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北洋政治史」：清廷授權無效、曹錕賄選可疑 | 薦書

啟風/文

近年來，大陸有關民國史的佳作頻出，學者們或留意國民政府的內政外交，或關注某一文化現象的前因後果，而很少有人將北洋政府作為研究對象。國內能見到的相關著作，來新夏等所著《北洋軍閥史》，史料、觀點具已陳舊；海外學者陳志讓的《軍紳政權》、齊錫生的《中國的軍閥政治》等，也是新意不再。國內的北洋史研究亟待推陳出新。

任教於四川大學的楊天宏信奉「全部民國史都是政治史」，不僅長期致力於北洋史研究，且常有新見發表。他今年推出的《革故鼎新：民國前期的法律與政治》，是繼十年前《政黨建置與民國政制走向》（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之後的第二本論文集。

由於在《革故鼎新》中，作者和編輯都沒有說明以上兩書的關係，我在此稍作一些補充。首先，這本新書所收文章大多發表於2008年之後，只有《北伐期間的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責任人問題》等少數幾篇，和《政黨建置與民國政制走向》一書內容重合。

其次，作者還將部分舊文進行了整合，如《北伐前夕中國政治中文武關係的變化》《地方意識興起與中國政治的區域化》《北伐前夕中國政治中的外國因素》三篇，在添加導言和結語後，被合為長文《北伐前夕中國政治格局及變化趨向》，有助於讀者貫通思路。

兩個經典駁論

雖然是一本論文集，但《革故鼎新》的內容雜而不亂，主旨頗為鮮明，即還原北洋政府在近代政治轉型中的真實面貌。全書內容大致分為三塊：

一是對流行觀點的辨偽去妄，包括客觀評價《清帝退位詔書》的作用、澄清曹錕賄選的傳統說法、重估善後會議的影響等；

二是鉤沉重要史事，如對北洋時期司法官員處境、爭取裁撤「治外法權」的研究；

三是探尋北洋政府的轉型意義，作者對民初歷次制憲、「北洋正統」存廢等，都有獨到見解。

在這十幾篇文章中，最具學術和思想價值的，應當是《「清帝退位詔書與「五族共和」的構建》和《曹錕「賄選」控告的法律證據研究》兩篇。

前者針對的是2011年「辛亥百年」之際，政治學學者高全喜所寫的《立憲時刻》。他在書中聲稱，《清帝退位詔書》具有憲法性文件的意義，是南北「雙方都接受並有約束力的建國契約」，發揮了終止暴力、轉移主權、授予新政權合法性、維繫「五族共和」及邊疆領土完整的多重作用。

對於高全喜的這一觀點，當年不少人曾撰文批評，其中最有力的還是楊天宏。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先從政治學概念著手，辨析了主權和統治權的區別，指出所謂「主權轉移」在學理上根本不能成立；隨後，他憑藉豐富的史料，闡明了兩個關鍵點，一是民國政府建立於清帝退位之前，並不需要清廷「授權」；二是清廷覆亡前，其對邊疆的管理已是力不從心，又有什麼能力向民國政府移交版圖？楊天宏總結說，

「《清帝退位詔書》不過是一道末代皇帝退出歷史舞台的『告別諭旨』而已，並無後來詮釋者賦予的那麼多深意。」

楊天宏將對高全喜等人的辯駁，作為《革故鼎新》正文的開篇，因為正是清帝退位、南北統一，才催生了本書的研究對象——北洋政府。圍繞北洋政府，腐敗和賣國是被貼的最多的兩個標籤，其中腐敗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曹錕賄選」。事情的經過，陶菊隱、丁中江在他們所著的「史話」中都有詳敘，《北洋軍閥史》的定論是，

「經過高價收買和武力脅迫，曹錕終於如願『當選』了中華民國大總統」。

後世為曹錕辯護的人不是沒有，但他們大多是從理解，而非事實層面出發，如關注民國憲政史的學者嚴泉認為，賄選的發生，

「表明軍閥對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認同，雖然他們盡可以訴諸武力奪取選票，卻並未如此行事」。

楊天宏則是通過爬梳史料，指出曹錕向每名議員簽發的5000元支票，其實有補發歷年所欠工資的意味，發放時並未預設條件。後來選舉總統，確有至少110名接受了支票的議員，沒有投票給曹錕。1924年直系政權倒台，復出的段祺瑞曾嚴查賄選事件，也未能搜集到有力證據，只好不了了之。

在楊天宏看來，曹錕之所以要大費周章地為議員發薪，只是想湊足參加投票的法定人數，讓選舉程序一切「合法」。至於議員們選誰並不重要——在當時「直系其實無須拉票，只要能開成選舉會，總統就非曹莫屬」，自然不必賄選。

在楊天宏看來，「曹錕賄選」的流言廣泛傳播後，最重要的影響，不是毀掉了曹錕的個人聲譽，導致其失敗，而是讓1923年憲法（「曹錕憲法」）——北洋時期最完善的一部憲法，成為眾矢之的，無法施行。《革故鼎新》中有關民初制憲問題的討論頗多。

圖：1927年，曹錕（左一）接受記者採訪

系統解讀「北洋之敗」

作為一名有「野心」的學者，楊天宏不滿足於對少數具體問題的澄清或重塑，他還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矯正民國史研究中的某些不良傾向，比如過分注重文化史，輕視政治史；又如習慣「碎片化」，不顧「整體史」；再如著作卷軼浩繁，而無「系統性」。《革故鼎新》的緒論和代跋，即是楊天宏針對民國史研究中這些問題，專門撰寫的兩篇文章。

楊天宏直言，在民國政治史方面，很多基本史實問題尚未解決，學者們就轉向西方學界所注重的社會史、文化史研究，實在操之過急。他認為，政治史是「解開民國全部歷史密藏的鑰匙」，而

「一旦選擇政治史作為整合全部民國史研究的進路」，有關「歷史學『碎片化』的擔憂，或將成為大可不必的杞憂」。

因此，楊天宏選擇的研究方向就是北洋政治史。

其實，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早已引起不少學者的注意。比如蕭功秦教授曾結合自己的治學經驗，指出克服「碎片化」要靠問題意識，

「如果我們頭腦中有一個貫穿於其中的問題意識，我們從這一問題意識入手，始終以這一問題意識為線索來觀察歷史，在一以貫之地回應這一問題的過程中來考察歷史，就會形成以這一問題為中心的對於兩百年歷史的整體的理解，碎片化的傾向也能得到克服。」

當然，蕭功秦自己就有很好的問題意識。

圖：楊天宏教授

在《革故鼎新》中，我們能看到，為克服「碎片化」傾向，楊天宏不僅實踐了自己所說的以政治史為綱，也一直保有問題意識。本書內容全部有關政治，研究的是北洋政治史中的重要事件，而所有這些研究，為的都是解釋北洋時期的中國走向問題。

舉例來說，楊天宏談《清帝退位詔書》的真實作用，解釋的是民國合法性的取得過程；澄清賄選，是要展示北洋「法統」的淪喪；至於各系對「北洋正統」的爭奪、各界對善後會議的期盼，以及地方自治、「反帝」等觀念的流行，都是導致北洋政府崩潰，並被國民政府取代的關鍵因素。讀者從這幾篇文章，即能看出雙方的一些勝負緣由。

楊天宏理想中的民國史研究，不僅僅要免於「碎片化」，還要有「系統性」。用他的話說，「一個一以貫之的系統」，必須至少滿足「四方面要求：一是內容完備周至，二是學術思想一以貫之，三是建構了能夠將多層面的歷史事實擺放在合理位置的邏輯框架，四是提供了能夠自圓其說的解釋體系」，是真正的「高標準，嚴要求」了。

從《革故鼎新》來看，我想楊天宏有可能是要從民初法統問題入手，重構「系統性」的北洋史研究。

對歷史的重構，通常有兩條路經，一是通過新發現的史料，如茅海建教授通過翻查清宮未刊檔案，重寫了有關戊戌變法的一系列事件；二是在常見史料中挖掘新意，如辛德勇教授一再表示，讀好「二十四史」等所謂「正史」，同樣能有新的發現。

相對來說，楊天宏更接近於後者，使用的雖然主要是報刊、回憶等常見材料，但能寫出不同前人的觀點。

於治史而言，楊天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優點，就是對互為敵手的北洋系和革命黨，他能一視同仁，不刻意苛責或溢美其中任何一方。在《革故鼎新》里，他對孫中山的「革命」情結和袁世凱的私心誤國，即都有批評。而很多學者，會有研究誰，就一味說誰好話的傾向。

憑藉此相對客觀的立場，相信楊天宏未來一定能為北洋政治史留下一部「系統性」著作。

本文原刊於《鳳凰周刊》2018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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