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興發生時，同治皇帝還年幼，那麼同治中興是怎麼形成的

受到一些影視文藝作品的影響，可能很多人印象中，咸豐一死慈禧太后就大權獨攬了，其實不是這樣。在同治朝初期，同治皇帝年幼，兩宮太后的權力相互制衡，慈禧直到1865年才逐步掌握最高權力，再之後又經過大約十年，慈禧才獲得獨裁地位。而所謂同治中興，主要就是在這個時間段。

在這期間，清朝事實上是由恭親王奕?為首的文官政府來掌控的，他們的特點是精明強幹、視野開闊。雖然他們還是傳統官僚，未必有多少現代性，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給他們留下了足夠的警醒。同時，辛酉政變中咸豐留下的滿族重臣被大量清洗，也為當時的賢才上升騰出了空間。這樣的形勢下，同治年間的文官體制對外更慎重，處理內部問題時，則多了一些彈性和靈活。文官體制還恢復了天下士人對朝廷的期望，特別是飽受戰火的江南才子們，在戰火平息後又能參加科舉了，這樣一來，同治朝的社會凝聚力因此也得到了部分恢復。

另一方面，內外危機還意外地讓清朝的滿漢之別得到了緩和。其實在咸豐朝，清朝早期制定的滿族優先政策就已經後繼乏力了，曾國藩、左宗棠這些漢族重臣，在咸豐朝就得到重用，連保守的滿族大臣肅順，也認為需要授予能幹的漢人更大的權力。從咸豐朝末期到同治一朝，像「禁止漢人移民東北」「科舉中滿族考生用滿文答卷」「旗人的一些法律特權」這些以往造成滿漢隔閡的政策，都大大放鬆甚至廢止了，可以說除了八旗制和滿漢不通婚這兩條沒變，其他的滿漢界線基本消除。

這種滿漢融合的步伐，直到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才停下來。這樣民族界線模糊的局面創造了一種滿漢上層和士人共治天下的圖景，雖然血統上有差異，但在文化意義上，滿漢上層成了維護中國法統、名教的盟友。

除了這些內因，還有外部的原因，首先是西方列強對清朝的所謂「好感時刻」到來了。

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西方開始正面接觸之後，列強特別是英國，對清政府非常看不上，比如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的英國首相巴麥尊。我們常聽說一句話，「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很多人說是丘吉爾說的，其實真正的出處就是這位巴麥尊。

直到1857年他還宣稱，「清政府不是一個合法的主權國家」，但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明白過來了，要是不承認清政府，那他們和清政府簽訂的那些不平等條約，從法理上說也就站不住腳了。所以他們認識到，要承認並且維護清政府，因為這就是維護他們各自在華的利益，所以對清朝的態度有所緩和。

出於這樣的考量，對於同治年間，民間的中英衝突，英國採取了相對克制的態度。1869年，台南的民眾搗毀了英國人在當地的教堂，英國駐台的代理領事吉必勛和一名下級海軍軍官使用了武力，結果英國的處理是：降了吉必勛的職，歸還了索取的賠償。

英國是當時的頭號列強，他們的態度也帶動了法俄美這些國家，它們也都認識到，支持清廷更有利可圖。

同時，隨著一些外國外交官深入了解中國，為中國文化著迷，也出現了一些外籍的中國利益維護者。其中典型的代表有威妥瑪、衛三畏、赫德和蒲安臣，西方的對華強硬派媒體曾經點名批評他們是「比大沽口炮台更能有效抵禦西方文明的四角堡壘」。

威妥瑪同治年間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發明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漢語拼讀方法「威妥瑪拼音」；衛三畏曾9次代理美國駐華公使，退休後成為是美國第一位職業漢學家；赫德1861年起在上海任職于海關總稅務司，掌管晚清海關達半個世紀之久，創建了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制度，1911年去世後被清廷追授太子太保；蒲安臣是美國對華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也是美國共和黨的創始人之一。

這些人物的歷史評價雖然仍很複雜，但在同治年間他們影響了清廷的政策走向和治理方式，引入了現代政府的一些原素，有時還阻止了西方列強治外法權的濫用。由此也幫助清朝在19世紀中期搖搖欲墜之時勉強站穩了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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