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期的上海大學

作者 潘琦

1922年秋至1927年春，在十里洋場的上海，有一所別具一格的學校—上海大學。這所學校無論是對當時舊教育制度的衝擊，還是對革命鬥爭的推動，都起到過巨大的作用，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光榮的一頁。

一

上海大學的前身是私立東南高等專科師範學校。該校以提倡「新文化」為號召，四方青年負笈來學者160人。實際上創辦人並非真心辦學，而是以金錢為目的，因而學校設備簡陋，教學內容落後，教務廢弛。1922年初秋，學校發生學潮，師生們借五四運動的餘波，奮起鬥爭，驅逐校長，並公推當時名望頗高的國民黨人于右任來校任校長。10月23日，東南高師正式改組為上海大學。

上大從1922年10月成立，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停辦，前後5年半。學校的發展歷程，大抵可分為整頓、發展、恢復3個階段。

整頓階段自學校創立至1924年春，歷時約1年半。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學校剛創立，「百廢待興」，一切都從頭做起。1923年春季開學，上海大學就積極著手整頓校務，並為此聘請了著名共產黨人鄧安石（即鄧中夏，到校後改名）為總務長，負責主持學校行政工作。當時，校長於右任是掛名的，學校校務主要由鄧中夏主持。

鄧中夏

鄧中夏到校後，主要抓了3件事：一是確定教育方針；二是改革學校建制；三是聘請具有真才實學的學術界人士來校教學。這3件大事，到1923年底基本上完成了。關於教育方針與學校建制，學校教學規劃中說得十分明確：「本校為應社會之需求及事實之便利起見，除仍辦中學部外，大學決暫辦下述兩院：（1）社會科學院；（2）文藝院。」辦學的宗旨是為了適應「社會之需求」，也就是為了社會改造和政治鬥爭的需要，而不是辦成像東南高師那樣「經營式之學店」。這一階段，上大基於「銳意革新」的方針，聘請了瞿秋白、陳望道、李漢俊、沈雁冰、蔣光赤等有志於教育、學有專長的「社會名流」來校任教，傳授知識。同時，學校還舉辦了特別講座，邀請章太炎、李大釗等「海內知名人士」來校演講。一時間人才濟濟，群賢一堂。

由於共產黨人的努力，給上大注入了大量新鮮血液，從1924年春開始，這股力量就流向社會，奔騰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了。上海大學從此進入第二階段—發展階段。

第二階段從1924年春至1925年五卅運動為止，前後有近1年半時間，是上海大學的全盛時期。這期間，正值國共兩黨合作，革命形勢迅猛發展之際，上海大學無論在校內教學，還是社會活動方面，都隨著形勢的變化而得到很大發展。

在校內教學方面，上海大學的學科設置在原有的基礎上添設了「英數高等補習班」和「俄文班」。1924年春季開學時，學生人數已經達到400餘人，校舍也從青雲路遷至西摩路。這時，學校行政方面已由原來的「評議會」改為「行政委員會」。「行政委員會」為全校最高議事機關，除校長、學務長及各部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外，並由教職員中選舉4人為委員。校「行政委員會」成立後，把原先在教學和行政上合併在一起的中學部與大學部分開管理，從而加強了對學校校務和教學的領導。

在社會活動方面，上海大學高舉鮮明的革命旗幟，走在時代前列。正如當時報刊所指出的那樣：「該校人士向以改造社會為職志，對於社會事業尤其勇猛進取的精神。」上海大學師生—尤其是社會學系，認真學習馬列主義革命理論，積極投身於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

1924年春，在鄧中夏、劉華等組織下，上大舉辦了平民學校。學生中工人居多，學校純屬義務性質，不僅不收學費，連課本、文具都由學校發給。教員都由上大學生主動擔任，很多學生就是從這裡開始他們的社會工作的。通過平民學校，聯繫了工人群眾，發展了共產黨組織，組織了工會。在這期間，上大師生還積极參加了反對北洋軍閥，聲援北京、保定的學生運動，歡迎孫中山北上等革命鬥爭。正是通過這些實際鬥爭，上大成為了當時上海革命活動的中心場所。這就不能不觸動帝國主義及反動政府的神經，《大陸報》宣稱：北京大學和上海大學，是共產黨活動的南北兩大中心。由於革命思想的熏陶，上大學生一批又一批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了「共產主義的信徒」。

標誌著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到來的五卅運動，把上海大學推到了其發展史上的巔峰。五卅運動從其發動到展開的全過程，都與上大師生的活動分不開。在震驚中外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中，「可歌可愛的上大學生，確有不可磨滅的助力」，「他們親見上海各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目，正是書本理論與實際工作的實驗機會。所以，首先為國捐軀死於南京路的何秉彝，是上大的學生。領導各隊到租界上演講的多數隊長，是上大的學生。捕房拘押援助罷工的大部分人員，也是上大的學生。五卅時代的上大，上大影響的五卅，中國雖大，實為有目共睹的事實。」6月4日，租界帝國主義者出動大批軍警，以「過激」為借口，查封了上大。此後，上大一面通電全國，促成全國人民一致奮鬥，一面繼續上街演講，堅持鬥爭。「愈經阻力，精神愈煥，生命愈永」。

恢復階段從五卅運動結束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學校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前後兩年多時間。

五卅運動後，由於帝國主義的壓迫，上海大學的校舍從租界西摩路遷移至華界青雲路師壽坊，成為一所「弄堂大學」，但國內外慕名來此求學的青年依然絡繹不絕。這一階段，上大系科還是「中國文學系」「英國文學系」和「社會學系」。附中課程作了改革，其高中部取消公民課，增加政治、經濟、社會等社會科學課程。學生人數增至600多人。他們發揚了五卅運動的革命精神，繼續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之中。一批師生奔赴廣東，參加北伐戰爭。留校師生也參加了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運動等鬥爭。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中，上大師生組織了行動委員會，擔任前線各項工作，同工人並肩戰鬥，為解放租界以外的上海作了貢獻。這一階段，上大仍然是左派佔優勢，革命力量是堅強的，但此時中國革命形勢已由群眾運動發展到武裝推翻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階段，同時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鄧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肖楚女等已於五卅前後相繼離校，學生中一批積極分子，如楊之華、郭伯和等，也走上了其他革命崗位。因此，上大對社會的影響和號召力，較之前一階段就顯得略有遜色。

1927年春，上海大學在江灣鎮附近建成了自己的校舍，並遷移至新校舍上課，廣大師生無不為之雀躍。就在此時，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分共清黨」，實行白色恐怖。上大師生義憤填膺，與廣大人民群眾一起，反對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喊出了「打倒新軍閥」的口號。國民黨反動派對上大這所革命學校，早已視為眼中釘。於是，由白崇禧派兵進駐上大，逮捕共產黨人。國民黨反動派用武力結束了上海大學，然而這所學校的英名卻是永遠抹不掉的。

二

對於上海大學，大致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上海大學是國民黨辦的學校，「該校自始至終都是國民黨要人于右任先生任校長，與國民黨亦有相當的淵源」；另一種看法則認為，上海大學是共產黨辦的學校，是共產黨「早期培養幹部的大本營」，實際上等於是「黨校」。

以上兩種看法，前者歪曲歷史，誇大國民黨的作用，抹殺共產黨人的功績，是不可取的。然而後者，就其準確性而言，大家認為也有討論的必要。

應當肯定的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上海大學的開辦，是十分關心的，並給予了大力的支持。上大剛創辦時，正值國共兩黨醞釀合作，于右任曾就怎樣辦好上海大學，徵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即推薦鄧中夏任總務長，瞿秋白任社會學系主任。不久，陳獨秀又推薦陳望道去上大任中國文學系主任，並鼓勵催促他上任。

當時，一批著名的共產黨政治家、宣傳家、教育家、文學家，如鄧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肖楚女、張太雷、楊賢江、侯紹裘等，都先後到上大任教。許多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也先後在這裡學習過。

1924年春，上大成立共產黨支部，直屬中共上海地委領導，瞿秋白任支部書記。五卅運動後，成立中共江浙區委，上大支部改屬江浙區委領導。中國共產黨在這裡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共產主義優秀幹部，他們之中有為民主革命而犧牲的劉華、何秉彝、郭伯和、秦邦憲等，有為社會主義事業作出新貢獻的王稼祥、張秋琴、楊之華等。這是上海大學的光榮，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正因為上大在其發展過程中，凝結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心血，因此，說上大是共產黨辦的學校，不為無據。

實際上，上海大學是國共兩黨共同經辦、共同領導，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行教育與革命的一所新型學校。

首先，從上海大學教職員人事組成的狀況看，國共兩黨數量相當。學校成立之初，國民黨人于右任擔任校長。不久，于右任離開上海，校長一職由邵力子代理，邵是老國民黨員，又參加了共產黨。1925年，邵力子去廣東，由陳望道主持校務。陳當時是與共產黨有著較深歷史關係的左派。學校創立後的一個階段，儘管國共兩黨結成聯盟，是站在一條戰壕里的，但畢竟有所區別。于右任一開始就想把上大的活動納入到國民黨政治的軌道，然而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同時也為了辦好這所學校，他在人事安排上不得不藉助共產黨的力量。因此，他既要當面徵求共產黨人李大釗關於辦學的意見，又得傾聽國民黨元老張溥泉的意見。李大釗從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出發，指出首先應辦好大學的社會學系，並介紹鄧中夏、瞿秋白來校任職，于右任採納了李大釗的建議，但同時又聘請了政治態度右傾的葉楚傖、何世楨、陳德征等國民黨人，來校擔任教務長、英國文學系主任和中學部主任。在教師人員的安排上，國共兩黨人士也大抵等量。國共兩黨在上大都有基層組織，共產黨有黨支部，國民黨有區分部。1924年，以中學部主任陳德征為代表的右派勢力，糾集了一部分人反對共產黨，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努力下，陳德征被趕跑。其後，校內國民黨右派葉楚傖、何世楨等也相繼離校，左派力量更強了，但人事上始終不是清一色的。

其次，從上海大學所傳播的各種理論來看，在上大這塊陣地上，不僅有馬列主義的原理，也有三民主義的信仰；不僅有「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也有以實行資本主義為職志。兩種理論、兩種思想，在上大是兼收並蓄的。

1923年上半年，學校開設了特別講座，每星期邀請專家學者或者社會名流來演講。4月15日，李大釗在上大做了「演化與進步」的講演，號召學生像馬克思一樣去創造一種「經濟的歷史觀」，「當沿著這種進步的歷史觀，快快樂樂地去創造未來的黃金時代」。他告訴大家：「黃金時代不是在大家的背後，而是在前面迎著大家的。」李大釗在這裡所說的「黃金時代」，當然是指社會主義。1923年下半年，他又在上大「社會問題研究會」成立時，做了「社會主義釋疑」的講演，鼓勵青年學生改造社會，去打倒「資本主義的制度」，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到了夏令講學會舉辦之後，又有瞿秋白的「社會科學概論」、鄧中夏的「中國勞工問題」、惲代英的「中國政治經濟狀況」、肖楚女的「中國農民問題」等講演，從不同的側面，介紹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與此同時，國民黨人也竭力宣傳他們的理論和政策，在夏令講學會上，國民黨人何世楨做過「全民政治」的講演，馬君武做過「國民生計政策」的講演。

上大學生從兩黨人士宣傳的不同理論中吸收營養，有的加入中國共產黨，立志獻身於中國革命；有的加入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分道揚鑣。

第三，從上海大學師生參加的實際活動來看，都屬於國民革命的範圍，即反帝反封建性質的，一般都是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行。上大從舊的教育制度羈絆下擺脫出來，投入到轟轟烈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中，他們的鬥爭鋒芒直指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

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上海大學師生作出了重大的犧牲。轟動一時的「黃金時代」，是他們獻身於國民革命的第一次嘗試。1924年10月10日，上大一部分學生參加了「雙十」國慶紀念活動，因為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遭到反動軍警的殘酷毆打，黃仁同學因傷勢過重犧牲了。上大師生在血的考驗面前，並沒有被嚇倒，沒有屈服，他們深信：黃仁同學之死，「完全是大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必須經過的階段」。在波瀾壯闊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中，他們同工人階級和各階層人民站在一起，以「不願奴隸牛馬自居，實應磨礪奮發，急圖自救」的精神，與帝國主義展開了英勇的鬥爭，黃浦江畔響徹了他們悲壯的聲浪，南京路上灑下他們的斑斑血跡。當時著名的全國學聯、上海學聯，就是主要由上大學生林鈞、劉一清、朱義權等主持的。上大從成立到五卅運動這3年里，就有十餘人死傷，數百人被捕入獄，為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作出了傑出貢獻。

在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上大師生始終站在廣東革命政府一邊，他們衷心擁護孫中山，「一致贊助孫中山先生的徹底革命」。1924年底，孫中山北上發表了對於時局的聲明，並倡議召開國民會議，上大師生聞訊後，立即發表宣言，表示「贊成中山先生之意見」，同時「號召國人一致擁護，以促成國民會議同時解決中國問題，庶國民經濟能發展，人民自由得保障，不勝待命之至」。這一切，都基於上大師生相信「革命政府素以打倒帝國主義為職志」的革命性。五卅運動以後，上大許多優秀學生紛紛南下，投奔國民政府，參加國民革命，在北伐戰爭的艱苦征途上，他們的足跡也是不可磨滅的。

總之，上海大學對於社會所作的一切貢獻，是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共同努力的結果，而中國共產黨人則是上大的中流砥柱。這所學校是在統一戰線的革命旗幟下發展起來的，它也隨著統一戰線的破裂而結束。上大的歷史可以說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一個縮影。

三

上海大學既是一所革命的學校，又是一所以「養成建國人才，促進文化事業」為宗旨的高等學府。著名共產黨人瞿秋白曾對上大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上大能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並表示要「用些精神，負些責任」。正是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奮鬥下，上大在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方面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這所學校里，教學內容豐富多彩，教育方法生動活潑，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上大不是一所綜合性大學，而是一所文科學校。這所學校僅有社會學系、中國文學系、英國文學系和美術科等3個系和1個科。其中，社會學系影響最大。該系主要課程有社會學原理、社會學通論、社會學史、中外社會變遷史、社會進化論、社會主義史、現代社會、社會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社會心理學、經濟學和經濟史、政治學和政治學史、法律學、法律學史、歷史哲學、生活哲學、人類學及人種學、統計學、羅馬法、中外近百年史等，還有許多選修課程，如國際法、憲法、民法通論、刑法通論、商法通論、行政法通論、各國政府組織大綱、政黨論、財政學、貨幣論、銀行論、農業財政、商業政策、工業政策、社會政策、兩性問題、世界語等。中國文學系、英國文學系以及美術科也都按照各自的專業特點，分必修和選修兩類開設課程。上大開設的外文主要是英、德、日、俄4種，每個學生都要求掌握兩門外語。可以看出，上大開設的課程，內容豐富，涉及面廣，為學生學業精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開闢了廣闊的前景。

教得生動，學得活潑，是上大教學活動中的一個顯著特點。擔任上大課程教員的，一般都是熱心於教育工作的有識之士，尤其是許多共產黨人，他們為了培養「建國人才，備為世用」，在擔任學術譯著和繁重的社會活動的同時，更是精心於上大教務的改革。「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上大名震中外，自非無因。上大的教員「不像別的大學教授，跑上講壇，口講指畫了一點鐘，便跑了，一切都不管」，而總是滿腔熱情地幫助、指導學生，直到理解為止。在課堂上，許多教員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有重點地啟發引導。講哲學課的肖朴，「他講完一個題目，即歸納成幾個重點再重複一遍，並問同學懂不懂，請同學們提問題」，他從容不迫地一一解答。瞿秋白和藹可親，他上課時神態安逸而從容，講話中沒有華麗的辭藻和空談。「同學們水平參差不齊，他為了使大家明白，引證了豐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淺出地分析問題，把理論與當前的實際鬥爭相結合。」因此，許多人都喜歡聽他的課。在教師中間，還有講課輕鬆愉快的張太雷、循規蹈矩的蔡和森，以及講話富於鼓動性的惲代英和肖楚女等；相反，那些照本宣科、乾巴巴地講幾個原理的教員，在上大是不受歡迎的。

上大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其中，四川、山西、安徽、廣東、湖南等省的學生較多。他們中有的懷著求知的渴望，有的為了追求革命的真理，有的則為了反抗封建禮教的束縛，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來到上海大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雖然也不滿意狹窄的校舍、簡陋的設備，但他們愛戴自己的老師，喜歡學校的生活，他們絕不是為了來享福，或頂一塊大學生的招牌的，而「預備做建造新中國的工人」，才是他們崇高的理想。在上海大學，認真讀書、善於思考的好風氣蔚然成風。美術科的學生一開學就自覺組織起來，成立畫會，僅半年時間，他們就創作出許多有質量的油畫、木炭畫、水彩畫等，自己辦起「畫展」，達到了「滿屋生輝，清麗悅目」的程度。英文系雖然只有三四十人，但學習空氣也很活躍，學生們組織了英文演說會，每星期開辦一次，都用流利的英文，唇槍舌劍，各盡其能。當時，人們稱上大為「東南最高之學府」，可謂名副其實。

理論聯繫實際是上大教學活動中的又一個顯著特點。上大的學生認為，知識和學問絕不能在書本上，也不全在教授的口中，他們對於那種「課堂、自修室之外，一步也不走開去；讀書之外，一句也不響；寫筆記翻字典之外，一動也不動」的「偏狹而死的方法」，是絕不採用的。他們樂意把學到的東西，毫無保留地貢獻給社會，切實做到學習不忘革命，為革命而刻苦學習。他們無論在假期里，或在平時，或畢業後走上工作崗位，都自覺地到各地的中學或大學去教課，自覺地奔赴工廠、農村，自覺地投筆從戎，向廣大青少年和人民群眾宣傳革命的理論，把自己的聰明才智貢獻於民族鬥爭。

幾年裡，上大的學術空氣十分活躍，學生學術團體「益形發達」。當然，上大學生學術團體不是純學術的，而是學術研究和社會活動的緊密結合。如：「社會問題研究會」，其宗旨是研究社會現象，討論社會問題。會員有80餘人，除舉辦演講會外，每星期照例開會一次，討論重要的社會問題；「三民主義研究會」會員達300餘人，其宗旨在於宣傳革命文學；「中國孤星社」有社員百餘人，還有校外人士參加，其宗旨是討論社會問題，研究改造社會的辦法，這個團體還出版《孤星》旬刊。此外，還有「春風文學會」「藝術會」等等。這些學術團體的組織和發展，對於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他們獨立工作的水平，無疑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上大師生的這些做法，繼承和發揚了五四愛國運動當中民主和科學的革命精神，因而與當時尤其是上海教育界死氣沉沉的學風格格不入。

短短6個春秋，上海大學不僅培養出了許多優秀人才，為中國的民主革命作出了貢獻，而且開拓了一代新的學風，從而為無產階級的教育事業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

責任編輯 尹德佼

郵箱 ydj@wsj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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