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挺脫黨之謎（下）

原標題：葉挺脫黨之謎（下）

葉挺脫黨之謎（下）

蔡長雁

微信版第386期

三、共產國際對第三黨策略的轉變，第三黨的相關活動被監視，葉挺「轉黨」被中止

莫斯科開始支持第三黨的工作。隨著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日益叛變革命，汪精衛日趨反動，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曾設想通過改組國民黨來挽救中國革命的努力，在國內難以達成，第三黨的籌謀者們不得不轉戰千里之外的蘇聯。經鮑羅廷幫助，1927年8 月15 日，鄧演達到莫斯科，蘇聯為他舉行盛大歡迎儀式。9月7 日宋慶齡一行到達莫斯科，斯大林批示向她和同行的陳友仁及其子女提供費用，命令蘇共中央的葉努基澤周密地為他們安排活動。10 月22 日，宋慶齡、陳友仁和鄧演達在高加索一起商討成立一個組織作為臨時性革命領導機關問題。11月1日發表了他們發表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簡稱《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有兩點，一是宋慶齡等「宣告南京武漢的偽黨部中央之罪過」，不承認其作用；二是高舉起「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旗幟，」「臨時行使革命領導之機能」，立即著手籌備召集中國國民黨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到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成立之日起，本會職權即行撤銷。他們正式打出了國民黨民主派的旗幟，以為在這個旗幟下，可以集合一個獨立的、中國式的、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團體，可以與共產國際合作，可以與共產黨合作。

顯然，當時中共和共產國際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鄧演達、宋慶齡等活動的，否則絕對不可能有《莫斯科宣言》的發表。但由於當時既無正式的辦事機構，也無國外或國內下屬的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並未真正建立起來，且隨著中共和共產國際策略的變化，組建第三黨的活動很快便陷入困境。

莫斯科把第三黨定性為孟什維克，由支持轉變為反對，開始監視相關人員。中共自1927年9 月19 日決議「不用國民黨做自己的旗幟」後，就對國內國民黨左派的活動採取了反對的態度，積極向斯大林共產國際報告第三黨活動給中共帶來的危害：稱在國內一些地方，許多知識分子已經退出共產黨，甚至有人要建立自己的新政黨，前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譚平山在公開號召建立一個新的「真正的共產黨」，為首者還有前總書記陳獨秀，心向「真正的共產黨」還有許多地區的領導人，比如，於樹德，前中共北方區委成員，李求實，1926 年任共產主義青年團宣傳鼓動部部長；楊匏安，廣州的活動家，一度是國共間的經常的聯繫人。

譚平山的行動影響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裡也有一些學員收到關於第三黨的材料，而且呈增多之勢。斯大林擔心形勢發展下去不利於中共，自然也會不利於蘇聯，於是乎便通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正式致電中共，不要急於組織起義，而要"加強黨的組織"。1928年2月11日向忠發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交報告，說「中共正在分裂」，被開除出黨的譚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如楊匏安、馮菊坡、郭瘦真、阮嘯仙、張善銘、於樹德、李求實等等在身邊，周恩來也有些動搖，現傾向於譚平山，素有"鐵軍"將領之稱的葉挺，在廣州起義時臨陣脫逃，"這與譚平山的影響不無關係"。譚平山等人和他們正在籌劃組織工農黨，反對中共，反對共產國際，是機會主義傾向。

2月15日向忠發致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把這個尚處於醞釀階段的的組織定為「右傾取消主義者和半孟什維克」性質，建議盡最大可能與譚平山進行鬥爭，要「從思想上揭露之」，以便「從組織上鞏固」中共。具體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研究中共分裂問題並制定相關措施，撤銷目前在柏林擔任鄧演達與譚平山之間的聯繫人廖煥星現職，另派人前去，因為他與鄧演達等關係密切。3月7日蘇兆征、向忠發致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報告：第三黨的組織者們擬將新黨稱為農工黨，先在廣州、上海開始活動，準備發表相應的聲明，眼下正同身在德國的鄧演達談判吸收分子加入這個黨的事宜。 5 月25 日，中共從國內向共產國際秘密報告，第三黨組織者鄧演達、宋慶齡、譚平山、陳友仁、唐生智、黃琪翔等已經決定用中華革命黨為名組黨，他們與國內的譚平山密切聯繫，甚至已經討論正式的軍事計劃。

在一系列的情報面前，斯大林於2月23日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為第三黨定性：譚平山組建的農工黨，「實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事實上，這是孟什維克的，反對工農的政黨，是蔣介石和其它屠殺工農的劊子手們的馴服工具」，比向忠發更進一步，把「半孟什維克」升級為「孟什維克」。2 月25 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全會把這一段寫入正式決議。再後，斯大林的觀點載入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稱「第三黨」是「統治階級的姦細」。既然第三黨如此不堪，對第三黨相關人員的監控就是必要的緊迫的。監控也是很有成效的，於是宋慶齡鄧演達之間關於第三黨問題的通信被截獲。1928年2月17日和2月21日宋慶齡給時在德國的鄧演達寫了兩封信，鄧演達回了信，主要談的是第三黨，信中還說葉挺要來德國。可是鄧演達的信被截獲，立即被譯成俄文交到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 這封信驚動了斯大林，3 月22日，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會議並就信中涉及到的宋慶齡、鄧演達、葉挺等人一一做出具體安排。

關於葉挺，斯大林認為「鑒於有人譴責葉挺在領導廣州暴動期間消極怠工，認為有必要調查這個問題，為此成立由莫林、沃龍佐夫、莫薩爾斯基和一名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調查結果向中國委員會下次會議報告。」等葉挺前來莫斯科後，「讓葉挺在休養所休養一個半月，然後給他機會提高自己的軍事業務水平。」 為不讓葉挺與宋慶齡、鄧演達（時在柏林，暫時還見不上面）很快相見，安排宋慶齡「到美國去一兩個月，做報告，發表演說，宣傳蘇聯和中國」（實際未去）。

3 月23 日，米夫為具體落實斯大林的指示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名義向加拉罕和伏羅希洛夫提出了四個方面九條建議。建議聯共(布)中央，由"負責同志與宋慶齡談一次話，摸清她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關於第三黨決議的態度"；認為"澄清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制定利用她及其同道的方針"。建議由宋慶齡「牽頭提出在中國建立反帝大同盟 分部的計劃，同時保證這個廣泛的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工作的合法掩護」。如果對宋慶齡這樣做"有效"，就把鄧演達叫到莫斯科來，"讓他與中共更加密切地合作，以期把他派上與宋慶齡一樣的用場"。至於葉挺，則要讓他離開柏林和宋慶齡，把他調到莫斯科來，參加廣州起義一周年的紀念活動。

由於斯大林、共產國際對第三黨的這種態度，宋慶齡決定離開蘇聯赴德國。宋慶齡寫道：「當我認識到斯大林不想繼續幫助我們而聽任蔣介石得逞時，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請母親給我寄一點錢來，然後就到歐洲去。鄧演達已在柏林，所以葉挺、章克和黃琪翔很快跟著去，希望建立一個革命小組」。1928年5月初宋慶齡抵達柏林，租住於鄧演達為她安排的城堡大街7號沃爾夫家。在那裡同鄧演達一起圍繞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鑽研關於土地問題的著作，與葉挺、黃琪翔等繼續致力於第三黨的組建工作。

第三黨的組織謀劃者們轉移到德國後，對他們活動的監視，立即跟蹤而至。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在莫斯科也繼續採取措施，監視"涉嫌"人員。宋慶齡在德國時，有一位具有德俄共產黨雙重黨籍的羅比列（Fride Rubinet）"受駐柏林蘇聯使館之命"與之"往返"，此人在德共中央做宣傳、教育及報告等工作。莫斯科方面通過他可以把宋慶齡的活動了解的一清二楚。根據向忠發的建議，中共和共產國際對聯絡員廖煥星（負責與鄧演達、宋慶齡聯繫）也採取了行動。廖煥星本是中共駐柏林組的工作人員，也是聯繫人，因與監視對象關係密切，便遭清理，8月中共代表團讓他離開柏林回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主義大學（即此前之孫大）中國問題研究室 管理並整理中國書報工作」。接著他在共產國際受到指控，被立案，"交聯共中央審查委員會審查"，柏林中國組也被要求把關於這項問題的材料請羅比列寫出證明信，說明他是否"清白"，以及他對待宋慶齡等人活動的態度。

直接參与組建第三黨的葉挺，本來就有「沒有土地革命決心」和在廣州起義時「臨陣脫逃」的前科，受到跟蹤理所當然，中共代表團（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此時由向忠發、蘇兆征、李震瀛三人組成）令其柏林組（中共駐柏林組）注意葉挺的行蹤並報告「葉同志在柏林擔任何項工作，有何活動，是否參加中國組（即中共駐柏林組——引者注）經常會議等」，並指示「葉挺同志轉黨事暫待」。這個「轉黨」究竟何意還不是十分明白，字面上的意義應當是轉黨的組織關係，就這樣，葉挺被排斥在黨外！

四、葉挺回國後繼續參加了第三黨的活動，探求第三條道路

因國內形勢需要，第三黨的組織者們先後回國。先是黃琪翔回國。1929年5月6日宋慶齡動身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鄧演達派遣黃琪翔以宋慶齡秘書的身份陪同，黃其翔回到國內。接著鄧演達回國。當鄧演達等人在國外積極籌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之時，在國內，譚平山出面將許多群龍無首、一時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國民黨左派人士召集在一起，成立了一個「國民黨左派聯合辦事處」，隨後，在此基礎上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於1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華革命黨，鄧演達被推選為總負責人，在他未回國前，由譚平山代理，中華革命黨成立後，組織發展一直比較困難，未能打開鬥爭局面；在這種情況下，黨內許多人紛紛要求鄧演達回國主持工作，領導中華革命黨走出困境；1930年前後，國內南北各派軍閥勢力矛盾日益激化，鄧演達認為這是回國組織革命的絕好時機；為了爭取宋慶齡、葉挺的支持，鄧演達從倫敦飛回柏林，與宋慶齡、葉挺商談回國進行革命鬥爭的「實際辦法」；鄧演達報著為革命必死的決心，不聽葉挺的反覆勸告，向宋慶齡、葉挺辭別，他對宋慶齡說：「我們的鬥爭將是長期的、尖銳的且又殘酷的。因為我過去毫不猶豫地向著腐惡鬥爭，譬如頑強的封建勢力、機會主義，以及反動行為。因而在軍政兩方面全樹了不少的仇敵。但他們不能阻撓我追隨總理的步伐，我準備犧牲生命以赴，這次或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聚會。」

1930年5月鄧演達回國，8月間正式組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通稱的「第三黨」，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任總幹事，一年後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國民黨抓捕，隨後被秘密槍殺。鄧演達回國不久，宋慶齡又回國。宋慶齡參加完孫中山的奉安大典後，於當年10月再回柏林，繼續流亡，1931年，宋慶齡母親倪太夫人在青島病逝，宋慶齡於1931年7月末離開柏林回國奔喪，正式結束海外流亡生涯。這樣，第三黨的主要組織者鄧演達、黃琪翔、宋慶齡等先後回國，葉挺也開始考慮回國的問題。1932年秋，葉挺偕夫人李秀文和一歲多的二兒子葉正明，離開德國，回到澳門。 回國後仍然執著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繼續從事「第三黨」（指探索第三條道路的政黨）的組織活動。

參加生產人民黨。生產人民黨是一個存在的時間很短活動範圍很小影響力很弱的黨派，也是主張走國共之外第三條革命道路的政黨，它主要由兩個方面的人士組成：一方面是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領導人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等，李濟深是北伐戰爭中第四軍的軍長，陳銘樞時任第四軍第十師師長，蔣光鼐任副師長，十師下轄二十八團，蔡廷鍇任團長，三十團，戴戟任團長。北伐軍平定武漢後，第四軍擴編，第十師編為十一軍，陳銘樞為軍長，蔣光鼐為副軍長，蔡廷鍇任十師師長，蔣光鼐、蔡廷鍇仍是陳銘樞部下，兩人指揮十九路軍後也一直保持著與陳銘樞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是第三黨的領導成員黃琪翔、章伯鈞等，鄧演達被蔣介石秘密殺害後，黃琪翔成為第三黨主要負責人，黃琪翔也是北伐軍第四軍中人，時任第十二師三十六團團長，與李濟深淵源很深，福建事變爆發前，黃琪翔偕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的章伯鈞、郭冠傑、麥朝樞（曾任四軍政治部主任）、彭澤民等來到福州。早年參加謀劃建立第三黨的陳友仁、徐謙等也在福建，福建事變後，就是由這兩方面的人組成了生產人民黨。除了共同探求第三條道路的目標相同之外，葉挺與這兩方面的頭面人物還都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他本人就是四軍中人，在北伐戰爭中他率領的獨立團就是隸屬於第四軍；他與第三黨的主要策劃者的親密關係更不用說了，所以葉挺參加生產人民黨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籌建福建人民政府的過程中，主要籌劃者陳銘樞主張組織一個「生產人民黨」作為人民政府的領導核心，凡參加福建事變的各種力量和個人一律脫離國民党參加生產人民黨，這一主張得到廣泛贊同。11月21日，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陳友仁、李章達、徐謙、戴戟等聯名通電脫離國民黨，24日，十九路軍高級將領蔡廷鍇等人，也通電脫離國民黨，接著全體官兵也宣布脫離國民黨。黃琪翔、章伯鈞則召集在福州的第三黨黨員進行討論，經反覆磋商決定接受陳銘樞建議，解散第三黨，為集體參加生產人民黨作好準備。

於是，在1933年11月24日生產人民黨正式成立，當時在福建地區，脫離國民黨的分子、已解散的第三黨人、神州國光社成員、少數共產黨的脫離分子以及十九路軍中級以上的軍官都參加了這個組織。此外，馬來亞、日里(印度尼西亞的棉蘭)、越南等地的華僑也來到福建，參加了生產人民黨，發起人包括陳銘樞等27人， 據林植夫(此時為陳銘樞幕僚，生產人民黨黨員——引者注)保存下來的資料，當時生產人民黨黨員大約有200多人，葉挺就名列其中。據盧權等的《葉挺傳》記載，12月間，由李章達、陳公培介紹，葉挺參加了生產人民黨。

葉挺是1933年11月上旬到福州的，住在蔣光鼐家幫助策劃福建事變。蔣光鼐請他來福建本來是想請他公開參加籌備活動的，但許多人認為葉挺共產黨的色彩太濃，表示反對。所以葉挺並沒有多少公開的活動。生產人民黨成立後，並沒有開展大的活動，1934年1月福建事變失敗後，生產人民黨轉移到香港，不久就自行解體，存在時間總共不到兩月。葉挺返回澳門途中在香港停留，往訪老朋友彭澤民 先生，彭澤民一直都是第三黨的組織謀劃者之一，此時彭澤民也是參加「福建事變」後剛回香港，一見面，葉挺就探詢他們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同志的下一步打算，並建議軍事行動要聯合民眾和學生。 生產人民黨自行解散後，其成員又分別成立了兩個組織，原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恢復了自己的組織，並於1935年11月10日召開會議改組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放棄了「國民黨」的招牌，脫離了國民黨的「歷史和系統」。但葉挺並沒有參加這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傳統上說的第三黨，而是參加了另一個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他與第三黨始終有緣無份。

參加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生產人民黨自行解散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以外的領導成員組織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以下簡稱同盟），1935年7月25日，同盟在香港成立，葉挺參加同盟並擔任同盟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同盟成員主要由原福建事變各黨派人士和原十九路軍中上層軍官、國民黨左派以及無黨派人士組成，推舉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徐謙、馮玉祥、方振武、陳友仁、李章達、王造時、朱蘊山、梅龔彬等為中央委員，李濟深為主席。在《成立宣言》和《主張及綱領》中，同盟提出中華民族革命戰爭「必須從抗日反蔣開始」。同盟的政治主張則為「一、爭取民族獨立;二、樹立人民政權」。同盟的目前行動綱領是「一、集中一切力量進行民族革命；二、策動全國海陸空軍武裝全國民眾對日作戰收復失地;三、推翻南京漢奸政權召集人民代表大會解決國是；四、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沒收一切漢奸財產；五、聯合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壓迫階級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六、凡同情及援助中國抗日戰爭及嚴守中立的國家視之為友，其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破壞中國抗日戰爭者視之為敵；七、剷除貪污土劣、廢除苛捐雜稅；八、爭取人民的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之絕對自由」。參加同盟後，葉挺在夫人李秀文陪同下每月從澳門過海到香港二三次，參加同盟的活動。 還兩度偕妻子到福建，在福州、廈門等會見與同盟保持關係的地方反蔣抗日分子，了解他們接應同盟重返福建建立反蔣抗日活動基地情況。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同盟發表宣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和全國同胞動員起來，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蔣介石也發電報到香港，請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來南京，共赴國難。10月，李濟深等發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同盟正式解散。葉挺也就此結束了與「第三黨（這裡說的第三黨並非狹義的，而是廣義的，即探索第三條道路的政黨——引者注）」的複雜關係。

結束語

綜上所述，葉挺脫黨並不像流傳的那樣簡單，真相其實很複雜，它一方面與葉挺探索第三條道路有關，另一方面又中共和共產國際對葉挺的無端責難和排斥有關。而導致葉挺積極探索革命新路的原因則更加複雜，它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在農民運動和土地政策問題上的激進以及葉挺對這個激進政策的不同認識有關，也與中共和共產國際在大革命失敗後在中國實行蘇維埃運動、推進更加激進的土地政策以及葉挺對這個更加激進的政策認識有關，它們都是推動葉挺另外尋找第三條道路的誘因；此外，孫中山「耕者有其田」思想對葉挺也有很大影響，宋慶齡、鄧演達等組建第三黨時堅持這個主張，多多少少引起了葉挺的共鳴，1935年7月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成立時，政綱中與農村土地有關的一條是：「剷除貪污土劣、廢除苛捐雜稅」，而不是沒收地主一切土地，本意也沒有違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所以葉挺從歐洲回國後，參加了生產人民黨及從生產人民黨脫胎而來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抗戰開始後，共產黨的土地政策調整為減租減息，「耕者有其田」，葉挺也因國共協商組織新四軍回到黨的懷抱。箇中滋味共恐怕外人殊難體會。

（本文參考了李玉貞先生的《宋慶齡與第三黨》及《共產國際為什麼批判宋慶齡——俄羅斯檔案中的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之九》兩篇文章，特此說明並向作者致謝）

（作者系宣城市檔案局局長，方誌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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