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金布克文學獎小說《英國病人》，翁達傑筆下詩一般的愛情故事

這次我們來讀的是剛剛獲得金布克文學獎的小說《英國病人》。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是當代英語小說界的最高獎項，每年從全世界用英語寫作的小說中評選一部最佳作品。而金布克獎是主辦方為了紀念布克獎創辦50周年，在2018年特別設立的一項大獎，評選的是半個世紀以來最好的一部布克獎得獎作品。這項桂冠被加拿大小說家邁克爾·翁達傑的《英國病人》一舉摘取。

翁達傑的小說創作有兩個明顯特徵，一是對世界主義題材非常關注，二是語言具有濃厚的詩性氣質。翁達傑對世界主義題材的關注，跟他的成長環境有關。1943年，翁達傑出生於斯里蘭卡一個富裕的農場主家庭，家族血統複雜。翁達傑從小就跟著家庭一路遷徙，少年時代在英國居住，十九歲去加拿大讀大學。而翁達傑語言中的詩性主要來自他的詩人身份，翁達傑早年以詩歌創作驚艷文壇，是加拿大重要的現代主義詩人。從70年代起，翁達傑開始涉獵小說，並以這本《英國病人》獲得世界性的聲譽。小說的出版，跨越了語言、民族和國家的界限，似乎在某種意義上，替書中的主人公實現了他們未竟的心愿。在小說中，男主人公艾爾麥西曾說：「我全部的渴望就是走在一個沒有地圖的地球上。」這句話聽起來不大好理解，但請你留意這句話，因為在聽完完整解讀後，你會對這句話有更深切的領會。

《英國病人》到底講了一個怎樣的故事？在金布克獎的領獎台上，翁達傑說，這部長篇小說的一切都「開始於一位燒傷病人和一位護士的夜間對話」。故事發生在1945年義大利佛羅倫薩附近的一幢山區別墅里，別墅里本來駐紮著野戰醫院，但隨著戰線的推移，醫院離開了這裡，只留下燒傷病人和護士。這個燒傷病人失去了記憶，不知道自己是誰，大家以為他是英國人，就叫他「英國病人」。後來，別墅里又來了一個被切掉拇指的小偷和一個神秘的印度士兵，四個人因緣際會，組成了「戰爭受害者」組合。

那麼，這四個人身上分別背負著怎樣的故事？戰爭如何摧毀了他們的身體和心靈？作者翁達傑並沒有像普通作家那樣，按時間順序把每個人的故事講一遍，而是拋出一個又一個碎片式的線索，讓讀者自己去尋找答案。這種寫法非常高級，因為如果你能把散落在不同章節的信息拼湊起來、解開謎題，不僅能得到一個完整的好故事，還能在閱讀中獲得極大的智力快感。比如，我們前面提到故事發生在1945年，其實這個時間信息作者並沒有明確給出，小說開始十多頁後，作者才偶然提到：那些傢具因為被淋濕，沒有在1945年4月撤兵時的大火里受損。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我們也努力嘗試保持原書風格，一點點把這個複雜的故事拼起來。

小說剛開始，我們還沒來得及知道英國病人和護士的名字，別墅就闖入了一個不速之客，小偷卡拉瓦喬。他在戰時因為一技之長被招募，從事某種有情報局背景的秘密行動。他的出現，一下子帶來了好幾條重要信息。比如，我們終於知道了護士的名字，她叫安娜，是個加拿大人，小的時候認識卡拉瓦喬。再比如，卡拉瓦喬發現躺在床上的那位英國病人非常可疑。他知道有一個考古學家，幫助德軍間諜穿越沙漠進入開羅，那個人跟燒傷病人一樣，地理知識豐富得不可思議，熟知歷史和各種語言。小說就這樣慢慢展開，變得越來越豐富。燒傷病人神志不清的零碎回憶，卡拉瓦喬注射麻醉劑後有點過敏的思緒……從這些最微弱的信息開始，如同水滴落到紙上浸潤、滲透、蔓延開來，整個故事圖景逐漸呈現，越來越清晰。

英國病人的身份一點點被揭開——原來他是艾爾麥西伯爵，一個匈牙利人，在以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為中心的小圈子裡赫赫有名，算得上沙漠考古學界的大人物。他和他的同伴們在撒哈拉沙漠最荒涼的東部探險，時間長達十年，終於找到了傳說中的扎蘇拉綠洲。有一天，他們的考古小團隊中加入了一對剛從牛津畢業的年輕夫妻，克利夫頓和凱瑟琳。克利夫頓有一架雙人座飛機，這是他們倆能加入小團體的主要原因，有了飛機，團隊就有機會去考察沙漠中遙遠的地區。

過了好久，艾爾麥西才發現自己和凱瑟琳相愛了。他們倆發現彼此相愛的整個過程，作者寫得十分動人。起初，艾爾麥西注意到凱瑟琳有一種不可征服的表情，「看上去像是輕蔑」，而凱瑟琳則夢見艾爾麥西正在傷害自己。他們誰也說不清是誰先誘惑了誰，只記得當時自己甚至都有點憎恨對方。後來，凱瑟琳來向艾爾麥西借書，借他那本總是帶在身邊的《歷史》，這本書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偉大著作，記載了公元前六至五世紀波斯帝國和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在西方，這本書被認為是最早的一部歷史著作。艾爾麥西和凱瑟琳在開羅一條賣鸚鵡的街道上見面，站在鳥兒們中間，凱瑟琳說：「如果我把我的生命給你，你會扔掉的。對不對？」

前面我們講到的這些場景和話語，分散在不同章節和段落中，有些甚至沒有明顯的時間標記，讀者很難捋出一條時間線索來。這是一種非常高級的寫作技巧，作者不主動提供標誌性的符號，故事的敘述視角也不斷變動，讀者分不清是誰在講述。是燒傷病人艾爾麥西在半昏迷狀態中的囈語？是卡拉瓦喬對艾爾麥西的詢問記錄？或者，是女護士安娜無數天聆聽累積而成的印象？它們是模糊不清的記憶和感受，懸浮在凌亂的時間線上，但它們又異常清晰，因為翁達傑以一個天才詩人的筆觸，簡單而精準地勾勒那些場景和對話，讓它們在混沌中凸顯出來。

凱瑟琳是一個容易受文字感染的女人，她甚至會被自己朗誦的詩歌感動，會受到自己朗讀的《歷史》這本書的片段的暗示和驅動，會為艾爾麥西寫在書頁邊上的句子動心。艾爾麥西卻本能地抗拒語言的魅惑。這裡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在他們倆整個情感發展過程中，所有至關重要的「台詞」都是由凱瑟琳說出口的。比如，她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對艾爾麥西說：「我要你吃了我。」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就掀起了戲劇性的高潮。這種句子正是每個作家都夢寐以求的，而翁達傑在小說中似乎隨意拋灑著這樣的句子。

艾爾麥西和凱瑟琳後來決定分手，不再相見，表面上是因為這樣的偷情不符合倫理，讓他們總是陷入自責，但艾爾麥西自己也說過，他們倆都是不受倫理約束的人。他們倆決定分手，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凱瑟琳，她害怕自己的丈夫。為什麼是害怕？作者又一次把重要信息悄悄地塞給了讀者。原來，凱瑟琳的丈夫克利夫頓是情報局的人，而且在那個考古小團隊中，早就有一個隱瞞身份的情報局特工。情報局關注這個沙漠冒險隊確實合情合理，因為當時世界大戰即將爆發，那片無人知曉的沙漠即將成為兩軍對壘的戰場，從前只有艾爾麥西和他那幾個朋友關心的沙漠地理知識，現在成了國家利益攸關的信息。

小偷卡拉瓦喬也是情報局的人，他告訴艾爾麥西，其實情報局早就知道他和凱瑟琳的私下戀情。終於，凱瑟琳的丈夫克利夫頓也發現了這段戀情，他不堪打擊，決定策劃一起讓三個人同歸於盡的事故。他駕駛飛機，帶著凱瑟琳，在降落時沖向艾爾麥西，但飛機提前撞到了地面上。艾爾麥西抱出奄奄一息的凱瑟琳，把她放置到一個山洞裡，連夜徒步穿越沙漠，絕望地試圖挽救凱瑟琳。但是沙漠早已變成了戰場，他先是被英軍當作可疑分子逮捕，隨後又落到德國軍隊手中。為了拯救凱瑟琳，他跟德國人做了交易，用自己的沙漠知識來交換德軍的汽車和油料。他幫助德國間諜穿越沙漠，進入開羅，完成了一項德國人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德國人沒有食言，給了他汽車。

艾爾麥西駕駛汽車進入沙漠，他要去找凱瑟琳，雖然時間已過去大半年，理論上凱瑟琳早就應該死了。汽車在沙漠中爆炸了，是英國情報局動的手腳，他們派卡拉瓦喬在汽車上安裝了炸彈，他們認為，謀殺情報人員克利夫頓的就是艾爾麥西。艾爾麥西從炸翻的汽車中脫身，徒步找到了那個洞穴，他一年前把空難後重傷的凱瑟琳安置在洞中，發誓一定要回來救她。故事講到這裡，進入了現實和幻覺交織的世界，幾乎開始帶上了某種神話色彩。艾爾麥西似乎能跟早已死去的凱瑟琳心靈相通，他們在洞穴中進行了一場心靈對話。

艾爾麥西和凱瑟琳的悲劇故事，不僅關乎愛情，更關乎「個體的人和公共的人之間那場永遠的戰爭」。這句話是女護士安娜在小說快到結尾時說的，出現在一封書信中。它其實是說，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被捲入戰爭，每個人都在這場戰爭中承受了巨大的傷痛和失敗。在故事的主線中，艾爾麥西和凱瑟琳的愛情不得不在戰爭中結束，而卡拉瓦喬這個為讀者提供重要線索的人物，這個從前快樂多情、自由自在、討人喜歡的小偷，加入了世界大戰的英國陣營，當了一名間諜，被德軍情報機關抓獲，被嚴刑逼供，被切掉了兩個拇指。

我們前面提到別墅里還有一個神秘的印度士兵，在他的故事裡，我們將看到，除了帶來直接的傷痛，戰爭中暴露出的種族隔閡同樣令人心碎。這個印度士兵叫基普，是英國軍隊里的掃雷兵，負責清除地雷。由於天賦，他被一個英國軍官看中，進入掃雷實驗小組，專門負責研究排除那些重新設計引爆裝置的德國地雷。英國軍官和基普親如父子，但作者翁達傑卻在一次採訪中說：雖然軍官對基普充滿情感，照顧有加，但從一個更大層面上來看，讀者也不一定能把他當作好人。因為不管軍官對基普有多好，他實際上都不斷地把基普送到了死亡邊緣。

軍官在一次拆彈任務中喪生，基普與英國軍隊在個人情感方面的聯結就此鬆動，他獨自來到義大利戰場，加入這裡的拆彈部隊。在這裡，他和女護士安娜相愛。這是一對純樸的、充滿善意的戀人，看起來可能會有一個美好未來。可是有一天，基普打開收音機，聽到一個讓他震驚的消息：美軍在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他內心的某種平衡被打破了。他是個印度錫克族人，英國人對他的故鄉實施殖民統治，他卻加入英國軍隊，心甘情願地從事最危險的工作。原子彈爆炸讓他意識到，他原本以為有意義的工作，實際上毫無意義；他原本願意為之獻身的事業，其實沒有什麼價值；他以為他可以和安娜自由自在地相愛，這時候卻忽然意識到在他們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溝塹，就是種族之間的隔閡。基普內心受到的衝擊，卡拉瓦喬完全理解。書中說：「他知道這個年輕的士兵是對的。他們永遠不會把這樣一個炸彈扔到一個白人的國家裡。」基普意識到種族隔閡之後，再也不能做一個英軍掃雷兵，也再也不能跟安娜繼續相愛，他獨自騎著摩托離開了部隊，離開了安娜。

護士安娜是小說貫穿始終的人物。小說開頭，作者翁達傑就告訴讀者，在戰地醫院的工作，使安娜精神上受到嚴重摧殘，她開始懷疑戰爭中究竟是否存在正義的一方。可以說，安娜以個人方式退出了那場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戰爭，她決定不跟隨戰地醫院轉移，繼續在山區別墅中照顧英國病人。讀者看到最後才知道，安娜之所以選擇一位燒傷病人來照顧，是因為她的父親在戰爭中被燒死。因為巨大的精神創傷，她把自己縮進了一個殼裡。父親的老朋友卡拉瓦喬來到別墅，錫克族士兵基普也來了，他們給安娜帶來人性溫暖，基普甚至給安娜帶來愛情。但最終，基普還是選擇離她而去，安娜仍然不得不獨自戰鬥，加入先前所說的那場「個體的人和公共的人之間的永恆戰爭」。

我們把整部《英國病人》的碎片化敘述拼接起來，大致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不過，在這部小說中，與「寫什麼」同等重要的問題是「怎麼寫」。在敘事藝術上的特色，構成了《英國病人》在所有布克獎作品中脫穎而出的關鍵。

首先，翁達傑在小說中編織了一個視野廣闊、規模宏大的故事，故事中的每個人物都有著非常充分的背景故事，他們不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道具，而是一個個鮮活的人。但是，小說的敘述完全不是線性的，甚至也不是多條線索共同講述，故事並沒有在時間線上次第展開，整部小說通過不斷的對話、回憶和想像，展現了發生在不同時空的片斷場景和對話。所有這些片斷散布在小說的十個章節中，它們互相拼接，層層疊加覆蓋，某個囈語中出現的名字，讀者要到幾十頁後才知道那究竟是誰，一句酒後醉話，隔了兩三個章節，讀者才能發現其真正含義。閱讀這部小說，讀者需要十分緩慢，小心翼翼，不輕易放過一個詞語，因為每個詞語都隱藏著人物命運的秘密。

其次，它是一部文體複雜多彩、充滿詩意的小說。我們前面說過，小說充滿了各種回憶想像的片段，這些意象和詞句的碎片在翁達傑筆下閃閃發光，它們抒情節制、簡練動人。比如，小說形容安娜脫下鞋，敞開衣領，鬆開袖子，卷到胳膊上，有種「甜美的凌亂」，僅用了一對矛盾修辭，就讓人物形象躍然紙上。

翁達傑在小說中植入了很多大師作品的片段，包括希羅多德、諾獎得主吉卜林和司湯達。引用它們，不只是因為小說中的人在閱讀或者在聆聽它們，更因為它們引導故事發展，賦予其不同尋常的意義。它們也常常在敘述結構上起作用，比如小說在將要轉入戰爭情節前，便讓人物閱讀了一段《帕爾馬修道院》，把引文當作情節轉換的過渡段落。因為如果讀者熟悉《帕爾馬修道院》，就知道司湯達在那部小說開頭，用相當長篇幅講述了文學史上極其著名的一段戰爭場面。這種拼貼為小說帶來了豐富而細膩的質感，就像是作者在故事裡埋藏了一個個梗，如果你能 get 到，就會擁有非常愉悅的閱讀體驗。

此外，最重要的一點是，翁達傑似乎是在用這些大師作品向讀者暗示閱讀這部小說的方法：小說複雜的文體究竟怎樣理解？因為作者想要在20世紀去完成一項希羅多德的偉業，旅行到人跡罕至的地方，記錄下偉大的壯舉和動人的傳奇。

小說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艾爾麥西不管去哪，都要帶著一本希羅多德的《歷史》，他不僅用它來輔助考古工作，也把它當作筆記本和剪貼簿。書中夾著各種知識、感想和評論，用小說中的話來說，那些知識和議論的碎片都「一起躺在希羅多德的文字里」。這本《歷史》幾乎像是對小說文體的一種隱喻。翁達傑一直喜歡在小說中做各種跨文體的拼貼，《英國病人》也同樣如此，這種拼貼不僅是表面上的大量引用，還包含了大量讀者可能聞所未聞的新奇知識。作者對相關領域做了很多研究，比如小說多處詳細描寫了基普清除地雷引信的情節。對炸彈結構和排雷技術，作者一五一十，講解得十分專業。

小說中涉及的地理知識最為豐富，作者因此翻遍了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的相關檔案。這一方面是因為故事主人公艾爾麥西本人就在這方面無所不知，你在他耳邊提到任何地名，他都能把那地方的位置和各種地理特徵都告訴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地圖」這個概念本身是小說隱含著的重要主題。本期解讀開始時曾引用過小說中的一句話，艾爾麥西說：「我全部的渴望就是走在一個沒有地圖的地球上。」小說中，一共有56次提到地圖這個詞，它們無處不在，提醒人們注意這是一個已被地圖劃分的世界，而艾爾麥西更喜歡在一個沒有地圖的地方漫遊，在沒有人敢於冒險通過的沙漠中漫遊。他要用他自己的腳步在路上畫出印跡，尋找那片失落的扎蘇拉綠洲。這是對艾爾麥西命運的隱喻。他和凱瑟琳都無視社會規則、無視刻板界限，想要自由地為自己畫出人生足跡，他們一度找到了那片綠洲，最終卻得而復失。

到這裡，《英國病人》的寫作特點就介紹完了，除了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傷痛，翁達傑還希望表達什麼？這就要回到《英國病人》寫作的年代去看。《英國病人》出版於全球化思潮興起的20世紀90年代初，小說人物充滿理想和激情，他們在沙漠這個沒有邊界的土地上結為一體，尋找心中的綠洲。這一切似乎恰逢其時，因為此刻人們正在為即將到來的全球化歡呼，為人類剛剛發現的共同價值、共同命運而興奮不已。小說迅速暢銷到世界各國，也證明它準確撥動了世界的心弦。

1996年，著名導演安東尼·明格拉將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影片上映後獲得了9項奧斯卡獎。電影以艾爾麥西和凱瑟琳的悲劇故事為主線，在壯麗的沙漠背景中，這對情人如撲火般投身愛情。電影改編極其成功，與小說一樣光彩奪目，動人心魄。你看完電影再去閱讀小說，並不會覺得小說的價值已被電影抽空；讀了小說再去看電影，也不會覺得電影的感染力早在閱讀小說中透支。兩部作品中，文字和影像各自完美地展現。

翁達傑曾說，《英國病人》這部小說對他來說有兩次意外的成功，一次是成功地改編成電影，另外一次就是2018年，它獲得了金布克獎。這件事情本身似乎也意味深長，全球化發展到今天，人類多元文化和諧共處的夢想中似乎出現了濃重陰霾，早已拆除的藩籬又重新被撿拾起來，模糊的界線再次刻劃清晰。此時此刻，人們重讀這部小說或許也會別有滋味。在小說中，當戰爭的腳步逼近沙漠，漫步在沒有邊界的樂土中的人們也看到了陰影，即使在親如一家的他們中間，也秘密埋伏著不同陣營派來的間諜，他們在沙漠中尋找的，絕不是艾爾麥西心中的那片綠洲。

與世界主義同樣面臨困境的，還有個體自由的理想，那道藩籬似乎不僅在地理意義上，同樣也在人心中高高樹起。前不久在網路上，新一代讀者對《英國病人》的三觀提出批評，認為艾爾麥西和凱瑟琳的感情是對倫理的越軌。在某種程度上，新的倒向保守主義的政治正確法則正在制定——而艾爾麥西那個有關「沒有地圖的地球」的渴望，可能並不包含在其中。人們似乎已經忘記，小說人物的那種理想，原本是在人類痛苦和失敗的絕境中萌發的一絲希望。

題外話：讀書可以擴充我們知識邊界，獲得更多看問題的視角，但盲從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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