游告急。魏源來不及歇息,馬上組織人員抗洪搶險。當時暴雨如注,形勢危險,許多民眾準備逃生,魏源不顧身體勞累,親自站在河堤上組織加固堤壩,有幾次甚至被衝進河裡。當時,河道總督依照慣例,下令啟閘放水淹田,以保河道不被洪水沖坍。但魏源卻從廣大老百姓的利益著想,拒不從命,要求既保河堤,又保農田。在大壩最危險的時刻,他甚至伏壩痛哭,說願以生命來保護大壩,換取百姓的五穀豐登。當洪水退後,人民為了感謝他,不僅把所產的穀子命名為「魏公稻」,而且還要集資為他建立生祠。他知道後嚴令禁止,這才作罷;但卻不能阻止住人們在家裡悄悄為他燒香祈禱。


1850年,一直擔任父母官的魏源,被調到淮北海州任鹽運運判,魏源對鹽務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隨著鹽的銷路大增,官府收入也直線上升。雖然,魏源在任兢兢業業,尤其是在治水、鹽務方面取得卓越成績,但還是為當權者所不容, 1853年,魏源被彈劾罷官。



咸豐六年(1856年)深秋的一天,秋風蕭瑟,草木凋零。杭州西湖附近南屏山的青石小道上,走來一位步履蹣跚的老人。他,就是半生飄蕩、憂患餘生的魏源。


兩年前,朝廷有人保奏魏源繼續復職做官,但魏源對這個紛亂的世道已了無興趣,心灰意冷,對這個腐朽的王朝再也不抱任何振興的希望。他自稱「世亂多故,無心仕宦」,決心遁入空門,潛心研究佛學,整理生平著述。對於魏源來說,甘願放棄自己利益,全心全意為民謀福利,可謂是一片冰心為民生。怎奈生逢亂世,空有滿腹經綸,也只能在寺院的清修之中化為無形。一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魏源,於1857年旅居杭州時病逝,終年64歲。

魏源的命運與時代的環境密切相關,而那個封閉落伍的時代,也不可能為他提供真正的用武之地。這是魏源的悲哀,更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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