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隆慶萬曆以後，蒙古與內地之間各種形式的貿易市場遍布長城全線，人為的貿易限制基本上被廢除，明蒙經濟交流空前繁榮。

王士琦描述得勝堡市口的盛況，說「每遇互市，東西名王率眾數萬，烽屯城下。」萬曆《宣府鎮志》敘述張家口馬市開市之日，「賈店鱗比，各有名稱」,「南京羅緞鋪、蘇杭綢緞鋪、潞州綢鋪、澤州帕鋪、臨清布帛鋪、絨線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長四五里許」。儼然是一座繁富的商業城鎮。

張家口大境門

1618年沙俄使節佩特林來華，曾途經位於明朝邊境之內，緊靠長城的錫喇喀勒噶城，即張家口。佩特林對這個重要馬市市場作了有趣的報告。他說這裡

「除毛料外，各式貨物齊全，但不見有任何寶石。他們有大量的絲絨、緞子、條紋綢和塔夫綢，以及金綉帶銅的綢緞；還有各種花卉、各種糖、丁香、肉桂、大茴香、蘋果、香瓜、西瓜、南瓜、黃瓜、大蒜、蘿蔔、洋蔥、蕪菁、白菜、芹菜、辣根、罌粟、麝香、葡萄、杏仁、大黃和其它不知名的瓜果蔬菜。

城市商號林立，貨物一應俱全

。」

宣化

蒙古與明朝在各類市場上的交易額亦極大。

以宣大山西三鎮為例，隆慶五年（1571）通宮市馬價銀與撫賞費用為60317兩。隆慶六年（1572）增至71046兩。萬曆十六年（1588）戶科給事中穆來輔說，三鎮市費「且三十萬矣」。萬曆四十年（1612）已達413000兩。前後42年，猛增近7倍。三鎮私市未見統計數字。

得勝堡

隆慶五年（1571）年馬市初開，王崇古疏奏三鎮得勝堡、新平堡、張家口、水泉營等四市，通共官市馬7030匹，私市馬騾牛羊22000頭匹。官市馬價銀為56475兩；私市多牛羊，價值不及馬匹，加上皮張、馬尾等，至少相當官市馬價銀的一半，估計三萬兩，是不過分的。如此推算，天啟元年（1621）宣大山西三鎮私市馬騾牛羊、皮張等價，不下20萬兩。與官市兩項相加，則萬曆四十年（1612）宣大山西三鎮的貿易總額，約為60萬兩。這還不包括該地區眾多小市的貿易額。倘加止薊遼、陝西諸邊各種形式的互市，蒙古與明朝全年的貿易額，當會有100萬兩左右。

諸互市設在長城線上，商品卻來自明朝各省。

《明史》卷222 《王崇古傳》說：馬市初開，「崇古乃廣召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寒下」。

宮府亦派人遠道採辦商品。據《萬曆武功錄》卷八《俺答列傳下》，隆慶五年籌備開市，

「我市本暫請借客餉金四萬。不足則請雲中庫出年例客餉金三千，官遣一人偕行賈往臨清，而以千三百治緞，千二百治綢，五百治布。緞必二兩以上，綢亦欲堅厚闊機，布用蘭紅渚色。不足則借朋合一萬一千兩，班價七千兩，發四道，道各五千兩，分往張家灣、河西務治金繒諸貨。」

次年三月，

「雲中遣指揮使偕商往臨清、張家灣、河西務易繒布、水獺皮、羊皮金諸貨。」

臨清、張家灣、河西務等地是當時著名的貨物集散地，蘇杭的綢緞，松江的棉布都在這裡轉手銷售。以後似乎還派人至各產地直接採辦。

北京通州張家灣

在長城線上諸市口從事貿易的蒙古人，也來自蒙古高原各地，乃至極西北邊。

漠南右翼諸部自隆慶封貢以後，成為明朝互市的主要對象，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左翼察哈爾、內喀爾喀以及科爾沁井則控制朵顏，吞併泰寧、福余，而以三衛名義獲得貢賞和互市的權利；同時也可以通過土默特萬戶左右兩哨領賞賣馬。漠南諸部均能夠從各類互市地點，出售牲畜和畜產品，購買鐵鍋、段布、糧食等生產生活必需品，是不會有疑問的。

漠北外喀爾喀、漠西瓦刺，遠隔大漠，萬里迢迢，明代漢文史乘沒有留下他們參予馬市的記錄。但事實上他們同樣在利用各類互市點，與內地進行經濟交流。

新平堡

萬曆四十六年（1618）沙俄使節佩特林在長城的一個關口，親眼見到，

「城門口熙熙攘攘，約有三千人；阿勒坦汗的人將貨物運到這裡來交易。他們也趕著馬來關口同中國人做生意，但中國人只准許其中少數人通過長城。」

佩特林所說的阿勒坦汗，是外喀爾喀和托輝特部的碩壘烏巴什。和托輝特地處喀爾喀的極西北邊，尚且至長城互市，喀爾喀其餘部落與中原的經濟交往就更方便、更頻繁了。在這以前，萬曆四十四年（1616）沙俄使節丘麥涅茨等在阿勒坦汗處見到喀爾喀汗派去的人，曾向他們探詢喀爾喀汗及其領地的情況。這些人告訴俄國的哥薩克，喀爾喀「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互相通商」。

佩特林還提到黑喀爾木克（即瓦刺）與中原的互市。他說：大明皇帝將「貨物分配給中國各城市，由各城市再通過邊境轉運到蒙古地方，到阿勒坦汗處，到黑喀爾木克等部落」，以換取馬匹。

明中期以後，長城上開鑿的經濟聯繫孔道卻愈來愈多。和平友好的經濟交流終於取代了過去血肉橫飛的廝殺。

（系列之十四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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