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 周葦風 朱蕙心：三楚觀念：考察楚漢文學關係的新維度

原標題：《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 周葦風 朱蕙心：三楚觀念：考察楚漢文學關係的新維度

三楚觀念：考察楚漢文學關係的新維度*

周葦風 朱蕙心

摘 要：司馬遷將楚國分為南楚、東楚、西楚，楚文化則由這三個區域文化組成。這三個文化區域的過渡地帶互相聯繫、互相影響，但其中心區域的文化各具特色，無法替代。就道家思想產生的地域來講，春秋時的陳、鄭雖鄰近楚國北部，老、庄卻生活在淮河以北靠近黃河的中原地區。楚人的發祥地荊山和睢山在楚國北部，與陳、鄭相距也不算太遠。但荊山、睢山地區的文化代表不了荊楚文化，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荊楚文化在長江流域，甚至遠在南方的沅水、湘水兩岸。因此，就文化的歸屬來講，屈騷作品代表了荊楚文化也就是南楚文化，老莊思想則屬於西楚文化。陳、宋兩地的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特有的質樸厚重，同時又不乏浪漫靈動。漢代文學和文化給人的總體印象是厚重有餘而靈氣不足，這是漢文化在以陳宋文化為主體的西楚文化的基礎之上雜糅各地文化的結果。三楚觀念是考察楚漢文學和文化的新維度，目前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注意。

關鍵詞：三楚；文學；文化；楚漢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漢代文學與三楚文化關係研究」（15BZW088）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周葦風，男，文學博士，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的教學和研究。朱蕙心，女，江蘇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

楚辭研究肇源於賈誼與劉安，奠基於司馬遷。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說屈原「衣被詞人，非一代也」［1］8。楚辭對後世文學的影響是楚辭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戰國後期，楚國疆域遼闊，司馬遷將楚國分為南楚、東楚、西楚。東楚、西楚在推翻暴秦的戰爭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東楚、西楚文化在漢初文化建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楚漢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國內外學者大多將關注的重點集中在南楚，卻忽略了東楚、西楚的存在。

一、從南楚文化圈腹地看老莊思想的中原文化屬性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2］2830南郡即今天的荊州，也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楚都郢。彭城為今天的徐州，原是宋國領土，戰國中期宋一度遷都彭城①。公元前286年，齊、魏、楚三國「滅宋而三分其地」［2］1482，「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3］1664彭城與南郡，距離遙遠，一個在西楚的最東部，一個在西楚的最西部。就文化上來講，兩者的區別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南郡和彭城到底該分屬三楚中的哪部分，歷史上學者們的看法並不相同。漢魏之際的文穎沿用司馬遷的說法，在《漢書·高帝紀》「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注中說：「《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而同書顏師古注引孟康《漢書音義》則以江陵（即南郡）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3］28。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說南楚「其俗大類西楚」，按此處的西楚不是「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這個意義上的西楚，而是專指南郡而言。楚人祖先熊繹篳路藍縷以處的荊山已是中原邊緣，楚文王定都於郢更與中原腹地拉開了距離。就文化上來講，南郡屬於南楚文化，這也正是孟康《漢書音義》以江陵（即南郡）為南楚的原因。從屈原的《九歌》創作情況也能看出南郡屬於南楚文化。關於屈原創作《九歌》，王逸《九歌敘》這樣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4］55這裡將南郢之邑與沅、湘相提並論，綜合論述了此間歌舞的特點。由此可見，南郢之邑與沅、湘在文化上是一體的。

中原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原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地域概念，中原初取「天下之中」的含義，後引申為中原華夏諸侯國。公元前632年，圍繞宋國、曹國和衛國，晉楚為爭霸爆發了城濮之戰，齊、秦、陳、蔡被捲入其中。曹國、衛國、晉國、蔡國，均為姬姓。秦，嬴姓，居周人故地，彼時已隔河與晉相鄰。周武王死後，武庚叛亂，被周公殺死，封紂之庶兄微子啟於商丘，國號宋。陳國，舜後。齊國則是周朝開國功臣姜子牙的封國。城濮之戰前，晉公子重耳曾流亡到楚國，受到楚成王厚待。當被問及如何報答楚國時，重耳回答：「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5］447重耳所謂的中原與偏處一隅的荊楚相對而言，指華夏諸侯國。陳與宋處於淮河以北，黃河以南。西漢武帝時，趙人徐樂上書談論國事，其中有云：「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2］2571七國之亂主要在黃河以南、淮河以北的陳、宋故地展開，漢代人稱之為中原。

先秦時期道家代表人物有三：老子、莊子和列子。據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裴駰為《史記》作集解：「《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司馬貞作索隱：「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2］1897公元前478年楚滅陳，其時老子雖可能還在世，但已年老。司馬遷謂老子為楚人，是以戰國時楚國疆域稱之。即使這樣，老子也應該視作陳國遺民。另外，老子曾為「周守藏室之史」，長期在洛陽供職。老子思想不是荊楚文化的產物，而是中原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莊子，宋之蒙人，曾釣於濮上。《漢書·地理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3］1665今河南有濮陽市，在黃河下游北岸，冀魯豫交會處。列子是鄭國人，鄭為姬姓諸侯國，亦在黃河沿岸。陳、鄭、宋三國相距不遠，生產條件和文化極為相似，所以才在三國產生了老、庄、列三位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一書，杳冥而深遠。庄、列之徒，荒唐而譎怪。王逸評《離騷》之文，指出其有「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的特點。許多學者往往據此將屈原作品與《老子》《莊子》一併視作楚文學的代表。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韓、魏、陳、宋，地界南北之間，故蘇、張之橫放，（蘇秦為東周人，張儀為魏人。）韓非之宕跌，（非為韓人）起於其間。惟荊楚之地僻處南方，故老子之書，其說杳冥而深遠。（老子為楚國苦縣人），及庄、列之徒承之，（庄為宋人，列為鄭人，皆地近荊、楚者。）其旨遠，其義隱，其為文也，縱而後反，寓實於虛，肆以荒唐譎怪之詞，淵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測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修，芳草美人，託詞喻物，志潔行芳，符於二《南》之比興，（觀《離騷經》《九章》諸篇皆以虛詞喻實義，與二《雅》殊。）而敘事紀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庄、列相同。（故《史記》之論《楚詞》也，謂『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污，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南方之文，此其選矣。」［6］262戰國時期，魏都大梁（今河南開封），韓都新鄭（今河南新鄭）。劉師培既然承認陳、宋與韓、魏均地界南北之間，就當將老子、莊子、列子與蘇秦、張儀、韓非諸人同列，而不應該歸之於僻處南方的荊楚。

二、三楚視閾下老莊思想、屈騷作品與楚文化的關係

司馬遷所謂的三楚，是就戰國後期楚國的疆域而言。東楚原是吳越故地，西楚除南郡外絕大部分領土為楚兼并過來的中原華夏諸侯國的土地。楚人的發祥地荊山、睢山雖然屬於西楚中的南郡，但最具地域特色的荊楚文化卻主要在南楚，屈原作品表現出來的地域特色也在南楚。然而漢代人將戰國後期楚國兼并來的土地一律稱作楚地，將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稱作楚人。這樣一來，不僅老子，連莊子也都成了楚人。按照漢代人的觀念，楚文化絕不僅僅是荊楚文化，吳越文化、梁宋文化、陳楚文化也是楚文化的一部分。說老子、莊子為楚人沒有關係，說道家思想是楚文化的一部分也還說得過去，但絕不能將楚文化等同於荊楚文化，更不能將單一的荊楚文化視作孕育道家思想的土壤。就道家思想產生的地域來講，春秋時的陳、鄭雖鄰近楚國北部，老、庄卻生活在淮河以北靠近黃河的中原地區。楚人的發祥地荊山和睢山在楚國北部，與陳鄭相距也不算太遠。但荊山、睢山地區文化代表不了荊楚文化，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荊楚文化在長江流域，甚至遠在南方的沅水、湘水兩岸。以此而論，道家產生的地域與荊楚文化圈腹地間距離還是非常遙遠的。

楚自建國開始，便與中原諸侯國接觸和聯繫。通過頻繁的經濟往來和戰爭，春秋中期以後，楚文化在保持荊楚文化特色的同時，也不斷地吸收外來文化，尤其是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戰國時期，楚國兼并了淮北許多諸侯國，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儼然融為一體。近代學者往往以為楚辭是荊楚文化的產物，並極力從楚歌、楚聲中尋找淵源。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即云：「《滄浪》《鳳兮》二歌，已開楚辭體格。」［7］61然古人則以為，屈原乃「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4］48，稱「屈原之作《離騷》也，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2］2184。自西漢劉安《離騷傳》、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依《詩》論《騷》後，清代以前的學者大多堅持由《詩》到《騷》的思路，認為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楚辭是在學習北方《詩經》的基礎上創作的。

影響總是雙向的，楚文化既受中原文化影響，同時也影響中原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兼并戰爭儘管促進了各地文化的融合，但文化的地域性並不以行政區劃的改變而完全改變。以陳楚文化為例，陳併入楚國版圖後，陳地文化並未就此滅亡，只不過吸收了荊楚文化後陳地文化更加豐富多彩而已。《說苑·修文篇》：「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無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8］509《左傳·成公九年》記楚人鍾儀被俘虜至晉國，南冠而縶，琴操南音②。南音、南風，既可理解為特指，也可理解為泛指。特指分別為荊楚、陳地音樂，泛指則是與「北鄙之音」相對的南方音樂，不但包括荊楚、陳地，也包括吳越音樂。就地理位置而言，相對於北方的殷墟，陳、楚自然均為南方。然而陳人看殷墟為北方，視楚人為南方。陳處中原邊緣，楚人視陳則為中原諸侯國。陳鄭處於中原文化的邊緣，故表現出有異於中原腹地文化的性狀。

清廖元度《楚風補·凡例》謂是編為「補三楚文獻之遺」［9］17，其中錄有李耳、莊周、項羽、劉邦、韋孟等人詩作。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將老莊與屈原相提並論，共同作為先秦時期南方文學的代表。受此影響，張正明《楚文化史》、蔡靖泉《楚文學史》也將楚文學的內容擴展為當時整個南方文學，但同時反覆強調楚文學以南楚文化為基礎。這種做法遭到一些學者質疑。方銘的論文《從莊子與屈原的審美理想看楚文化》不同意將老莊與屈原捆綁在一起，他說：「研究楚文化的人，常常以屈原、莊子二人為楚文化的代表，通過發掘二人的共性，以建立楚文化作為一種獨立文化的基石。事實上，莊子與屈原在本質特徵上是很不相同的，而莊子學說與屈原思想與中原文化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10］孫立《老莊故里及文化歸屬考辨》也認為老莊不是南楚文化的產物，他說：「老子的身世歷來是學界由古到今的一個疑點，但對於老子的籍貫卻意見比較一致，這就是《史記》本傳中提出的『楚國苦縣人』，苦縣春秋時屬陳國，戰國時歸楚，地望在今河南省鹿邑縣。莊子為宋國蒙人，戰國末宋為齊所滅。宋國蒙地今人多認為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東北。老莊二人，分屬陳宋，地域均在長江、淮河以北，自然應是北方人。」［11］這些質疑和爭論自然很有道理，因為產生老莊思想的土壤和產生屈騷作品的土壤截然不同。

生長土壤不同，所開之花自然不同，這也是學者無法苟同老莊和屈原共同代表楚文化尤其是荊楚文化的原因。但從另一個角度講，老子生活的陳國，莊子生活的宋國，歷史上的確一度成為楚國的一部分，所以稱老莊為楚國人本也沒錯，說老莊思想和屈騷作品代表了楚文化的最高成就自有其根據和道理。其實這個問題爭論的焦點不應糾纏於老莊和屈原能否共同代表楚文化，而應該引入漢代人的「三楚」觀念，從三楚區域劃分的角度審視老莊思想、屈騷作品乃至楚文化。楚文化由西楚、東楚、南楚三個文化區域組成，這三個文化區域的過渡地帶互相聯繫、互相影響。但其文化中心區域卻各自具有特色。就文化的歸屬來講，老莊思想屬於西楚文化，屈騷作品卻代表了荊楚文化也就是南楚文化。楚文化是西楚、東楚、南楚三種文化的合體，站在漢代三楚觀念的角度，老莊自應屬於楚文化，只不過屬於西楚而非南楚。

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指的是楚人早期生活的南楚，廣義上則是戰國時期的楚國疆域。漢代人將楚國分為南楚、東楚、西楚，採用的是廣義上楚的概念。也就是說，楚文化實由東楚、西楚、南楚三種相互影響又相對獨立的地域文化組成。但由於東楚、西楚、南楚同屬楚文化，漢初在推崇楚文化的時候不便區分彼此。尤其是南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屈原，在政治上反秦，代表了當時普遍的反秦意識，因此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家及作品在漢代也受到極大推崇，並深刻地影響了漢代乃至後世的文學。

受思維定勢的影響，人們往往習慣於用屈原、宋玉等創作的楚辭來評估楚文學與漢代文學的關係。絕大多數文學史教材將南楚文化視作楚文化的全部，將楚漢文學的繼承性和連續性簡單描述為楚辭、楚歌對漢代文學的影響。趙明、楊樹增、曲德來《兩漢大文學史》，孟修祥《楚辭影響史論》，李立《楚漢浪漫主義文學發展史》等著作在探討楚辭、楚文化對漢代文學的影響時，也都沒能超越傳統的研究範式。張強的論文《漢文學與楚文學關係綜論》注意到了單單用屈原、宋玉等創作的楚辭來評估楚文學與漢代文學關係的局限性，重點考察了道家思想對漢代文學的影響。但就楚文化的內涵和外延來講，該文顯然沿用了廖元度、劉師培等人的看法，對三楚文化之間的區別和聯繫缺少明晰的界定和分析。沒有人否定楚文化、楚文學對漢代文學的哺育之功，楚文化對漢代文學的影響超過了任何區域文化，但這種影響只有在三楚視域下才客觀、全面、真實。

三、西楚文化與漢代文學、文化特點的形成

關於漢文化的形成，鄧以蟄先生在《辛巳病餘錄》中這樣說：「世人多言秦漢，殊不知秦所以結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獻，雖至始皇力求變革，終屬周之系統也。至漢則煥然一新，迥然與周異趣者，孰使之然？吾敢斷言其受楚風影響無疑。漢賦源於楚騷，漢畫亦莫不源於楚風也。何謂楚風？即別於三代之嚴格圖案式，而為氣韻生動之作風也。」［12］281周平王時，為了避開犬戎的騷擾，周東遷洛邑，將岐山以西之地賜予救周有功的秦襄公。秦承襲了西周故地的同時，也承襲了西周文化。鄧以蟄先生說秦文化屬於周之系統有一定的道理。秦始皇橫掃六合，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並於一統，尤其是「書同文」「車同軌」政策極大地推動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但秦享祚不久，延至二世胡亥，統一不過短短十五年的暴秦就被推翻了。在風起雲湧的秦末亂世中，崛起於豐沛地區的劉邦帶領一幫弟兄東沖西殺，南征北戰，最後入主長安，建立起一個空前統一的漢朝。漢武帝以前，在許多國家制度上，基本上沒有突破秦代模式，所以人們常常說漢承秦制。但在統治思想上，漢一改秦之苛政，施行與民休息的寬緩政策。漢代文化的融合是巨大的，各地文化迅速融合，使得漢文化色彩斑斕，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鄧以蟄說漢文化氣韻生動，說的就是這種感覺。

漢文化的確與周秦文化不同，不同之處在於周秦文化的色調有些單一，而漢文化卻豐富多樣。在漢文化，我們既可以找到周秦文化的厚重，也能找到楚文化的浪漫靈動，當然隨著對外交往增多還增添了不少域外色彩。如果說漢文化中的氣韻生動得益於楚騷的影響，那麼漢文化的厚重感又從何而來？秦代不文，文學幾乎沒來得及創作就滅亡了，但秦帝國為我們留下了氣勢恢弘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和萬里長城。秦帝國橫掃六合的氣勢，推崇宏大巨麗之美，在漢文化中成為漢唐氣象的底色被保留下來。漢代文化是以兩周倫理文化為源頭的，整合了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學說，開放性地吸收了疆域內甚至域外文化的精華。對此魯迅先生說得很好：「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13］197然而奇怪的是，在楚漢文化和文學的研究中，不少學者只關注漢文化中幾朵楚騷式的碎花，而對其厚重的底色可以說視而不見。

一般認為漢大賦由騷體的楚辭演化而來，其實漢大賦的來源是多方面的。以枚乘的《七發》為例，吳客在說明物慾之害時說：「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葯。」［14］449這段內容和排比寫法都與《呂氏春秋·本生》中的一段極為相似：「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15］15在觀濤一段描寫中，「觀其所駕軼者，所濯拔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這樣的句子顯然取法於《莊子·齊物論》中寫風那部分。不錯，《七發》中對音樂、飲食、宮室之事的大肆鋪寫確實有沿襲和模仿《招魂》和《大招》的痕迹，成為楚辭對漢賦產生影響的直接證據。但章學誠的先秦詩、騷、散文同為賦體之源的觀點更值得重視。章學誠在《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第十五》中說：「古者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庄》《列》語言之屬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征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16］952就漢賦所受影響來說，假設問對不為《離騷》所獨有，恢廓聲勢是戰國策士說話的特色，排比諧隱、征材聚事是諸子散文常用手法。如此說來，所謂楚辭對漢賦的影響，最直接的證據也僅有《招魂》《大招》中對音樂、飲食、宮室鋪排描寫一項了。如果說楚辭代表了南方文化，《詩經》和戰國諸子無疑代表了北方文化。從以上分析來看，北方文化對漢賦的形成是直接的、主要的，南方文化只不過為漢賦增添了一絲異樣的光彩。也正因如此，漢賦給人最為強烈的印象不是南方文化的光怪陸離，而是北方文化的厚重巨大。

一般而言，帝王集團成員，尤其是核心成員的出身，直接影響到該集團的文化面貌和組織結構。這中間起重要作用的是文化的認同。隨著帝王在爭奪天下的戰鬥中勝利，這個地方性集團也入主中央，並將其地域性帶入中央。故此，地域性的特徵在新王朝建立之時表現得尤為顯著。秦末劉邦率豐沛子弟起兵，建立西漢王朝。豐沛子弟在劉邦奪取天下和西漢前期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西漢建立後，劉邦升豐邑為豐縣，與沛縣並置。據《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統計，高祖共封侯142人，其中來自豐沛而侯者47人，約佔三分之一，豐沛集團構成了漢初功臣集團的核心。豐沛文化是西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楚文化在漢初文化建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黃老思想在漢初成為國策即為明證。

從地域上說，西楚的主體部分是春秋戰國時期陳、宋的疆土，在這塊土地上曾生活過老子和莊子。中國古代學者往往庄、屈合詁，或庄、騷並稱。當今學術界一般承認《莊子》與屈原的《離騷》共同構成了我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莊子》一書以奇幻的想像、豐富的寓言，向世人昭示西楚大地並不缺乏浪漫的文化因子。歷史上，在西楚大地上曾演出過《詩經》中的《商頌》和《陳風》。陳地傳說是「太皞伏羲氏之墟」，其民「好樂巫覡歌舞之事」［17］81。據《陳風》，陳地的宛丘之上、衡門之下，都曾是著名的歌舞場地。周封殷遺民於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18］1485。《商頌》五篇全是莊嚴的祀祖樂歌。從《商頌》和《陳風》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陳宋兩地擊鼓婆娑的舞者身影，也能聆聽到「既和且平」的「穆穆厥聲」；《老子》《莊子》雖然杳冥而深遠、荒唐而譎怪，但卻是對哲學不折不扣的理性思考，是中原地區理性文化的產物。陳宋兩地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特有的質樸厚重，同時又不乏浪漫靈動。如果說漢代文學和文化給人的總體印象是厚重有餘而靈氣不足，我們不得不說這是漢代在以陳宋文化為主體的西楚文化的基礎之上各地文化雜糅的結果。

綜上所述，三楚文化既相互影響又相對獨立，不能混為一談，但也不宜截然分開。就文化的歸屬來講，屈騷作品代表了荊楚文化也就是南楚文化，老莊思想則屬於西楚文化。春秋以後，中國大一統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南北文化交流也越來越頻繁。三楚文化對中原文化不斷進行豐富、補充和影響，中原文化則對三楚文化進行吸收、選擇和改變。秦漢統一後南北文化進一步水乳交融，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多元整合的大一統文化。漢代文學雖然吸收了南楚浪漫傳統，但主要還是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因此我們說，漢代文學絕非簡單的三楚文學的延續，而是對其藝術精神的包容、吸收和改造。

注釋

①參閱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22頁。②《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9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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