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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紀實

原標題:「七七」事變紀實



國破山河裂,想當年、硝煙四起,碧空蕭殺。半壁瘡痍狼鬼厲,漢水長嘶嗚咽。號角逐、干戈激烈。忍看宛平遭凌轢,聽馬蹄踏碎盧溝月。心泣淚,自悲切。

————詩文《金縷曲(七七事變八十周年)》


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從一九三一年以武力侵佔我國東北三省,又在一九三三年以武力侵佔熱河省以後,暫時改變了對我國的侵略方式。它一方面利用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屈辱外交,先後簽定了《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以取得我國政治、軍事和經濟等各方面的主權;另一方面,積極扶植漢奸親日派進行拼湊偽組織的活動,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唆使漢奸殷汝耕成立了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便把這一地區完全地、直接地控制在它的掌握之內。


在《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簽定之後,特別是冀東偽組織出現以後,河北省和北平、天津兩市,已經一步步地走向所謂「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並不以此為滿足,它還要進一步使「特殊化」的範圍不斷擴大,程度不斷加深。


當時任察哈爾省主席的是宋哲元,在他任職期間,由於日寇的挑釁行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間發生了察東事件,同年六月間又發生了張北事件。在親日派看來,宋哲元如果繼續主持察政,對於貫徹屈辱外交政策是極為不利的。當時何應欽是國名黨政府軍事委員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在張北事件發生後,日寇有意將問題擴大,所以向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建議,免去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職務。同時並準備將二十九軍調出華北,以免與日寇發生衝突。宋哲元事前對此毫無所聞,所以事出意料,得悉之後,頗為愕然,立即於二十日離開張家口返回天津寓所。宋哲元到津後不數日,蔣介石電召宋去重慶,宋哲元因免職事對南京頗懷怨望,故稱病不往。



冀察政委會雖然在名義上仍然隸屬於南京國民黨政府,但是,用人行政的權利完全掌握在宋哲元的手裡,在財政方面,關稅、鹽稅、統稅和鐵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會截留支配,並且用這些收入來擴充軍隊,購買軍械,實質上已經成了變相的自治,事後曾有人問宋哲元手下蕭振瀛:「華北情況複雜而危險,決非長治久安之局,你們造成這個局面的目的究竟何在?」蕭答:「我們的目的是名利雙收,有了地盤,大家就有官可做,有財可發,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壓迫我們,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候,就起來抗戰,這就是名。」冀察政委會就是在這樣投機取巧、行險僥倖的思想支配下產生的。


冀察政委會既然是在當時內外矛盾複雜交錯情況下的產物,因此冀察政委會的本身和宋哲元的思想和行動也就表現了各種矛盾。對外關係上,宋哲元對日寇的態度是既有妥協的成分,又有不妥協的成分。他的對付日寇的辦法,是「表面親善,實際敷衍,絕不屈服」;他的口號是「不說硬話,不做軟事」。他對依附於日寇的漢奸親日派,是既不倚重他們,又不得罪他們,而是用籠絡的辦法,防止他們搗亂。對內關係上,宋哲元對南京國民黨政府的態度,是既要保持隸屬的關係,又要行使自治的實權,而一旦遇到不能解決的重大問題時,便又推到南京去解決。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雖然一貫反共,但不贊成「剿共」,他的看法是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成不了大事,但主張「槍口不對內」,「中國人不殺中國人」 。他對於在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救亡運動,雖不表示反對,不主張對遊行的學生採取血腥鎮壓的辦法,但也不同意在冀察範圍內舉行遊行示威,認為遊行示威不能救國,反而會招來麻煩。因此,他最初對學生遊行示威也曾採取過捕人、打散等方式,但不久就轉變為包圍封鎖和派人勸導的方式。


宋哲元為了使冀察這個局面能夠在矛盾重重的環境中存在,他就不可能站穩堅定的政治立場,不可能表示鮮明的政治態度,不可能確定明確的政治方向,因而也就不可能決定應付非常局勢的決策,他的思想情況,始終是矛盾的、動搖的。當然,他的這種態變也就遭到了日寇的極大不滿,認為他沒有與日本親善合作的誠意。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冀察的出路只有兩條:要麼就是向日寇投降,要麼就是與日寇決裂,敷銜是行不通的,更是不能持久的。


當時的矛盾情況也反映到冀察政委會內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一小撮漢奸親日派,如齊燮元、潘毓桂、張璧、陳覺生等人,在日寇的唆使下,儘力使冀察進一步地偽化,並且挑拔、分化二十九軍內部的關係,從二十九軍上層尋找可被利用的對象,作為效忠日寇主子的資本。他們窺伺到張自忠在一些名義、地位、權力等問題對宋有所不滿,於是乘機包圍張自忠, 並且在張與日寇之間拉上了關係,這就使得張自忠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他們的圈套,成了被他們利用的工具。另一方面,二十九軍絕大多數官兵都是有愛國思想的,特別是由於受到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他們都有著不願意當亡國奴和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緒和要求。但是,其中又有程度上的不同。在上層人物中,有的人雖然也有愛國思想,也要抗日,但是他們又留戀於個人的名義地位,他們的抗戰意志並不堅決。惟有二十九軍的中下層,抗日情緒的表現最為明顯,他們不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在日寇面前從來沒有表示過畏縮和退讓,他們曾經和日本軍隊發生過不少次大大小小的衝突。



總的來說,冀察這個局面,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個極其複雜、特殊的局面。它既不同於一般國民黨的行政區域,又不同於當時在日寇卵翼下的冀東偽組織。因而它的政治態度和行動上的表現,有它一定的特點。

所有這一切,正是冀察當局在「七七」事變發生後,對抗戰問題搖擺不定,終至因循坐誤,造成軍事上重大失敗的歷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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