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家世與軼事
原標題:段祺瑞家世與軼事
來源 |《我所知道的段祺瑞》中國文史出版社
作者 | 段宏綱(作者為段祺瑞侄子)
段氏家世及段祺瑞的青年
段家祖籍江西饒州(今江西波陽),明朝末年遷來安徽,起先在英山縣落戶,後來遷至壽縣,又遷六安縣太平集以北三里。伯父段祺瑞於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1865年3月6日)出生於六安祖居,後數年始隨家遷至合肥鄉間。他的祖父名佩,早年曾辦團練以鎮壓捻軍有功,官至淮軍統領;父親名從文,務農。伯父幼年時曾隨曾祖父段佩在宿遷讀書,數年後返合肥。由於曾祖父、祖父相繼去世,家庭經濟拮据,伯父不得不輟學外出謀生。他於17歲(1882年)時由合肥出發,步行2000餘里到山東境內投靠族叔段從德(時在軍中任管帶)。1885年他在山東駐地報名考入天津武備學堂炮兵科,學習四年。1889年畢業後,李鴻章為推行洋務運動和培植私人勢力,派遣伯父、周暢亭、吳鳳嶺(以上是安徽籍)、孫文泄、滕某(以上是山東籍)五人去德國學軍事科技知識。吳鳳嶺等四人在德國學習兩年,即先行返國。伯父留在德國克虜伯炮廠實習,繼續深造兩年,歸國後曾任山東威海武備學堂算學、炮學教習等職。他在山東任職後五六年始返合肥與原配吳氏(江蘇宿遷人)結婚。伯父妹弟四人:妹啟英,二弟啟輔(即我的父親),三弟啟勛。他在返合肥完婚後,曾將三弟啟勛、妻弟吳光新帶往山東,後二人均出國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後都曾在軍界任職。伯父原配吳氏,生子宏業,女淑貞(嫁李鴻章侄孫);繼室張氏(娘家與袁世凱為近親),生女四人,妾劉氏,生子宏模。
辛亥革命前後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我隨父親去保定,時年8歲,從此我即由伯父母撫養教育。伯父時督辦北洋陸軍各學堂事務,督辦公署在保定東關外小金庄附近。當時陸軍各學堂林立,最大而人數最多者,為「陸軍速成學堂」(後來改稱「協和學堂」),保定人一般呼為「東關大學堂」。學堂總辦為趙理泰,監督為曲同豐。學生2000餘人,分步、騎、炮、工、輜五種兵科。如齊振林、陳調元、陳樹藩、王永全等都是此校畢業生。蔣介石,初名志清,也是該校學生,後赴日本進士官學校。在速成學堂西側,有軍官學堂一所,為當時陸軍最高學堂,學員是由各鎮、協、標、營(相當於後來之師、旅、團、營)派參謀、營副、連長等帶原薪餉前來深造,如師景雲、張學顏等均是此校畢業的。此外尚有「陸軍軍醫學堂」「軍械學堂」「參謀學堂」等。伯父常奔走於各學堂之間,視察軍紀,發表講話,為清廷培育軍事人才出過不少氣力。
辛亥武昌起義前,即1909年12月,伯父已調任陸軍第六鎮統制,1910年12月又調任江北提督,駐師江蘇清江。武昌起義後,清廷起用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因袁的推薦,伯父任第二軍軍統,後復兼任第一軍軍統、湖廣總督,駐師湖北孝感。他以軍事實力支持袁世凱竊奪民國總統職位,在南北議和聲中,曾受袁氏指使,於1912年初領銜率四十六將領致電清廷,「請立共和政體」,不然將「率全軍將士入京」。清帝被迫宣布退位。袁氏於同年3月竊踞總統之職後,為進一步拉攏伯父,遂任命他為陸軍總長。又由於伯父繼室張氏與袁世凱家有親戚關係,所以段、袁兩家來往密切。後來,伯父雖因袁世凱削弱其兵權心懷不滿,但他一直對袁幾十年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已。當袁世凱進行復辟帝制活動,伯父持明確的反對態度。
初時,伯父曾婉轉向袁世凱陳述利害,萬不可改變國體,但是袁不置聽,只有杜門不出,不見賓客,以作消極的抵抗,事實上並未發生任何變故。袁死後,伯父曾對人談過這事的始末:「我知道有人製造復辟帝制的輿論後,於會見項城時,曾以試探的口氣詢問,而項城矢口否認,謂你不要聽信這些無稽的謠言。後來風聲漸緊,我又進言詳陳一切,袁雖仍然否認,可是態度神情已可看到其內心。我第三次約定時間往謁,不顧一切痛陳利害,言明此事關係國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萬不可做,萬不能做。袁態度始而緊張,繼而惱羞成怒,厲聲的回答我說,這是克定與楊度等討論的問題,你何必這樣大驚小怪的重視呢?我亦起立大聲地說,因為我是受總統數十年的知遇,不敢不直言奉上,此時懸崖勒馬尚可挽救,稍縱即逝,悔之晚失。袁不答,我遂辭出。後兩次請見,袁竟以身體不適拒絕,而無法挽救。我苦思幾日夜,我受袁氏幾十年知遇,如潛出聲罪致討,衡之舊道德,我不能這樣做。」
鹿鍾麟派兵圍宅經過
1926年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國內輿論大嘩。張、吳、馮還是混戰局面,各軍閥內部派系鬥爭加劇,北京形勢緊張,伯父憂慮不安,常擔心會發生意外事變。4月9日下午2時許,楚溪春(北洋軍閥執政府衛隊旅參謀長)來吉兆衚衕段宅,他對我說:「我剛才聽到一個奇怪的議論。」我即問他是什麼議論,何處聽來?楚溪春回答說:「中午我和唐之道(鹿鍾麟部師長)在一起吃午飯,唐對我說:『晴波(楚溪春號),老段的政府就要垮台,你頭腦要清醒些。』」我察覺國民軍方面已在做楚溪春的工作,於是我告訴楚溪春正好將計就計,假裝靠攏鹿鍾麟,而向唐之道進一步探聽虛實。楚說「好」,就出宅去找唐之道了。
晚上7點多鐘,我到東四十二條衚衕家兄宏業家去吃晚飯,正吃飯時來了電話,謂伯父要我即刻回吉兆衚衕宅中。我到家時伯父已卧床休息,他隨即給了我一張紙條,並告訴我說:「這是雲沛(曾毓雋的號)剛送來的。」他接著惱怒地說:「鹿鍾麟,他敢這樣胡鬧嗎?」我接過紙條一看,上面僅寫了簡單的幾個字:「今夜鹿鍾麟恐有舉動,要發生事變!」聯繫到下午楚溪春所說的情況,我思想上有些緊張。根據伯父的意見,我即分別以電話通知衛興武、魏宗瀚及衛隊旅旅長宋玉珍和宏業等人,他們隨即來到段宅商議應付之策。10時許,我想到有必要與賈德耀(當時的國務總理)通電話,但發覺由段宅往外掛電話已被監視而不能通話了,因此我判斷事變就要發生,遂趕快向伯父及宋玉珍等報告。這時楚溪春參謀長尚未歸來,我就會同宋旅長召集步兵營長張虎臣、少校參謀王壽圖等籌謀對策,決定安置十二挺機槍於東四的二、三、四條衚衕口,以南小街為界布防。當時在附近的步兵僅有一連還聽命。待我和宋旅長布置完畢,再到後廳報告時,伯父已感到形勢於己不利,接受了衛興武、魏宗瀚的勸告,出宅到東四八條衚衕的崔子良家去了。
到晚上11時半得報告:警備司令部大隊人馬的先頭部隊已達東四三條衚衕東口南小街,他們見有機槍布防,遂停止了前進。雙方對峙達三小時之久。10日凌晨3時許,楚溪春參謀長回宅,我要他去警備司令部見鹿鍾麟,請鹿撤軍。鹿鍾麟不久就來電話說:「運凱先生(宏綱的號),今天的事是因為我們聽說衛隊有不穩的消息,故派隊伍來保護執政和你們的。」我知道儘管鹿鍾麟的話說得很婉轉,但情況很嚴重,於是我對鹿說:「鹿司令,你對政治有什麼主張、辦法,我想老先生都可以接受的,但先要請撤兵再協商。」一刻鐘後,王參謀來報警備司令部隊伍已撤,我們的布防士兵連同機槍也隨即撤了。我鬆了一口氣,這一夜雙方對峙形勢雖然十分緊張,但幸而未發生流血衝突。伯父於4月9日晚上出走後,在八條衚衕崔宅住一日夜,11日晨轉移去東交民巷桂樂第,隨即下令國務由外長鬍維德代理。後又回吉兆衚衕宅中休息幾日,感到大勢已去,遂通電下野,4月20日由吳光新陪同逃往天津寓居。
下野後的生活及其他
伯父被迫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宣布下野以後,一直寓居天津魏宗瀚宅。因人口眾多,經濟窘迫,由田中玉(曾任山東督軍)、陳調元(曾任安徽省長)等舊部屬接濟維持。1928年北伐勝利,這年秋季蔣介石第一次到北京。由蔣介石授意,由其左右吳忠信的介紹、陪同,我和蔣曾於北京飯店會見。蔣對我說:「我亦保定陸軍學堂學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因公務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先生。」會見後,蔣介石派吳忠信去天津見伯父,並送去二萬元生活費。以後三四年也陸續送過巨款去。其目的無非是以此籠絡伯父及皖系軍政界人士,為鞏固其獨裁統治效勞。但蔣又是一個多疑的人,他認為伯父過去有其權威,現雖在野,恐仍有其潛伏的力量,讓其長期居住北方,恐養成後患,於己不利。所以蔣曾多次示意要伯父南下。
1933年1月19日,由錢永銘(交通銀行董事長,政學系)持蔣介石親筆簽名信到天津,要伯父「南下頤養」,還假惺惺地說待其南下以後「俾得隨時就商國事」。伯父見信後答覆錢永銘說:「余老矣,無能為矣。介石如認為我南下於國事有益,我隨時可以就道。」遂於第三日晨,即1月21日乘津浦特快加挂車,由我、吳光新、魏宗瀚三人陪同南下。1月22日中午抵達南京,蔣介石通令南京少將以上軍人,著軍服過江至浦口車站迎接。蔣在下關碼頭迎接,並設晚宴招待。1月23日由蔣介石、孫科、何應欽陪同往謁中山陵。是日夜搭快車加挂車,於24日晨到達上海。
伯父是年已69歲,由當時的上海市政府安排在舊福開森路世界學院暫住,兩月後移往舊霞飛路陳調元的房屋(今淮海路上海新村即其舊址)居住。抵上海後,國學大師章太炎曾來訪,伯父也曾回訪,但苦於雙方語言隔閡,多有聽不懂對方的話之處,雖有我轉述,但仍有不能暢談之憾。特別是太炎先生滿口餘姚土話,許多地方連我也聽不明白。並曾應李鴻章幼子李經邁(又名季高)之約參觀過江南造船廠及吳淞口炮台舊址。
1934年春,伯父忽患胃潰瘍症,胃部出血,經醫治暫愈。夏天,應蔣介石請,曾往廬山牯嶺避暑三個月,其間當時的安徽省主席劉鎮華(保定陸軍學堂學生)曾來廬山見伯父,邀其回省觀光省親。伯父婚後數十年未歸故里,欣然欲往。我因考慮他年事已高,體弱有病,怕經不住旅途舟車之勞,所以婉言勸阻,後始作罷。由廬山返滬後,身體益形衰退,中西醫及友人均勸伯父開葷以增加營養,增強對疾病的抵抗力,但他堅決不肯,說:「人可死,葷不能開。」每日除下圍棋一局外,大部分時間靜坐誦經或閱讀舊書。
1936年10月下旬,李思浩先生自華北返上海,述及長城內外淪陷混亂情況愈益嚴重,伯父聽後亦為之感傷良久。11月1日,他胃潰瘍病複發,胃部大出血,急送往宏恩醫院延治,但搶救無效,血出不止,於11月2日晚上8時停止呼吸。11月5日大殮,時林森、居正、于右任、吳忠信、張治中均先後親來弔唁。
關於卜葬地點,家人及親友多主張葬於皖南黃山,張治中將軍也表示贊同。但長兄宏業力主將靈櫬送往北京安葬,舊時喪禮以長子意見為重,家人只得從其主張。靈櫬於12月7日隨火車北上,9日運抵北京,暫厝於西山卧佛寺後殿。其後一置十餘年未克安葬。新中國成立後,因為西郊卧佛寺為風景遊覽區,伯父的靈櫬未便長久置放該處,遂移厝北郊清河鎮。1963年秋葬於西郊香山附近之萬安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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