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兒開支迅速上升，美國女性職業機會受損

美國教育部的數據顯示，1995 年以來，美國家庭在育兒方面的開支上升了 70%。全國性數據進一步表明，在 2007 年至 2017 年的 10 年間，育兒開支的增速跑贏了整體通貨膨脹率足足一倍。

壓力是顯而易見的。美國衛生部給出的建議是，育兒成本在家庭總收入的 10% 以下才是「可負擔」（affordable）的。現實中，美國父母通常將總收入的 9% 到 22% 都用在了照顧孩子上。

但這種壓力對不同人群的影響也不盡相同。《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援引經濟學家的觀點稱，育兒消費的「升級」對女性就業機會的負面影響更為顯著。一些母親被迫或是主動轉型為家庭主婦，將精力集中於育兒上；另一些母親則選擇做兼職工作，作為權宜之計。從長遠來看，兼職同樣不利於他們的職業發展。

根據《華爾街日報》援引的統計數據，去年，57% 的 16 歲以上女性處於被僱傭或求職狀態，這一數字在男性中是 69%；關於兼職的數據恰恰反了過來，大約五分之一的女性在打兼職工，比例超過男性的兩倍。這些女性往往將育兒和家庭負擔作為選擇兼職的理由。

為什麼女性會首當其衝？解答這個問題需要同時考慮觀念和現實因素。傳統的家庭分工是女性照管家務，男性提供經濟保障，這一模式雖然在現代化進程中受到挑戰，其影響並未徹底消失。於是，當家庭面臨挑戰時，女性「回歸家庭」似乎是更順理成章的決定。

而在現實層面，女性離開職場則體現了性別不平等「自我複製」的特點。在不公平、通常也不透明的工資制度下，女性僱員的工資往往低於男性僱員，這為母親作出更大的職業犧牲提供了一個「理性」的解釋。諷刺的是，女性在家庭方面的更大投入——包括更高的產後離職率——也成了僱主為女性制定更低的薪水標準的理由。

育兒開支僅僅是生育負擔的一個顯性部分。美國農業部提供的最新數據表明，截至 2015 年，一對中等收入的美國父母從生育到孩子長到 17 歲平均花費了 23 萬 3610 美元（約合 162 萬人民幣）。分娩一項的成本即可高達數萬美元，產後費用則日漸多元：住房、食品、保育、交通、醫療……這些都讓「養一個孩子」成了難以負擔之重，迫使至少一方作出犧牲。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比較複雜，有的還和文化相關。《市場觀察》（Market Watch）提到，過去一個世紀，美國人對「童年」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兒童從家務勞動的參與者，變成了被竭力呵護的對象。圍繞日趨嬌貴的兒童形成了一系列收費不菲的服務，比如體育等方面的興趣培養，由此多出了一筆潛在支出。

勞動力市場化的條件下，全世界女性都在職業與家庭之間做著艱難抉擇。以日本為例，在安倍晉三內閣「女性需要站出來」的疾呼聲中，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已達歷史新高，但多數是非正式職員或兼職人員。與之相對應的，是初婚年齡、不婚率的提高，以及生育率的大幅下降。

在中國，教育普及和城市化進程被很多人認為有助於改善女性的社會地位。但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許琪研究發現，快速的現代化進程反而對女性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工作家庭衝突。生育子女後，中國城市女性不得不大幅減少工作和閑暇時間，將精力用在家務勞動和照顧小孩上，而男性的時間利用方式不會因結婚生子發生太大波動。大學教育雖然會縮短女性婚後的家務勞動時間，但這種影響僅僅作用於生育之前。

和日本的情況相似，很多不願放棄職業的中國女性選擇推遲初婚和生育年齡。這種轉變體現在生育政策改革的遇冷上，長期來看，更可能引出諸多社會問題，包括少子化、老齡化以及家庭關係的變革。

不過，減輕女性生育負擔、保障其職業機會並非不可能的任務，至少已經有一些地方在嘗試往這個方向努力。2017 年，日本政府宣布將在 2022 年前為 32 萬名兒童建造托育中心；過去 20 年裡，瑞典逐步賦予男性不可轉讓的產假權利，從而平衡生育對兩性的影響；更為完善的家政服務市場，也被認為有助於女性留在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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