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凱評《戰敗者》︱戰殤未止

原標題：徐之凱評《戰敗者》︱戰殤未止

《戰敗者：兩次世界大戰間歐洲的暴力與革命》，[德] 羅伯特·格瓦特著，朱任東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410頁，68.00元

在不朽名著《戰爭論》中，克勞塞維茨曾表示：「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手段的繼續。」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似乎產生了這樣一種理念，將戰爭看作政治的「終結」，彷彿一切紛爭、所有矛盾都可以通過戰爭解決，無論過程如何血腥殘忍，一旦戰爭結束，勝負已分，和平便旋踵而至。通過2016年撰寫的《戰敗者：兩次世界大戰間歐洲的暴力與革命》（ The Vanquished：Why the First World War Failed to End，1917-1923），德國史學家羅伯特·格瓦特（Robert Gerwarth）用血淋淋的文字揭示了1917年至1923年這段人類歷史的殘酷現實：戰爭的影響，從來就不限於戰爭的過程本身；鮮血和暴力並不會隨白旗和信號彈戛然而止。

從1918年一戰正式結束，到1923年簽署《洛桑條約》之間的所謂「戰後歐洲」，是當時地球上最為混亂的地區。即便排除1918年至1920年間死於西班牙流感的上百萬生靈，以及從貝魯特到柏林成千上萬因經濟封鎖與戰後困頓饑寒致死者，仍有超過四百萬人死於戰後歐洲的暴力衝突——這數字已然超過英法美三國在一戰中陣亡人數的總和，遑論無數遊盪在廢墟之中彷徨無措生不如死的流亡難民。鬥爭者在戰後危局中極力掙扎，憤恨者積累著怒氣窺伺著破碎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勝利者拖著病體舉杯慶賀，戰敗者跪伏之時仍攥緊雙拳，如德國作家恩斯特·榮格所言：「這場戰爭是暴力的開始而非結束。在這個熔爐里，世界被鍛造出新的邊界和社會。新的鑄模想要被鮮血灌滿，而權力則欲被鐵拳掌握。」

與以往著眼於勝利者的戰爭史著作不同，這部書聚焦於那些在一戰中經歷了形形色色「失敗」的國家，以反映它們在一戰後世界的真正形態。長期以來，戰時宣傳與成王敗寇的視角使得西方史學界將一戰的詮釋過分簡單化，盎格魯撒克遜歷史學家樂於把一戰解讀為一場民主的協約國對專制的同盟國的史詩戰鬥，似乎他們從暴君巨獸手中救回公主一般拯救了歐洲。然而這種解釋從根本上站不住腳：最為專制的沙俄帝國恰恰是協約國的一分子，而且一戰後長期蔓延的利益爭奪、宗教敵對、民族屠殺，乃至革命與反革命派別間的激烈鬥爭，已表明這個故事並無圓滿的結局。

在戰爭中處於凄慘處境的諸國，在戰後的歲月中如何自處，又是怎樣影響到了整個歐洲的進程，引發了之後那場更加慘絕人寰的世間慘禍？格瓦特先生娓娓道來，此處亦摘取案例略作歸納，以示本書之宗旨原貌。

失敗的戰爭與勝利的革命

長久以來，在列寧返俄與《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都存在著長久的爭議。和約的簽訂無疑意味著俄國成為一戰的第一個「戰敗國」，然而在托洛茨基不滿德方條件刻意拖延議程時，列寧出面表示：如果政府拒絕不惜代價接受這些條款，他便辭去黨的領導人和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布列斯特和約》使得新生的蘇維埃俄國要丟失相當於德國面積兩倍的土地，以及戰前人口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七十三的鋼鐵、百分之八十九的煤炭和絕大多數工業區。即便是布爾什維克黨內部，也存在著大量反對簽署這份苛刻條約的聲音。然而列寧明白，面對著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兩面攻擊，革命政權的生存如今取決於外部的和平，只有和平才能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排除敵對勢力爭取時間。另外，《布列斯特和約》將完全暴露德國龐大的帝國主義戰爭野心，從而加速帝國主義戰爭的進程。

格瓦特認為，列寧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這份條約使德國比1914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為接近最初的戰爭目標，即成為歐洲的主宰者。這個「勝利時刻」鼓動了同盟國在戰爭雙方均精疲力盡、泥足深陷的情況下，投入最後的人力物力，發動以「速勝」為目標的攻勢。尤其是在德國，「總體戰」的實際把控者、帝國軍需總監埃里希·魯登道夫於1917年11月11日信心滿滿地表示，可以全力以赴在西線一決勝負，從而在美軍支援歐洲之前結束戰爭——巧的是，一年後的這一天，恰恰是德國投降的西線停戰日。

與此同時，列寧認為，早日結束戰爭、從俄國釋放同盟國戰俘將大大加快預期中的歐洲革命進程。這些在俄國經歷了世界大戰與蘇維埃革命的戰俘，回國之後將會自然而然地促動當地社會發生激進的變化。這一點在之後的歷史中得到了驗證，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描繪的「共產主義幽靈」，在1917年的歐洲給所有人帶去了強烈的感受：反戰與對抗階級壓迫的思想迅速傳入戰爭末期的同盟國社會，強烈打擊了當局垂死一戰的士氣；戰後，此起彼伏的蘇維埃式工兵暴動時時震撼著歐洲。

可以說，宣示「戰敗」的《布列斯特和約》拯救了布爾什維克革命，而俄國的革命改變了之後歐洲的一切：1789年以來，革命運動第一次接管了一個國家，並且隨著所謂的「戰敗」向全歐洲輻射開來。戰爭已然結束，革命剛剛開始。這些獲釋士兵中有許多人後來成了中歐和東南歐國家的左翼領導人，如奧地利的奧托·鮑爾、匈牙利的庫恩·貝拉，以及克羅埃西亞的一名軍士長約瑟普·布羅茲——在二戰中他有了一個更響亮的名號：鐵托。

鐵托

「恥辱」與「叛賣」

1918年11月12日，普魯士帕瑟瓦爾克軍醫院的病床上，一名第二帝國傳令兵在醒來後，發現整個世界都在天旋地轉——這不僅是他眼睛感染的毒氣所致，還跟帝國軍隊潰敗、皇帝在革命風暴中退位的消息有關。這名崩潰的傷兵日後寫道：「我撲倒在自己的床上，把我熾熱的腦袋埋進枕頭和被子里。我從站在母親墓前的那一天起就沒有哭過，現在我無法自已了。」

這是希特勒對一戰戰敗的回憶，也是當時絕大多數德國軍人的想法。本來，這樣的想法似乎應該僅限於那些依戀舊帝國與軍國主義傳統的舊軍人。然而，讓絕大多數德國人沒有想到的是，恥辱並未隨戰爭停火而結束，「敗者遭殃」的命運才剛剛開始。

1919年6月28日下午三點，德國外交部長赫爾曼·米勒和交通部長約翰內斯·貝爾走過永久毀容的老兵站成長隊的走廊，步入凡爾賽鏡廳簽署和平條約。巴黎和會的主人、以法國總理克列孟梭為代表的勝利者精心安排了這一切：顯示德國戰爭罪惡的傷殘老兵、俾斯麥在普法戰爭取勝後為德皇加冕的場所，以及苛刻至極的和約條款——前者都可以隱忍背負，唯有最後一條成了顛覆德國命運的「國恥」。自1919年5月條約交到德國政府手中那一刻起，它就被德國人視為徹頭徹尾的罪行。

在一戰後的德國，無論左右哪個派別、任何階層行業，對《凡爾賽條約》的恥辱與仇恨是一致的，連德國第一個民選政府首腦菲利普·沙伊德曼都詛咒道：「把它和我們都捆綁在這些枷鎖中的手怎能不僵死？」這番不穩重的言語竟獲得其他議員跨越政見鴻溝的「好幾分鐘熱烈鼓掌」。威爾遜1918年11月前曾多次提過，如果同盟國家能夠擺脫獨裁者的話，就可以通過談判得到體面的和平；他們為此逼退了皇帝，解散了帝國，建立起民主政體以求對「戰敗者」的寬大，然而1919年5月的民選政府只能接受一場任人宰割的和平，連一點哪怕是表面的「談判」也沒有。魏瑪政府被「出賣」了，德國人不再記得它的民主，而只看到了它與《凡爾賽條約》緊緊相連的恥辱象徵。

11月11日戰爭正式結束前，協約國士兵並未踏上德國土地，這給造謠生事創造了條件：即便明知是自己的副手魯登道夫走進皇宮要求停戰，總參謀長興登堡仍然大肆鼓吹德軍「在戰場上未被擊敗」，甚至連代表民主制度取代了皇帝的人民委員會代表埃伯特，也在1918年12月10日於勃蘭登堡門迎接返回的軍隊時聲稱：「你們沒有被擊敗。」和約的恥辱，瞬間把停止了戰爭的革命抹黑為「叛賣」，「刀刺在背」的傳說迅速流傳，猶如《尼伯龍根指環》神話中被英雄齊格飛從背後刺中的反派哈根一般，心有不甘的右翼軍人高呼著和約的不公與「叛徒」的叛賣，卻忘記了自己在過去這場戰爭中犯下的罪責，而這一信條恰恰成了兩次世界大戰間德國右翼思想的基石。

1919年5月15日，帝國殘兵組成的右翼武裝「槍騎兵前衛師」綁架了德國共產黨領袖李卜克內西與羅莎·盧森堡。晚上十點四十五分，遭毆打至昏迷的李卜克內西被汽車帶到柏林市中心最大的蒂爾加滕公園，在那裡被連射三槍。返回的暴徒帶走了羅莎·盧森堡，在行駛半途中將她槍決，屍體丟入蘭德維爾河——前衛師師部辦公室里，還留著一本她尚未讀完的《浮士德》。

轟轟烈烈的「斯巴達克斯起義」被血腥鎮壓下來，但是針對「恥辱」與「叛賣」的復仇並未結束，猶太人、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連德國民眾本身都成了這場盲目、熾烈的復仇運動的受害者：1918年的恥辱使得希特勒餘生中對「嚴懲叛賣」產生了狂熱般的執著，他聲稱：「在歷史上，只要德國人民是團結一致的，就沒有被擊敗過，1918年的崩潰是由於不團結造成的。因此無論是誰，只要背叛了當前的團結，除了作為國家的敵人被剷除外，沒有任何出路。」 （1939年9月3日《告德國人民書》）甚至在1945年4月他最後的命令里，他還在堅持不得重現一戰「恥辱」的投降，命令德國和它的人民在任何退卻和投降發生之前玉石俱焚——當盟軍越過邊境進入德國時，成千上萬無力抵抗的德國流亡者被以「失敗主義者」的罪名槍決，或弔死在燈柱和樹木之上。

第三帝國最終用眾叛親離下慘烈的自我毀滅，實現著瘋狂的復仇意念，與一戰後被革命席捲的俄國相對應，德國自1918年停火之日起，便隨著社會心理的逐漸扭曲而捲入了暴力的旋渦。

「不勝之勝」與「不敗而敗」

戰爭的結束有時並不意味著和平，而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戰敗後的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給許多勢力以可乘之機，希臘便在協約國的支持下，立即對這個戰敗國發動了進攻。然而得益於加里波利的英雄穆斯塔法·凱末爾，希臘的入侵最終以慘敗告終。1922年9月27 日希臘國王康斯坦丁被迫傳位於子，希臘總理與總司令被判處死刑。10月11日希臘新政府與凱末爾政府簽署停戰協定，土耳其搖身一變，從大戰的戰敗國又成了戰勝國。

勝利的連鎖反應一直影響到全局：隨著凱末爾軍隊封鎖達達尼爾海峽，一戰勝利的巨擘、最後一位仍在位的一戰領袖，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決定與之一戰。然而放眼四顧，一戰時大英帝國的驍勇臣民卻並無響應，加拿大、澳大利亞自治領拒絕出兵，南非乾脆置之不理，倫敦的保守黨順應民意退出政府，使得勞合·喬治這位戰爭勝者頓時淪為政治輸家，不得不在10月19日辭職。1923年，新任英國政府與安卡拉新政府簽訂《洛桑條約》。新條約廢除了戰敗簽署的《色佛爾條約》，使得方才戰敗的土耳其不但獲得了持久的和平，還一躍而成外交上的勝利者。

希土戰爭把1918年的失敗變成了1922年的勝利，凱末爾的壯舉既刺激也鼓舞了兩個同樣捲入一戰的國家：義大利和日本。義大利人普遍感到：1918年對哈布斯堡帝國來之不易的慘烈勝利並未獲得相應的回報，他們的損失比英國還要大，六十餘萬人在崇山峻岭中的傷亡，換來的只是大國在巴黎和會中對義大利的白眼。日本經歷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與長期脫亞入歐，自信滿滿地認為，只要盡取德國在亞洲的勢力範圍，便可在和會上與協約各大國分庭抗禮，結果這位最高戰爭委員會的唯一亞洲成員，理論上處於巴黎和會決策核心的列強之一，卻被所有與會國邊緣化：不但擴展在太平洋的利益遙遙無期，甚至連在國聯平等參與大國決策都不能實現。

在這迷茫而「殘缺」的勝利之下，日本和義大利都開始尋求談判與和約以外的道路，用戰爭和暴力乃至相互勾結，證明自己在一戰中付出的價值，奪取談判桌上未能獲得的籌碼。

早在墨索里尼上台前的1918-1919年，義大利便頻頻發出強硬的戰爭叫囂，要求重建以地中海為內湖的新羅馬；日本在中國山東及太平洋島嶼的擴張之中，統治整個「大東亞」的野心開始生長。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讓日本佔領了整個中國東北，國聯介入的乏力讓義大利蠢蠢欲動：墨索里尼將整個國家法西斯化、工團化，以便投入全部力量準備發動在衣索比亞的戰爭。而與此同時，希特勒正在經濟危機下的德國迅速崛起，於1933年掌握了政權，並在1936年與墨索里尼攜手投入了對西班牙內戰的干涉。

至此，三個旨在修正《凡爾賽條約》的國家狼狽為奸：日本向中國北方的武力擴張、墨索里尼在北非與地中海的「新羅馬」與希特勒在中東歐開闢「生存空間」的野心達成了理念一致。儘管《三國同盟條約》到1940年9月方才簽署，但形成軸心陣營、推翻巴黎和會所建立的國際體系此時無疑已是板上釘釘之事。

日本加入軸心國，《三國同盟條約》簽訂儀式

然而，即便三國都號稱以「不勝而勝」的凱末爾政府為榜樣（希特勒同樣關注凱末爾革命，並表示對其「敢於和西方帝國主義開戰的意志深表欽佩」），卻沒有看到凱末爾以現代化為宗旨對戰敗的奧斯曼帝國所做的民族國家化改造，沒有看到凱末爾對希臘乘虛而入的侵略進行衛國戰爭的正義性，沒有看到當地混合複雜的民族宗教形勢對希土戰爭結局的反饋作用，更沒有像凱末爾一樣大刀闊斧地捨棄帝國體系的領土與殖民重負，反而主動發起侵略戰爭，在毫無民族宗教關聯的非同類文化主權國家強求所謂的「生存空間」，妄圖單純通過屠殺和奴役其他民族來建立「新帝國」。這一切註定義大利和日本的統治階層標榜以凱末爾的成功為目標，卻走不上土耳其向勝利轉化的道路。一戰後的它們不敗而敗，之後又在自己挑起的更大衝突中淪入一敗塗地的下場。

結語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周年。這場戰爭雖然在規模上略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其意義與影響卻貫穿人類戰爭與衝突的歷史，影響至今。在歐洲，一戰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大戰」（La Grande Guerre），是二十世紀人類世界性衝突的始祖，也是至今全球遺留的爭議問題的源頭。通過對「戰敗者」視角的研究，更能體會到這場戰爭給諸多國家前途命運所帶來的轉折，覺察到今天的世界所潛伏著的疑難與危機。右翼勢力在世界各地的上升勢頭，二戰戰敗者「反戰敗」不反戰爭的推諉戰爭責任之舉，依然昭示著大戰遺留的不穩定因素在當今世界的存在。而勝敗身份的轉化，也並不是沿著直線前行：在一戰末期的革命中誕生，經歷二戰考驗成長起來的蘇聯，卻在窮兵黷武的軍備競賽中分崩離析；世俗化的土耳其發展至今，再度面臨著宗教力量的政治挑戰——更不要說凱末爾為實現民族國家化而捨棄的原阿拉伯領土，如今已成為當今世界恐怖主義、毒品問題、專制主義、軍閥戰爭的禍亂之地。

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兩場大戰均已結束良久，但是勝敗的命運轉化仍在接續擴展之中，革命的前途與暴力的危局亦非須臾可測之定局。要真正實現人類共同的和平發展，需要一代代人對過往的審視、總結與殷鑒，在鮮血鑄成的歷史中尋求並珍惜合作共處的機遇與可能。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