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加里波利登陸戰役：丘吉爾的傷心之地

原標題：1915年加里波利登陸戰役：丘吉爾的傷心之地

《澳新軍團登陸1915年》，1922年油畫。

簡介

加利波利的登陸作戰，可以說這是一場首次具有現代意義的登陸作戰。但這次冒險的軍事行動，是馬虎策劃與錯誤判斷的結果。於是，在敵前登陸的歷史上，寫下了慘重的一筆。

戰役的目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法武裝力量為控制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盧斯海峽，佔領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迫使土耳其退出參與德國方面的戰爭而進行的。英法兩國企圖先於俄國佔領戰略上極其重要的兩個海峽。我們熟知的溫斯頓·丘吉爾是當時的海軍大臣，他是這次戰役的倡議者。

加里波利地理環境

作為歐洲土耳其西南延伸部分的加利波利半島，有60英里長，4－13英里寬。這條幾乎是荒蕪的多山狹長地帶的加利波利，1915年只有一條泥土公路縱貫全島。俯視海濱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優良的防禦陣地，保衛著達達尼爾海峽的歐洲一邊，一條40英里的水道從馬爾馬拉海流入愛琴海，寬度從1400碼到4英里不等。自古以來達達尼爾從不冰凍，但它的雙向潮流，疾轉的風向和猛烈的風暴，使航行成為難事。從這看起來，達達尼爾的海峽易守難攻。

目標和戰略意義

這次登陸戰役的目標和戰略意義看，丘吉爾是唯一理解奪取達達尼爾好處的英國人。從戰役爆發開始，他就徒勞的倡導攻打加利波利。他想攻佔達達尼爾的原因，不僅僅因為它是一個有限的軍事目標，還因為它是通向俄國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並將便利同英國的東方盟國的交通。

為了軍事目的和政治利益，戰爭史上的合縱連橫是常有的事。聰明的丘吉爾建議，俄軍參加協約國兩條戰線的陸海攻勢，從黑海進攻土耳其。俄國人同意這將增進對他們有利的形勢，但同他們蓄謀已久的并吞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的意圖有矛盾。協約國將分享這一勝利使俄國人感到不安，英軍仍然決心進行這一入侵。

戰爭從來都是為政治服務的，既然政治的戰略的因素和利益如此需要英國人不惜血本，那麼作為海外入侵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陸作戰便搬上了戰爭舞台。老將海軍部第一海務大臣約翰·費希爾爵士，在74歲時復役。1915年1月初，邱吉爾得到費希爾的支持，打電報給地中海艦隊指揮官薩克維爾·卡登海軍上將，請他對英、法聯合進攻作一估計。卡登回答說，這一計劃將會為協約國開闢達達尼爾。但是，英、法遠征軍向登陸地域出發的準備工作既暴露又緩慢，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諾曼底登陸比較起來，這次戰役的準備工作沒有什麼特色，英、法軍對加利波利的雜亂的和無意義的進攻，反而推動了土耳其軍在德國支援和幫助下，加強了達達尼爾海峽地區的防禦。

戰爭過程

英、法軍終於開始了這次戰役，由18艘英國主力艦和4艘法國戰列艦及輔助艦隻組成的英、法聯合海軍機動部隊，於1915年2月19日駛進達達尼爾的入口處。但英、法軍一開始做夢也沒想到這場戰役一直持續到同年的12月19日。在達達尼爾入口處，英、法軍在炮火把外炮台打啞之後，突擊部隊巡遊這個地區，把土耳其遺棄的大炮火門塞住。氣候不良，使進攻不得不推遲5天，然後協約國恢復了對入口處其餘炮台的零星轟擊，迫使土耳其軍退卻，但是當入侵者向海峽上面攀登時，他們發現土耳其軍有堅強的防禦陣地隱蔽在懸崖後面。3月3日協約國的登陸被擊退了。

開始的時候，無論卡登海軍上將或是倫敦海軍部都絲毫沒有提到，如果這個海軍中隊衝進馬爾馬拉海，隨後應有什麼行動。每個人都認為，只要協約國的海軍力量一出現，土耳其軍的鬥志就會消失。這似乎有些異想天開，軍事上的想當然自然要付出血的代價！

澳新軍團的灘頭陣地。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揮又一次海上進攻，但在達達尼爾海峽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艦隻開進去。頹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揮權移交給他的主要助手約翰·得羅貝克，3月18日重新進攻。海峽已經反覆掃蕩過，都認為海峽5英里以內沒有水雷了。可是，英軍不知道，一隻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區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們就被放在早先炮擊期間海軍艦隊停留的地方。在向炮台射擊過程中，所有協約國艦隻都安全地駛過這個危險地方。由於水上飛機定位地支援，協約國艦在午後不久，就打啞了大部分岸炮。

在法國艦隻撤退時，掃雷艇繼續在已知的危險區域掃雷。突然，戰列艦「布韋號」抖動了一下，裂開了，從板上噴出高高的煙柱和火焰。它在繼續行駛中傾覆了；帶著它的艦長和639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數浮起來的倖存者被救了上來。附近船上有些觀察者認為，「布韋號「被一顆土耳其炮彈所擊中，其他人認為，它撞上了一顆水雷。登陸戰役中的戰艦損失是令人痛心的事，無論從經濟價值上還是部隊戰鬥力都是沉重的損失。

水雷使英國人損失了6艘戰列艦，得羅貝克只好令所有倖存的艦隻返回愛琴海。英國人哪裡知道，此時的士軍，彈藥已經消耗了一半，水雷則已用光了。進攻應講求連續性，而且在進攻「頂點」到來之時應再堅持下，這是一個「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問題。但是英、法軍卻在關鍵時刻推遲了進攻。推遲進攻的理由，是英方決定放棄單純使用海軍的方案，而實施陸海軍聯合戰役。

這次英、法陸軍和海軍的聯合，是登陸戰役史上陸、海軍的首次聯合，我們所說的「現代意義」也正是體現在這方面，它無疑標誌著登陸戰役向前進了一大步。

應運這種作戰的需要，伊恩·漢密爾頓爵士將軍被挑選出來指揮入侵軍。可是，漢密爾頓爵士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他對於他的目標的全部了解，來自1912年的土耳其陸軍操典、一張不完善的作戰區域地圖和在最後一分鐘衝進當地書店買來的君士坦丁堡旅遊指南。在他離開倫敦的時候，在甚至沒有選定在半島的登陸地點。他所指揮的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軍，還有一個法國師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隊，共約7.8萬人。

而英、法軍的對手，由德國將軍利曼·馮·贊德爾斯組建了有8.4萬人的新的第5集團軍。此時，德、土軍隊雖然在兵力數量上佔有優勢，但有組織的防禦並沒有部署好，時間是贊德爾斯的寶貴資產，而英國人拖延了48天，這足以使贊德爾斯把他的幾個土耳其師部署在預料英、法軍登陸的地點。英、法軍失去了最好的攻擊時機，所以，把握戰機對於取得戰役勝利是很關鍵的。

入侵軍的集結待運地區是希臘利姆諾斯島上的穆茲羅斯港，協約國小艦隊是4月23日離開那裡的。漢密爾頓把登陸限於半島兩邊的20英里，由現場指揮官來選擇灘頭陣地。這種準備不足的登陸的歷史上確也少見。孫子兵法講「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而漢密爾頓「知己」的程度實在可憐，這已是立於敗軍之地了。

指揮不統一是登陸戰役的致命弱點。兩天後，協約國在希臘角的4塊不相連接的海灘登陸。奧新軍指揮官將軍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間登陸將使所冒敵人炮火的風險減至最低限度。但指揮第29師的英國亨特·韋斯頓將軍下令白天登陸，以便艦隊炮擊守軍。

登陸戰士的英勇獻身精神是奪取勝利的保證。戰爭中常常會發生一些偶然的東西，並且發生在無法預料的地方，有一次灘頭陣地的建立，是靠一個人的勇敢。薩羅斯灣的部隊離岸2英里，那時黑暗籠罩著他們。指揮官B·C·弗賴伯格毫不猶豫地帶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過了這段距離，把照光炬在沿海灘一線點亮。

登陸的戰術和技術對登陸制勝很關鍵。伯德伍德將軍的夜間登陸，使他的部隊感到為難，他們發現自己處於難以防守的灘頭陣地，當這些混亂的士兵尋找方向的時候，寶貴的時間被浪費掉了。陳舊的運煤船「克萊德河號」，改裝成把巨大的門安裝在船身的登陸艇，可容2000名士兵。當這艘船靠岸時，周圍都是運載部隊的駁船，這時土耳其炮開火了。運煤船的船首栽進沙里，但水太深了，士兵無法趟水。

解決突擊上陸時的擁擠問題似乎是很有必要。登陸者一窩蜂湧上灘頭，灘頭的戰役容量是否夠容下登上沙灘的部隊？而且密集突擊的部隊容易被岸防之敵集火殺傷。第一天上午10時左右，海灘上死傷枕籍。如果從書店裡買來的地圖都是不正確的，那麼伯德伍德在夜間登陸，也並沒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預料的有1英里長的海灘，事實上長不到1英里的3/4，寬在100英尺左右，兩端都被懸崖峭壁所阻塞。在這塊有限的地區，部隊、牲畜、炮和補給品亂成一團。而奪取更多土地在開頭幾天是不可能實現的野心。整個澳新軍被圍困在不到2英里長和不足1英里寬的海灘區域。

抗登陸者向登陸場機動兵力的速度是對付登陸的有效招數。在得知登陸消息時，土耳其軍穆斯塔法·基馬爾在幾英里之外的內陸。他統率了8個營和3個炮兵中隊，急忙趕到可以俯瞰灘頭陣地的崖岸，正好及時擊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軍。以前沒有戰鬥經驗的協約國部隊，確確實實在對武器上佔優勢的敵人作仰攻。他們受到上面炮火的強烈壓迫，在這種多岩石的地形，他們發現用小鐵鍬在結實的灌木根上進行挖掘是不頂用的。他們拚命在這陡峭的丘陵地尋找岩洞般的洞穴。到黃昏時刻，每一邊死傷人數都在2000左右，而基馬爾依舊掌握著高地。我們可以想到灘頭血戰的激烈和悲壯！

從4月至7月，協約國又組織過幾次進攻，均沒有成功。期間為了防止可以毀滅雙方的時疫，雙方停戰9小時，以便安葬那些土耳其和協約國的死者。戰爭在這裡似乎講起人道來了！在交戰中，為了配合登陸作戰，雙方海軍出動了潛艇，各自損失了一些戰艦和運輸船隻。登陸戰役的空間因此擴展了。

8月初，英國統帥部決定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蘇弗拉灣，用2個師進行一次新的大登陸。在雙方形成「頂牛」狀態時，改變戰役進攻方向是十分明智的。因此，蘇弗拉灣登陸基本上沒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敵眾的土耳其軍的抵抗，他們從海灘退到高地待援。可是，優柔寡斷的英國指揮官，包括漢密爾頓在內，不向前推進，卻浪費寶貴時間去討論戰略。指揮官的素質當然對戰役勝利起著關鍵的作用，而缺乏果斷則是戰役指揮官之大忌。

到了協約國決定進攻時，贊德爾斯已經贏得時間，從博拉伊全力抽調了2個師到巴伊爾山脊來，協約國以為這個地方是由登陸時德、土軍退卻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們認識到優勢不在他們這方面時為時已遲，8月間，協約國的傷亡4萬人以上。

由於灘頭陣地狹窄，協約國的補給非常困難

9月，英、法軍只好增加他們的兵力，2個英國師和一個法國師調來薩洛尼卡，漢密爾頓將軍則被召回了。他沒有獲得另外的指揮權。但是直到基切納勛爵於11月訪問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領會這場大潰敗。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這個半島。基切納的簡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隊身上的一系列困難。在夏季，他們曾忍受了炎熱、蒼蠅和缺水的嚴重困苦不便。長時間的苦戰必然使士兵產生厭戰情緒，巴不得趕快結束戰爭。

11月，雷暴雨之後下了24小時的傾盆大雨，繼之以雨夾雪，然後轉入眩目的暴風雪，地上雪深2英尺。那些住在澳新軍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還有一定程度的舒適，而在蘇弗拉灣的露天部隊就大受其苦了。老天爺也要懲罰這些連年征戰的人。

當然，大自然也並沒有饒恕土耳其人。雙方可能各有500人淹死在塹壕里。許多人凍死。單蘇弗拉灣一地，凍瘡患者逾5000人。沒有人想得起有過這樣猛烈的暴風雨。協約國對這種暴風雨全然沒有準備；沒有儲備額外的保暖衣服。如此長時間的交戰，後勤保障的困難自然很大，士兵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必然影響士氣和戰鬥力！

對於從12月19日開始的撤退，除丘吉爾外，在倫敦或加利波利沒有一個人後悔的。因為這場戰役是丘吉爾極力倡導的，丘吉爾始終沒忘攻佔達達尼爾的好處。為了政治利益，協約國的士兵只好被驅使為統治者當炮灰。

傷亡情況

1915年，差不多有50萬協約國士兵被運到加利波利，傷亡人數在50％以上，遠征軍包括41萬英國部隊和7.9萬法國部隊。英國傷亡之數共計21.4萬，法國4.7萬。土耳其軍參戰的至少有50萬人，據官方記載，有25.1萬人遭受傷亡，這些數字來自資料統計，儘管它們的準確程度值得懷疑，但不管怎樣，英法軍隊慘敗，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保加利亞決定站到德國一方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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