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尹鴻｜透過《今日影評·鴻論》，看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電影和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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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影評·鴻論》中，學者尹鴻對話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中國電影代表性親歷者，尹鴻表示，「我們希望還原那個時代的歷史質感，重現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電影和中國社會的變化。」
文 | 何佳子
來源 | 廣電獨家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我愛祖國。我愛祖國的清晨。）」1980年，上海電影製片廠出品的電影《廬山戀》中，張瑜飾演的周筠與郭凱敏飾演的耿樺在林間大聲朗讀著這句英文版的「我愛祖國」。38年後，《廬山戀》入選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十大優秀愛情電影。
北京的10月，秋意漸濃。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的辦公室隱在宏盟樓拐角處，屋子裡滿滿地堆著一摞摞書，隔著木窗，漸染的秋色透進屋內。
「現在的年輕人或許很難理解。一場點到即止的吻戲，片中女主角多換了幾套時裝，怎麼就會在當年引發那樣的轟動。包括片中青年戀人反覆呼喊是英文版的『我愛祖國』，這些場景和細節只有在那個時代才會發生。在對經典電影的回溯和與電影當事人的對話中，我們希望還原那個時代的歷史質感，重現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電影和中國社會的變化，這也是最初策劃《鴻論》的想法。」尹鴻告訴記者。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
10月26日，《今日影評·鴻論》（以下簡稱《鴻論》）在電影頻道首播。從10月26日到12月28日，每周五晚22:00點，學者尹鴻將在節目中對話張瑜、謝飛、陳凱歌等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中國電影代表性親歷者，用光影映照現實，用初心訴說時代。
「其實，總結下來就是三個對話，一個是學者和電影當事人的對話，一個是過去與現在，老一代與新一代的對話，還有一個就是電影和社會的對話。」尹鴻表示，電影自身發展也是在與社會發展的對話關係中完成的，「這三個對話構成了整個節目的基本框架。」
「鴻」論電影：學者與電影當事人的對話
在尹鴻編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電影》中，曾這樣總結以1978年為標誌的新時期中國電影，「藉助政治上的撥亂反正、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理論上的思想解放、文化上的啟蒙主義、藝術上的現代主義氛圍，中國電影也進入了一個變革、發展的新時期。」
站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發展節點，回望中國電影發展歷程，尹鴻說，在《鴻論》中，「我們拉了一根線。」通過這根線，看到中國電影在樣式、風格、形態上發生的改變，也看到中國人如何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更高的自由度和最大的尊重。
謝飛、陳凱歌、張瑜、成龍、姚晨……在節目中，他們是專業領域內具有代表性的導演、演員，也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親歷者。當具體的創作經驗與成長故事，被放置在時代與社會的現實語境中，一些籠統抽象的概念開始變得可感、可知。
「總體來講，節目中有兩個特別重要的東西：一是探討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電影發生了哪些變化？二是探討中國電影的變化反映了中國的哪些變化？我覺得這是最核心的。」在尹鴻看來，中國電影的變化以及中國的變化，歸根到底是人的變化，「這是貫穿節目始終的。」
生於1961年，1977年上大學的尹鴻是學者、教授，也是電影當事人的同齡人。「我跟張瑜、陳冲她們是同齡人，跟陳凱歌導演所在的78級則是學習經歷上的同代人。一個時代成長起來，大家會比較容易溝通。我們在同一個年代起點開始關注電影，不同的是，他們是創作電影，我們是評論電影。」他感慨說。
在梳理和邀請參與節目的電影當事人時，尹鴻說，首先是有一定地位，對某些關鍵影片起到關鍵性作用的，另外，「我們也會邀請一些80後的年輕演員，通過他們的成長經歷，來梳理四十年來中國電影帶給年輕影人的影響與營養。」
之所以採用對話的結構，則在於這種形式天然的親切感和真實感。學者與電影當事人對談，既有感性信息，又有理性分析。「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電影的發展變化是一脈相承的。除了回顧經典，我們也從今天的年輕電影人身上看到了新生代力量，看到代際傳承，看到從哪裡出發，以及走到哪兒的過程。」
溫故知新：電影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在《鴻論》中，除了有電影當事人的口述、對話，還有經典電影的片段剪輯。
「一方面，讓經典電影重新回到大家的記憶中來，讓觀眾對四十年來中國電影取得的輝煌成就有一個直觀感受；另一方面，則是激發大家重看經典電影的興趣，並從中了解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發展脈絡。我們是如何告別那個時代，如何告別自己，這些在電影中都可以表現出來。」
第一期節目，尹鴻邀請到了參演電影《廬山戀》和《巴山夜雨》的演員張瑜。「說起《廬山戀》，大家的印象是『熒幕第一吻』。如果放到現在語境中來說，電影當中接吻，不覺得有什麼，好像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在1980年，穿旗袍、穿泳衣，甚至接吻，都意味著突破、解放和創新。當我們回顧這些經典影片，才知道原來我們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就這點來說，《鴻論》也算是一個溫故知新的過程。」
《廬山戀》中張瑜飾演周筠
面對節目中年輕的80後影人，尹鴻說，在對話中，我們會努力想知道他們是如何理解自己出生前的那個時代。「你會發現，隔了20年，他們一方面對那個時代很尊敬，另一方面又多少有一些認知割裂。許多年輕的電影觀眾和普通人，不是特別清楚，1978年的起點是什麼樣子？或者1978年前的中國究竟是什麼樣子？」
通過對話，《鴻論》帶我們拂去了時間的灰塵，分享經典電影，也分享經典電影背後的創作故事和個體感受，「一起讀解經典背後的歷史信息，讀解角色背後的時代變革和人性解放，讓年輕觀眾更理解那個時代的電影，更理解那個時代。」
在他的記憶中，那個時代，電影圈的人都有過「泡」在電影資料館看外國資料的日子。當窗口打開，中國電影人迫切地想要通過影像來詮釋世界。
節目中，曾幫助幾代電影人走出國門的盧燕老師分享了這樣的細節。「當時，大家對外面還一無所知，出國後幾乎是兩眼一抹黑。她會手把手地教來自中國的導演、演員在接待場合怎麼吃西餐，怎麼拿刀叉，見什麼人，穿什麼衣服，事無巨細地叮囑安排。」當時間來到2018年，年輕的電影人早已將自己定位於世界的一部分。
口述電影史：他們的「眼睛」是電影與社會的連結
在尹鴻看來，中國電影一直是中國現代歷史地一面影像之鏡，它不僅記錄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和中國人的心路歷程，而且它的「記錄」方式本身，也是中國歷史進程的一種生動闡釋。
從謝飛到陳凱歌，從張瑜到姚晨，在四十年的時間跨度中，《鴻論》用多維度、多視角的發展軌跡去還原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發生的變化。「通過電影和電影人的眼睛，我們想找到改革開放的『魂』。」
在他看來，改革開放的核心，一個是改革，一個是開放，改革是對舊事物進行改革，開放是對外開放，重新建立與世界的聯繫。「中國電影自身的發展軌跡是這樣，同時也通過電影反映出社會的變化。這一切都基於實事求是，不論是電影，還是社會，都重新回到了對人的關註上。」
在尹鴻眼中，電影反映社會變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導社會變革。「我們在電影中看到了這些東西。通過《廬山戀》，我們知道，原來我們也可以穿得很漂亮，通過《巴山夜雨》，我們理解了人性的複雜。所以，電影既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思想解放的推動者，把改革開放的成果傳達給熒幕前千千萬萬的普通觀眾。可以說，電影對新文化、新思想、新價值觀念的傳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巴山夜雨》海報
1981年，首屆金雞獎的配角獎頒給了電影《巴山夜雨》的表演集體。「如果說，美國有公路片，那麼，中國電影有一個重要類型可以稱為『江河片』。一條船就是一個中國，船上是形形色色的中國人，『江河片』實際上在描寫船上的中國人如何認知，如何覺醒，如何改變自己。
對人的關注，對個體幸福、快樂的關注，是一個重要體現。在電影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四十年來，中國人精神面貌的改變和發展。實際上，今天當我們說到中國夢，會強調每個人的夢想是中國夢的基礎，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中國自由發展的基礎。」
在尹鴻的理解中，《鴻論》藉助於電影當事人的口述，一方面定格中國電影的發展瞬間，另一方面也在藉由這些這些片段，發掘與拼湊電影與時代的發展脈絡。「為什麼會這麼呈現？導演、演員當時是如何理解這場戲的？為什麼這麼表達？」在他看來，這是可愛的一代人，真摯的一代人，也是兼具理想主義與現實思考的一代人。
「作為創作者，他們盤算的不是片酬和掙錢的問題，而是如何提升電影表達，如何讓電影更好地影響與改變社會。當我們把這些幕後的創作經歷呈現給今天的觀眾時，也希望讓大家更理解一個好的藝術創作，必須基於創作者對於藝術自身的了解和熱愛程度。一個好作品，一定是因為有熱愛才能出來，而不是僅僅把它變成一個博取票房和掌聲的工具。」他補充道。
從這點來說，尹鴻坦言，不管對於播出平台，還是學院派出身的自己來說，《鴻論》都是一個嘗試和探索的窗口，「在當下通俗化、商業化的影視評論領域，獨立、深度、有建設性的影視評論應該如何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