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彼此環繞和交錯的歷史

原標題：葛兆光 | 彼此環繞和交錯的歷史

葛兆光，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現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與中國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宅茲中國》、《何為中國》（2014）。曾獲第一屆「中國圖書獎」（1988）、第一屆「長江讀書獎」（2000）、第一屆Princeton Global Scholar（2009）、第三屆 PajuBook Award（韓國，2014）、第二十六屆「アジア·太平洋」大獎（日本，2014）、第八屆「香港書獎」（香港，2015）、第三屆思勉原創獎（2015）、第七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2017）等。

花樣翻新的舶來理論讓人眼花繚亂，使急於「從新」的學人上氣不接下氣。據現在正當節令的理論說，現代民族國家只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因此，跳出現代民族國家的局限，是重新理解歷史的好辦法，它不僅可以破除歷史敘述以現代國家為界畫地為牢的弊病，也可以從文化、經濟和諸多其他元素重新組織跨國的歷史，不僅美國的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有「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說法，在日本、韓國，當然也在中國，近年來也多有討論「東亞」或者「亞洲」的區域史論著。這一歷史方法當然有很多新奇的啟示和卓越的洞見，可是，我卻一直有保留和疑慮。二00五年春天在北大舉辦的「東京大學論壇」上，我曾經借與渡邊浩教授一道總結評論的機會，提出「亞洲」或者「東亞」，不一定要直接作為歷史研究的空間單位，而最好是把它「作為中國（或者日本、韓國）研究的視野或背景」，因為亞洲也好，東亞也好，各國差異性是很大的，它只是一個很大的舞台，卻未必是一個具有同一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單位。在歷史上，無論在傳統還是近世的歷史上，在國家或者說有領土範圍的皇帝、朝廷或政府始終行使著有效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控制權的時候，這種各自為政是否還會仍然影響著不同國家，從而形成「複數的國別史」？且不說歷史學至今仍然是回溯民族之根，梳理傳統脈絡，建立文化認同的學科，就是從歷史敘事的角度看，國別史也還是一個有效清理歷史的形式。當然，我們需要知道，如果既要在更廣大範圍中檢討過去「國別史」的死角，又要尊重過去諸國各自的歷史現實和脈絡，與其簡單地超越民族國家來拯救歷史，是否還不如在國與國的彼此環繞和交錯中，重新理解歷史？

因此，我相當關注學術界有關朝鮮、日本、中國和東亞各個地區的交涉史研究。恰好在前幾個月，看到了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主編的這部新書《中國東亞外交交流史的研究》。全書四部分收錄了有關中國、日本、朝鮮以及其他地區的政治、文化、經濟交流等領域的十五篇研究論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夫馬進教授撰寫的《前言》中，他特意指出，書名雖然用「外交」一詞，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在前近代尤其是中國鴉片戰爭之前，所謂的「外交」是對外交涉或者互相交流，而不是近代意義上的「外交」即diplomacy，正因為如此，本書既廣泛討論了東亞諸國在各個時代的異域理解和想像，也討論了諸國在實際上的種種交往。

這是一個老話題，也是一個新問題。討論亞洲尤其是東亞的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如果是討論傳統時代，不能不首先面對「華夷」思想和「朝貢」體系。很多學者都指出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在來自近代歐洲或西方的國際秩序尚未籠罩全球的時候，東亞曾經有一個漫長和籠罩性的國際秩序，這就是以中國為中心想像周邊世界的「華夷觀念」和它所支持的以中國為宗主國的「朝貢體系」。對於這個朝貢體系的研究已經非常多，如費正清、西島定生、黃枝連、濱下武志等等，歷史的細節和策略的多面常常被敘述得很清楚，但是，在一般印象中，似乎這個「天下觀念」和「朝貢體制」是相當單一的，就是認定中國處於中央，四夷應當朝貢，周邊的小國對中央的大國，文化仰視而經濟朝貢，周邊諸國的當權者從而得到中央帝國的冊封或承認。可是，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的是，在事實上，觀念領域和政治領域是可以彼此分開的，想像的世界和實際的世界是可以分別處理的，一般民眾的想像和政治權力的策略常常是不一樣的，傳統中國對於周邊的關係，其實很複雜。

在「華夷思想的成立與漢、北朝、隋唐的外交政策」這一部分中，吉本道雅的論文《中國古代華夷思想的成立》涉及的是西周到戰國時期，儘管當時思想世界有「華夷」觀念，但是在戰國中期以前，就有適應實際世界的「同化」、「遺棄」和「羈縻」等三種方式，儘管由於中國範圍的擴大，導致漢代關於「華夷」的觀念發生變化，但是，這種不同策略仍然被政治權力擁有者使用，何況古代中國對於「華」、「夷」分界，其實具有可變性，甚至存在華夷逆轉的可能性。其實，本書作者之一的岩井茂樹過去在《明代中國的禮制霸權主義與東亞的秩序》一文中討論明代中國與東亞秩序，也說過類似的現象，比如，明帝國在重新構築對外關係時，一方面用了「稱臣入貢」、「制定儀制（指入貢之制）」、「闕庭與皇帝禮儀（指冬至和元旦海外藩王向北禮拜）」、「世一見」、「冊封」、「致祭（指弔問）」等等看似天朝帝國的不平等做法，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同時因為文化主義的觀念或實際策略，並不採取真的帝國方式，而是「不征諸夷」，與各國已經開始了國與國的關係。這些論述比過去籠統地論說古代中國的「界分華夷」的觀念、和「以文化劃分華夷」的策略，更多了一些歷史感和具體感。下面的一篇辻正博的《魏氏高昌國與中國王朝》，更以魏氏高昌國為例，討論了在中古時期的中國，對於周邊異族國家的朝貢、羈縻、冊封、征服等種種不同策略，拿高昌國的命運與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國進行比較，更看出中國王朝一側的對外立場，其實，常常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實際策略畢竟不是文化想像。有時候國力強盛，就不免有征服和控制的慾望，有時候無暇顧及，便只好採取好言安撫的策略，有時候算一算得失利弊，便對「遠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時候看一看周邊波動，便常常想威服「小邦」使諸夷順服。朝廷執政者的想法，並不像士大夫或知識分子那麼充滿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僅僅憑著理念行事，他們那些非常現實的考慮，常常不得不落實在得失的計算上。雖然古代中國朝廷總想維護「華夷」分界和「朝貢」秩序，但是，在這個國際秩序中還是充滿了變數，絕不是簡單地用一個「朝貢體制」就可以說明的，至少，還是要用具體的歷史文獻來分別研究，歷史上中國朝廷是怎樣以及為何交替使用朝貢、羈縻、冊封、征服等不同策略，以維持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的。

歷史無法逆轉，套一句老話叫「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宋代以後的中國，隨著漢唐帝國的歷史記憶漸漸淡去，到了明清時代，維繫中國與四夷的朝貢體制雖然還存在，但是內容已經漸次變化，特別是文化上業已「斷奶」後的東亞諸國，即使是過去似乎曾經共享漢唐文化傳統的朝鮮、日本、安南等等，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也仍然在不斷覺醒。當中國人還在想像「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時候，實際上，彼此之間的感情和態度，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十七世紀以後，除了清帝國還沉湎在「天朝大國無所不有」的幻覺中之外，日本、琉球、朝鮮和安南的「中國認識」其實都在變化。最近，關於明清以後的日本、朝鮮、琉球、安南和中國的關係，有了越來越細緻的研究。其中應當特別提到的，就是本書主編夫馬進教授的研究。這十年來，我陸陸續續讀到他很多有關琉球、朝鮮、日本和中國的論著，那些非常詳細和具體的研究，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這個叫做「東亞」的空間里，政治、文化、思想、學術如何互相環繞和彼此交錯。

回到本書，在「高麗、朝鮮的對華關係」這一部分中，矢木毅的論文《朝鮮前近代民族意識的展開——從三韓到大韓帝國》相當值得注意，他考察了「三韓」概念的形成，特別是高麗時代延續和傳承的「高句麗意識」、高麗反女真以及朝鮮王朝反滿清意識的來龍去脈。雖然中國學者常常提及朝鮮對大明王朝的「事大主義」表現了朝鮮對中國政治和文化的認同，但是，正如他所說的，朝鮮所謂的「事大主義」實際上僅僅是對漢族政權，時間僅僅局限在明代一朝。實際上在表面「事大」的背後，也逐漸培育著「以自國為中心」的獨自的國家與民族意識。有意思的是，朝鮮的「自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既有以佛教思想為基礎的，也有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在高麗時代，早期民族意識的擔當者，是與仙、佛混淆的本土佛教互相共鳴的一些人，而在朝鮮後期卻是既為保國安民而標榜「事大主義」，又批判佛教中虛妄的自民族主義的儒教知識分子，他們倡導的「朝鮮中華思想」成為「自民族中心主義」的最頑強的倡導者。

如果說，這一論文是對朝鮮民族意識史的宏觀觀察，那麼，美國學者戴維·羅賓森（David Robinson）的《蒙古帝國的瓦解與高麗恭愍王的外交政策》一文則是以元明之際為例，所做的有趣的具體歷史考察。由於東北亞的「紅巾之亂」導致蒙古帝國的瓦解，也造成了城鄉的破壞和田地的荒蕪，疾病、飢餓以及人口減少，這使得整個東北亞都處在不安之中，它造成二十年以上的遼東政治混亂，也造成這一地區蒙古人、女真人、漢族中國人、朝鮮人激烈的角逐，而遼東的問題，又一直影響到明朝初年的明帝國與高麗的關係。這篇論文把恭愍王放在這樣的背景下，敘述了他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動，指出「紅巾之亂，不僅使恭愍王得以在政策上利用，在元朝統治時期維持其內外的權威和地位，而且可以說影響和形成了新興的明朝和高麗的關係的輪廓」。在這個觀察中，你可以看到朝鮮的「事大傳統」和「自尊取向」交織起來構成了東北亞較為真實的歷史，朝鮮並不始終是中國的附庸，雖然它比起龐大的中國來，有時是一個自認「東夷」的小國，但是，它卻時刻在窺測和旁觀身邊的中國，所以，讀一下伍躍的論文《朝貢關係與情報收集》，就知道朝鮮赴北京的燕行使，如何利用合法外交身份，收集清帝國各種情報，他們對政府公文的抄錄、高價情報的購買，其實常常不遺餘力。正如伍躍所說，朝貢關係雖然是東亞前近代主要的國際關係，也曾經得到朝鮮王朝的認同和遵從，但是仍然應該注意對朝貢外交的實證性研究。在他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朝鮮對中國的外交中，雖然一般都承認朝貢關係，但是，始終存在著相對於宗主國支配者的「自主」意識和「自由」選擇，這種既有「向心」又有「離心」的思潮，有時成為朝鮮國家安全和民族自保的理據，有時也成為朝鮮國家自立和民族自覺的動力。

還是回到中國。在籠罩天下的漢唐盛世之後，在朝貢體制雖在，文化認同漸疏的明清，其實漢族中國與周邊關係，已經相當複雜了。「明清時期的中國外交」這個話題，構成了這部書的第三部分。一九八三年，莫里斯·羅薩比（Morris Rossabi）編了一部討論近世早期中國國際關係的論文集，名China among Equals，意思是從那個時代開始「中國棋逢對手」（也有人譯為「勢均力敵國家中的中國」），正如它的副題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顯示的那樣，十世紀到十四世紀，中國和鄰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到了宋代以後，中國不像以前的唐帝國那樣籠罩天下，蒙元之後，中國已沒有那種無遠弗屆的力量和充分自豪的信心，因此，明清帝國一方面維系著對外宗主國的形象，希望把朝貢體制維持下去，一方面又對外面的鄰居相當警惕，甚至有些神經過敏。山崎岳的《朝貢和海禁的邏輯與現實》一文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明代中葉一個名叫宋素卿的翻譯，就曾經被視為「姦細」，這一命運反映了當時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明帝國常常搖擺在允許朝貢和嚴命海禁之間，然而，一些華人翻譯作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溝通者，一方面可以因為四夷對中華的崇敬而得到優厚待遇，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因為中國對外夷的猜疑，而遭到不白之冤。一個人的身份、角色和處境的考察看似具體，涉及的背景和問題卻甚大，不僅與至今仍然在討論的明代「倭患」究竟來自日本還是中國有關，也與對倭患的判斷背後有什麼樣的意識和觀念相關。

理論和觀念常常代替不了歷史，對於古人的思想動機的猜度，當然常常可以「先入為主」，但是做歷史研究，卻無法把研究對象從複雜環境中解放出來，只能根據歷史材料，儘可能細緻地重新構擬已經消失的過程，全面敘述曾經出現的歷史，因此，無論這個過程有多複雜，這個歷史有多少面，你都得竹筒倒豆子一樣「如實招來」，不可能僅僅憑著理論的翻覆拿歷史當烙餅時而這面時而那面。當沈衛榮的《懷柔遠人的明代中國與西藏的政治和文化關係》把目光轉向中國的西南時，他也曾提到中國對四夷的「懷柔遠人」。也許，人們會想起美國學者何偉亞（James L.Hevia）那本引起爭論的後現代歷史著作，不過，沈氏主要考察的是歷史，不是一個可以截然分清的概念和由理念制定的制度，更不是憑著現在的「後見之『明』」 去揣測往事動機和心理，因此，他只能在複雜的「懷柔遠人」和「嚴辨夷夏」之間，重新梳理歷史文獻，討論明帝國如何通過西藏佛教僧侶的招聘和使用，對西藏進行控制，然而，歷史常常是雙向的，正是這一政策，反過來導致了西藏佛教那些神通力、秘密法以及與漢傳佛教相當不同的佛教風尚，在漢族士大夫中間流傳。

同樣，在同一個覲見和聘問的「賓禮」制度下，宗主國中國也會采取很複雜曖昧的態度，策略地對待朝貢國的使節，策略的目的就使他們處於被羈縻和被控制的狀態。夫馬進在《明清中國對朝鮮外交中的「禮」與「問罪」》一文中，以明清的歷史資料為主，討論過去西島定生曾經提示的所謂「冊封體制」中的「禮」的問題，就涉及中國對朝鮮外交的這一面。他先是以明代初期明帝國與高麗的外交為例，討論洪武皇帝對於一三七三年朝貢中以兩匹私馬補充途中死去的貢馬、一三七四年朝貢中多六對高麗布這類事情，為何要小題大做地申斥並威脅要興師問罪，接著，又以一三九二年朝鮮政權變更後，洪武皇帝對朝鮮李成桂致明帝國申訴國號變更的外交文書的反應為例，討論了明初對於朝鮮外交中的「禮」的話題如何成為明太祖用以制約朝鮮的外交策略。接著，他又以洪翼漢《花浦先生朝天航海錄》的資料為主，敘述了一六二三年即明天啟三年的所謂「仁祖反正」即有關光海君（李琿）一系和仁祖（李）一系有關皇位正統之爭。在這一事件中我們看到，原來關於「纂」、「弒」、「正」、「逆」等等傳統有關「禮」的觀念，不僅常常充當中國方面用於裁斷朝鮮政治的原則，而且這一原則的裁斷和冊封權力，也常常給中國方面帶來相當大的政治正當性和外交利益。可是，當時由於以魏忠賢為首的官員的腐敗與貪瀆，雖然李政權也通過種種方式得到冊封的正當性，但是，朝鮮方面如洪翼漢等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文人，對這一來自明帝國的冊封，態度相當複雜，這一結果甚至影響了後來朝鮮各方面人士對於明、清之間複雜的傾向和態度。此後，也許是由於朝鮮對於清帝國始終存在著蔑視和敵愾之心，因此清帝國常常會以這種「非禮」作為理由，對朝鮮進行制約，但是到了吳三桂之亂平定，清政權進入穩定時期，這種以外交文書的「違禮」而「問罪」的事件就結束了。以上這一系列事情，正如古代所謂「禮」和「刑」一樣，是明清對於東亞諸朝貢國外交統制的原則和策略。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這種來自「禮」的原則有時候也是雙刃劍，它一方面成為宗主國支配朝貢國的正當性工具，在道理上迫使朝貢國「服從」，一方面也會成為朝貢國用來檢驗和質疑宗主國的尺度，就像「華夷觀」成為朝鮮士大夫內在的「攘夷」態度和自稱「小中華」的依據一樣。

不再一一複述書中的內容，其實，岩井茂樹的《清代互市與沉默外交》、中砂明德的《荷蘭國的朝貢》都相當有價值。有時候，我很佩服日本學者那種窮盡史料的態度，也很贊同歷史研究中的多種語言工具的使用，因為這能夠發掘更多的文獻資料，包括一般不常用的非漢文資料，像前一文章使用了大量滿文檔案，而後一論文中使用了荷蘭文的文獻，在這裡，語言知識和工具就格外重要，難怪當年傅斯年創辦的，叫做「歷史語言研究所」。

說到東亞外交交涉，不能不說到近代或現代，歷史學家很怪，眼中看到的是傳統時代，心中想到的常常是當下時代，並不是古為今用，只是歷史必然延伸到現在，全書最後一部分是「近代東亞諸相」，有討論薛福成於一八九0至一八九四年間與英國談判處理滇緬國境劃定一事的箱田惠子《薛福成的滇緬界務交涉》，有通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在菲律賓、日本和中國舉行的十次遠東選手權比賽大會，討論殖民地菲律賓、半殖民地的中國和已經成為列強的日本之間的不同情況，並深入分析了體育、政治和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的高島航《遠東選手權比賽大會與YMCA》。

值得關注的是最後一篇永井和的《東亞史的「近世」問題》，他回到日本本身，去討論一個複雜而龐大的理論問題，即究竟什麼是世界性的「近代」？日本的「近代」是從「開國」開始，還是從「明治維新」開始？「近代」是否應當是多元的，是否歷史應當有多個不同的系譜？在世界近代系統中，究竟應當如何理解亞洲的近代？最後，這篇論文還討論了日本著名學者宮崎市定的《東洋的近世》以及日本學者岸本美緒、宮島博史、杉山正明有關問題的論述，為這一問題勾勒了日本學術界的討論系譜。這相當有意義，因為今天中國、日本、韓國等區域討論的有關亞洲和近代的很多內容，仍然與日本學術界當年提出的這一問題意識，有著相當複雜的關聯。

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想像的還是實際的》的論文，對來自日本的「亞洲主義」有一些批評。我總覺得，日本學界喜歡用「亞洲」或者「東亞」為歷史單位，以描述一個超越現代國家界線的空間，一方面有自明治以來伴隨大日本主義而來的政治、思想和學術的影子，一方面有當代日本學術界以超越現代西方為名而追隨更現代西方理論的嫌疑，而且對於日本中國研究界來說，它有著使中國研究納入亞洲框架，從而重返日本關注視野的意義。但是，對於中國學界來說，簡單加入以「亞洲」或「東亞」為整體框架，淡化國家歷史敘事的策略，這恐怕未必是福音。依我看，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考慮，不如採取「複數的傳統和現代」加上「彼此環繞和交錯的歷史」， 似乎更妥善一些。　　

對於「東亞」以及東亞諸國之間的交涉史，日本學者有相當長的研究傳統，正如吉本道雅在《後記》中所追溯的那樣，自從一八九四年日本在那珂通世的倡導下，於高等師範學校中設置東洋史學科以來，這一學科一直對亞洲尤其是東亞諸民族的「交涉」相當關注，無論是白鳥庫吉、桑原騭藏還是內藤湖南，都在同時關注著中國史、日本史、蒙古史和朝鮮史。在這篇《後記》中，他提出了一個有趣味的、也是有意義的問題，就是在進行有關東亞諸國交涉這類的課題研究的時候，要注意使中國史料「相對化」， 要注意收集和使用中國以外的甚至是漢語以外的「異質的」資料。對於日本、韓國的學者來說，中國史料無疑帶有「中國的立場」，無論是角度褊狹，還是偏見傲慢，或者是觀念歧異，都需要借用日本或韓國的資料加以考訂，任何一個國家的史料，也許都有自我想象和自我塑造的嫌疑。我一直覺得，如果通過「異域之眼」（這是興膳宏教授的說法）和「殊族之文」來反觀，也許反而能夠攬鏡自鑒，看清自己的上下左右。因此，「相對化」和「異質的」這兩個概念意味很深，也許，裡面有很多問題意識和新的角度，是值得中國學者深思的。（《中國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夫馬進編，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二00七年三月版）

轉引自：《讀書》2008年1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