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的名聲和死亡，影響公眾的幸福生活？
■張田勘
【以遺忘來描述所有人，特別是科學家的名聲和死亡當然有意義，而且會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死了，但還活著。】
最近，中國科技大學和復旦大學合作發表了一篇科技特色的人文研究成果，基於谷歌圖書（Google Books）的3600萬本歷史圖書和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的9000萬篇學術論文，使用了57種不同的語言來測試科學家全名在谷歌語料庫中出現的詞頻，實證測度了科學家的科學聲望。結果發現，雖生不過百年，但科學巨匠們的貢獻與聲望跨越時空，對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發展的影響能持續數百年甚至上千年。
位列21世紀最具科學聲望的前5位物理學家是愛因斯坦、普朗克、牛頓、帕斯卡和伽利略。有的去世已近400年，但仍然名列最具聲望的科學家前5位。
正如許多人有過類似的表述一樣，人會經歷三次死亡：第一次是生物意義上的死亡，心臟停止跳動；第二次是社會意義上消失，葬禮後所有社會身份隨之抹去；第三次是遺忘，世界上再也沒有人提起他/她的名字，是真正意義上的死亡。
以遺忘來描述所有人，特別是科學家的名聲和死亡當然有意義，而且會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死了，但還活著。不過，更深層地探索，死亡後還活著，也只是局限於神經記憶或遺忘。神經記憶的遺忘其實是很容易就會產生的。
因此，不讓人遺忘還有兩個更好的生物學方法，一是免疫記憶，二是DNA（基因）記憶。免疫記憶有可能是終生的，但也有可能是短暫的。如果是DNA記憶，則不僅是終生的，而且可以跨越千萬年。
DNA記憶只是生物記憶，不可能應用到一個人的社會記憶和名聲上。不過，其原理是可以學習和模仿的，而且，由於人類有語言和媒介的發明和應用，可以將科學家的名聲傳播得更遠和更廣泛，甚至跨越時空。上述科學家名聲的記憶研究就是依賴人類的文字作品而獲得。
除了圖書和學術期刊，還有另外的方式，如大眾傳媒，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電視、視頻等。在今天，還有在社會流通或商業領域中的記憶，譬如錢幣上的科學家容貌的留存。
這其實是一種文化基因記憶。這一點日本人已經注意到了，而且也做的非常好，他們在紙幣上印上了思想家、科學家和教育家的名字和肖像。
在2004版日元中，1萬日元上印的人物肖像是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5000日元上印的是樋口一葉，日本女作家；1000日元上印的是野口英世，細菌學家、生物學家，在非洲研究黃熱病時染上病毒而去世；1993年版的5000日元上印的是新渡戶稻造，日本教育家，東京女子大學的創立者……
伽利略
讓這些創造者成為文化DNA而永駐於人們的記憶中有什麼用呢？當然是可以提升一個民族的科技水平和文化素質，也同時在提高科學家的名聲，與此同時也讓人們生活得更好和更幸福。
這實際上也是科學家名聲與公眾幸福生活的本質關係。在文化基因上讓科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和教育家永存，有基本目的和較高目標，基本目的是，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於風雪；為自由開路者，不可使其困於荊棘。較高目標則是，讓科學家永遠激勵下一代，鼓勵一代又一代的後來者從事科學探索和技術發明。
由此，不僅有可能永續地為人們帶來更為舒適和幸福的生活，也會讓人類認知和文明薪火相傳，就像生物DNA可以永遠傳承一樣，有了文化DNA，精神和物質文明也可以永遠傳承。
儘管人們的幸福生活離不開合理的制度，其中的核心是公平和公正，但是，如果沒有原創力和不斷研發出新的產品，就無法滿足日益增多的人口對物質和文化的需求。所以，科學家的名聲不能只是靠自身的貢獻，還要靠社會主動製造關於科學家的文化基因。這個道理就如同吃水不忘挖井人一樣，簡單明了。
《中國科學報》 (2018-10-26 第7版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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