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看待和參與美國競選的？|競波

原標題：我是如何看待和參與美國競選的？|競波

Palo Alto Art Center

記得在哪裡讀到過，美國人18歲開始有選舉權，每4年選一次總統，兩年之後，又是中期選舉。加上各種預選和特選，美國人一輩子應該有上百次投票。

2016年夏天我們搬回加州，正趕上總統大選造勢。那一次競選，令人印象深刻。除了社交網路里中英文爭論之激烈，我還記得，選票上條目很多，從聯邦到本市，各級別職位，各種提案。除了總統候選人天天頭條，其他那麼多選項，我哪兒知道怎麼選？

一位美國朋友指點說，每次競選，本地報紙都會對選票逐條解釋，為選民製作一個速食版參考。我就找了一份平日喜歡的本地報紙，像準備考試一樣先學習。大選當天，照貓畫虎總算把票投完了。

時隔才兩年，中期選舉又要開始了。11月6日，全民投票，改選全部435位聯邦眾議員和三分之一的參議員，地方政府諸多官員席位也加入改選。

上次競選很有感觸，這兩年又被中英文各方信息和看法不斷轟炸，所以，選是肯定要參選的。既然要選，就想多了解，最好能按自己的想法選一次。

可是，作為一個普通選民，自己的想法如何形成？

參議員、眾議員、州長等層次的選舉，候選人離得遠，能看到的多是二手評論。加州政府發布的投票指南，中英文各一版，每版近百頁。海量信息面前，腦子實在不夠用，時間也沒有。

即使有，我對美國政治和政府架構有太多不懂，整天研究這些，感覺日子會不好過。

從這一點上看，由專業媒體撰寫的速食版參考，如果能盡量客觀，還是有幫助的。當然，很多媒體也會發布編者按，闡明支持哪幾位候選人。選民藉此了解各家媒體的傾向性，自己可以選擇，是否做參考。

作為媽媽，最感興趣的，還是與孩子學校有關係的事。

比如，本地學區委員的選舉。

和國內一樣，美國公立學校也分學區。我居住的Palo Alto 市，大部分屬於PAUSD - Palo Alto 學區。另外，斯坦福大學園區和其他兩個城市的一小部分也被劃入。總計一萬兩千多學生，19所學校。

學區總監和各校校長負責學校運營，PTA 家委會主管家校溝通。而學區委員會是學區的最高監督機構，負責監督管理，制定條例，也負責學區總監的聘用或解職。

PAUSD 目前有5位民選的學區委員，每位任期4年，每兩年部分改選。這次中期選舉，將改選兩席，共6位候選人。

學區委員競選限於本地，6萬多居民，規模不大，但社區十分認真。本地媒體組織的競選辯論會，幾乎場場爆滿。熱心居民也在家裡舉辦多次見面會，提供近距離向競選人提問的機會。

這些活動或在周末，或在晚7點之後。每次看到祖父祖母、中年家長和在校學生在暮色中匆匆趕來，我就想起老布希總統回憶錄中寫的，他的父親在華爾街上班，下班坐火車回到康州的家，簡單就餐之後，就趕去市政廳參加會議。在參與當地政務上，民主黨與共和黨兩派都有傳統。

我參加了幾次辯論會和見面會，深感在美國競選，候選人主張固然重要，但至少同等重要的，是講述的方式。 選民多元化，同一個意思，句子和語氣不同，給選民留下的印象就大不同。所以，在公開場合問答，候選人會方方面面先鋪墊好，盡量講周全。需要耐心聽，才能等到正面回答。

而有一位候選人，Kathy Jordan，風格很不同。恰好社區里我很喜歡和尊敬的一位媽媽，Vicky Huang，正在為 Kathy 助選。在她的引薦下，Kathy和我在一個周三的下午，利用孩子放學吃晚飯之前的時間，在社區圖書館見了面，3個人聊了起來。

網球生涯

Kathy Jordan 原是美國著名網球運動員，曾獲得7個大滿貫冠軍，包括5個女子雙打、兩個混合雙打冠軍。

對以往的輝煌戰績，她並不太提起。問的多了，她才說，父親小時候，家對面碰巧有個網球場。於是她開始自學，成為很出色的球手。Kathy 和她的姐姐從小就跟著父親，去俱樂部打球。

那個年代，體育以男性為主，網球是接受女性參加的極少數項目之一。女運動員被認為技術和力量不夠，達不到專業水平。

雖然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Kathy 和姐姐從小就顯示出運動天分。她倆經常出去比賽，互相作伴，也越打越好。練球很辛苦，年幼的她也會抱怨。但媽媽說，你球打得好，有這個才能，是很難得、很幸運的事。

作為選手，Kathy 常年跑比賽。國際比賽會去日本、東南亞、澳大利亞、歐洲。國內比賽她喜歡加州。相比出生地費城，加州氣候好，更適合戶外運動。來加州比賽的時候，有時候會住在斯坦福大學。她想來這裡讀書，卻又不想讓家裡承擔高昂的私立大學學費。

現在很難想像，70年代，美國很多大學根本沒有女子運動隊，也從不為女運動員設立獎學金。1973年在佛羅里達州，曾有民間集資，為女子網球隊提供大學學費，卻遭到州里反對。恰好《教育修正案第9條 Title IX》剛剛通過，球隊起訴，居然成功。

從此之後，各大學才開始為優秀女選手頒發獎學金。Kathy Jordan 是斯坦福大學歷史上，第一位獲得全額獎學金而得以入學的女運動員，她的姐姐則是第一位獲得學費全免獎學金的女選手。

聊起這樣的經歷，Kathy 說，我知道制定法律的重要，也知道執行法律，其實很艱難。

（Title IX 是美國《1972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條，1972年通過，禁止在學校課程與教學活動中的性別歧視。所有接受聯邦基金補助的公立和私立學校、學區、學院和大學皆需遵守第九條的規定。這條法律還提到性暴力行為，受害者有什麼權利，學校必須按哪些條規做出反應等等。詳情請參考 http://www.sfusd.edu/zh/ada-access-and-equity/office-of-equity/gender-discrimination-in-athletics-title-ix.html）

相比男性，女性因為發育早，運動生涯起步也早，但往往在30歲左右就結束了。職業運動員難免傷病。Kathy 在一次膝蓋手術之後，感到自己年齡大了，開始想到退役。從小以打球為主業的她，突然醒悟，我再也不用每天疼痛了。這時她才注意到，自己長年都在忍受疼痛。即使渾身疼痛，也還是要堅持，keep it going，just go。

就這樣，1991年，Kathy 結束了11年的職業網球生涯，重返斯坦福繼續讀書，先後拿到政治學學士學位，和商學院管理學碩士。並在 Palo Alto 安家，一住就是28年。1992年被選作WTA世界女子網球協會付主席。

當了媽媽之後，Kathy 留在家裡照顧孩子。她並不希望女兒成為職業運動員。但她深深懂得體育的價值，鼓勵女兒多參加運動。女兒本來打籃球和排球，到了11年級，功課很忙，決定不打排球了。對於女兒這個決定，Kathy 有些難過。

Kathy 說，我再也無法看女兒打球了，也沒機會和一起看球的家長們相聚了。

美國東部麻省有一位高中英文老師，David McCullough Jr.，曾經在一次高中畢業典禮上致詞，題目為：You Are Not Special。他的演講被廣泛傳播，YouTube 點擊率近三百萬。後來還出了同名的書。

David 在書里說，看孩子比賽，小提琴比賽，辯論比賽，任何一種比賽，其實對家長來說，都是一個機會來看孩子。因為青春期的孩子，或者躲在房間里關著門，或者呆在學校和朋友在一起，或者埋頭在手機上敲字。真正的他們，你看不見。

提到這本書，Kathy 說，體育不僅僅是運動，這裡有公平競爭，團隊合作，孩子如何應對，如何戰勝困難，他們的耐力和自我驅動力，他們的身體語言，都一一呈現出來。作為家長，我們看比賽也是在看孩子，看看他們有多麼美麗。

學區競選

也許是受網球影響，Kathy 喜歡穿白色長褲。她個子高高的，笑容燦爛，握手有力，講話也很像運動員，簡潔、快速，而直接。在和居民的見面會上，身材挺拔的她，時不時會屈一下膝蓋，好像要和圍坐著的觀眾把距離拉近一些。

當有居民問到，你有哪些工作經驗可以為學區服務？Kathy 沒有提網球，她打趣地說，我當過女童子軍教練，這個算嗎？

無論在採訪中，辯論會，還是在與居民的見面會上，Kathy 的自我介紹都很簡單：

「我1977年進入斯坦福大學。主要打網球，也順便念了一點書。」（聽眾笑。）

「重要的是，」 Kathy 強調說，「我有兩個孩子，一個從這裡的公立高中畢業，另一個還在讀公立初中。我和你們很多人一樣，是這個學區的家長。也和你們一樣，相信公立教育。我經常在孩子的學校做義工，協助老師上閱讀課，擔任貝果麵包隊長，還在PTA家委會、家長聯誼會擔任職務。

這個學區有很多令人驕傲的地方。社區居民互相支持、非常友善。有很多優秀的教師，優秀的學生。這裡有一流的公立學校，我也因此在這裡安家。

我曾經埋頭做義工，認為學校好，老師好，孩子開心，就夠了，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打個招呼我就到。

但近幾年，聽到的問題越來越多。有些問題需要解決而一直沒有解決。另外，很多人感覺自己的意見不被聽到。

我們搬家來這裡，有權利參與社區事務，有權利發聲，我們的聲音應該被聽到。這也是我決定出來競選學區委員的原因。」

和很多家長一樣，關於學區的問題，Kathy 是在媒體報道出來之後才得知的。

比如 PALY 高中的多起性騷擾事件，以及學區經費超支。上一學年，學區經費超支$6百萬，僅在法律訴訟上就花了一百萬。看到報道，她開始查詢，發現前幾年還有過超支$5百萬的情況。

Kathy 想，我能做什麼，能不能參與監管。「想要改變，就要站出來。就像打球，不能總是練球，一定要參加到比賽中去。」

作為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滿心期望的是孩子在學校里一切順利。看到問題，指出問題，其實是很為難的一件事，需要很大的勇氣。以「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為競選綱領的 Kathy，在6位候選人中顯得獨樹一幟。

Kathy 說，「我很敬佩那些新移民家長，儘管英語不是母語，但他們還是到學區委員會上發言，令人印象深刻。

我雖然沒有語言問題，但到學區講話，還是會有顧慮。我們提出來的，可能是別人不願講的，不想再提的，怕發現做錯了，怕丟掉工作。家長也怕對孩子產生負面影響。如果孩子因為我而得不到好的推薦信怎麼辦。

很多人不喜歡聽到問題。但是，有問題並不說明我們學區不好，並不說明老師不好，校舍不好，學生不好。我們只是有些問題需要解決。

這就像打球，對手在那裡，你沒有辦法迴避。你必須看清楚眼前發生的一切，才能在比賽中逐步領悟到，你的打法是否有效，是否需要調整。如果不承認有問題，就沒有辦法解決。」

新版課程表

上一學年，PALY 高中成立了一個「課程表創新委員會」。在前校長的帶領下，經過一年的討論，提出新版課程表。其中最令學生們高興的是，可以早上晚起，8:30或者10:05才去上學。

5月初新課表一公布，幾位家長就提出疑問，但學校和學區並沒有馬上回復。Kathy 就聯繫了加州教育部，很快得到教育部發來的演算法規則。幾位家長照章計算，結果發現，一年下來，新課表比加州教育部規定的最低教學時間（180天）整整少了21天。（學校後來對此做了更正。）

「公立學校的經費來自加州政府撥款和本地納稅人的繳稅。拿到經費，起碼要滿足州里的最低要求。其實前幾年的教學時間也沒有達標，另一所高中 Gunn 也沒達標。那麼其他學校呢？

我們還發現，學區的決策流程前後不一致。比如，上次 Gunn 高中修改課程表，當時學區委員會提出很多問題，Gunn一一書面回復，最後投票表決。而這次 PALY 修改，委員會說，不需要批准，我們相信學校的決定。這很奇怪。

我們學區比較特殊，從加州得到的撥款很少，主要靠本地納稅。這可能造成有些規定的執行比較彈性。但學區需要增加透明度和責任制。

社區家長們教育程度很高，分析能力強。有問題，他們遲早會發現的。基本的法規和要求應該公布出來。為什麼需要家長們自己來計算呢？如果學校主動公布，解釋以下，比州里的規定少了多少天，為什麼，更容易得到家長的理解和信任。」 Kathy 說。

WGPA 加權平均成績

（WGPA - Weighted Grade Point Average，是對AP大學先修課和高階Honor課程加權重，而計算出來的平均成績。Palo Alto 市有兩所高中，Gunn High 在學生成績表裡加入 WGPA，而之前 PALY 並沒有。去年，學區里為此展開了長達9個月的大討論，終於決定，PALY 也需要在成績單中加入 WGPA。）

參加辯論，候選人會事先充分準備。即使這樣，現場公開答辯，還是能顯示出觀點和思維模式的差別。比如在一次辯論會上，一位學生記者提問：

「PALY 採用 WGPA 的第一個學年，就有406位學生（佔全校學生總數1/5），選了新課 AP英文。而有些選修課則因為人數不夠，無法開課。學校的英語課程曾經非常多元化，您認為，對此 WGPA 有什麼影響？作為學區委員，您如何支持選修課程？」

五位競選人回答如下：

Alex Scharf：我不太清楚關於整件事的討論。我覺得讓學生有個廣泛選擇，能選到自己喜歡的課很重要。學生有興趣，才能學得更好。

Stacey Ashlund：我支持增加 WGPA。如果對選修課有影響，很遺憾。選修人數每年都有變化，比如GUNN曾經有過女性研究選修課，因為人數不夠無法開設，可能與太多AP課有關係。但我不這麼認為。我們需要與學生和家長做更多地溝通，通過輔導老師來幫助學生找到AP課和選修課之間的平衡。我支持學校開設更多更豐富的選修課。

Ken Dauber：GUNN 已有 WGPA，不像PALY剛剛實施。我不知道具體對 Gunn 的選課有何影響。我們可以直接向學生詢問，不必依賴統計數據和猜測。我們需要提供更多課程選擇，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學生和家長也需要了解，事實上，多數大學在招生或者頒發獎學金的時候，都會按照自己的演算法重新計算 WGPA，所以高中提供的 WGPA 在大學申請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我們應該消除這方面的誤解，幫助學生根據事實來做決定。

Shounak Dharap：任何決策，如果對學生選課造成障礙，我認為都不是好的決策。我公開反對過學區的決定，不贊同採用 WGPA。目前在學區里討論的學業差距，心理健康問題等等，都與 WGPA 有關。不討論WGPA，無法觸及問題根源。當然，既然學區要求 WGPA，我們可以用另外的方法來支持選修課，比如設立高級攝影班等等，提高選修課的權重。

Kathy Jordan：我支持增加 WGPA。我認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學生成績單問題。我們應該幫助學生彙報他們的成績。修課人數的變化值得探討，不一定是 WGPA 帶來的影響。比如，11年級的高階英文課只對 Social Justice Pathway 的學生開放，所以很多學生轉而選擇AP英文。另外，AP Literature 選修人數減少了 26%，不少學生改選 AP英文。

Kathy 的回答很本色，雖然競選經驗不多，但她直奔主題，不在枝節上糾結。

當我提到，2016年大選之後，很多爭論並沒有平息。這兩年來，左右兩派之爭，經常被某個話題一觸即發。Kathy 說，像預算管理，課程表，這些問題是左還是右？我們還是回到最基本的法律和規則，回到常識，以學生的利益為第一。

這樣的方式，令 Kathy 得到不少學區家長支持。根據本地媒體 Palo Alto Weekly 9月28日的報道，Kathy 在社區里獲得的資金贊助，超出其他候選人一倍以上，很多贊助者為華裔家長。

但這並不是勝算在握了。10月5日，同一家媒體宣布，支持現任學區委員會主席 Ken Dauber 和 年輕律師 Shounak Dharap 兩位候選人。而對於 Kathy 的評語為：

「儘管我們同意 Jordan 指出的學區和PALY學校在管理上的確存在失誤，但她的策略和方法沒有顯示出與其他學區委員和新成立的學區管理團隊能夠進行有效的合作。」

在我的詢問之下，Gunn 高中校務委員會委員 Mudita Jain 回復：

Palo Alto Weekly 認為，學區委員會在過去兩年執行有力。但在過去兩年中，學區在 WGPA、性騷擾、學校改名、預算超支等問題上處理不當，引起公眾嘩然。可見，這家媒體選擇忽視學區委員會的一系列失誤，而對Kathy 以及敬仰她的家長團隊有勇氣挑戰學區採取批評態度，這是標準不一致。

而Kathy 的回復是：

我在過去18個月中，關於提高學業成績，加強學區財政和管理上的透明度和責任制方面，是與這家媒體的立場一致的。很遺憾沒有得到他們的支持。

還有兩周，就要投票了。社交媒體包括微信群里的討論愈加激烈。很明顯的是，華裔參選的熱情很高，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另外一位候選人 Ken Dauber 還特意開辦了自己的中文微信公眾號，以便與選民直接交流。

這幾周關注選舉，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但相比兩年前，有了不一樣的領悟。形成自己的觀點不容易，對付海量信息和火爆爭論，還沒有找到什麼好方法。目前，只能不為所動，獨立思考。這樣，至少自己的一票能有點兒重量。

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JcY_Xha0PM

https://paloaltoonline.com/news/2018/05/03/parent-announces-school-board-candidacy

https://www.stanforddaily.com/2013/04/02/womens-sports-dominance-began-with-innovative-approach-in-70s/

https://padailypost.com/2018/05/04/kathy-jordan-seeks-school-board-seat

https://www.mercurynews.com/2017/05/31/palo-alto-wave-of-sexual-assault-harassment-reports-hit-school-district/

https://palyvoice.com/133745/news/school-board-discusses-sexual-assault-findings-community-speaks-up/

https://www.paloaltoonline.com/news/2018/09/28/jordan-takes-significant-lead-in-campaign-fundraising

https://paloaltoonline.com/news/2018/10/05/editorial-ken-dauber-shounak-dharap-for-palo-alto-school-board

https://www.kathyjordanforschoolboard.com

文、圖：競波，北京人。留美15年後，回國居住12年。在上海加入英文媒體《Shanghai Family》，在北京加入True Run Media，創辦國際教育媒體《菁kids》並擔任執行出版人。2016年搬回加州。有兩個正值青春期的女兒。自由撰稿之餘，創辦自媒體公眾號「矽谷近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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