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熱詞是怎麼火起來的

文/王弘治

趙、馮的婚訊在網路大撒了一把狗糧，順帶也帶紅了「官宣」這個詞，讓這個原來有些冷冰冰專業氣息的縮略名詞，一下子吸引住了公眾的眼球。

趙麗穎的微博帶火了「官宣」這個詞

搜索結果顯示：帶有「官宣」二字的微信公號推文有21886條

從十餘萬年前，語言突然像神跡一樣和人類種族一起出現在這個世界上，詞語的造神運動應該沒有比今天更加「於斯為盛」了。中國最大規模的《漢語大詞典》共收歷代詞語、成語、典故約三十五萬條，這基本代表了幾千年來典籍文獻中記錄的所有的書面語詞了。而1979年到2000年的20年間的新詞，見錄於《現代漢語新詞語詞典》的已超過10000條，如果按此速率，大既只需要700年就可以完成漢語辭彙總量的翻倍。

然而，實際的增長率應該更快，因為2000年的中國互聯網的普及還僅僅是起步階段。插上了網路傳播的翅膀，新詞語「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各領風騷三五日的新詞語讓人目不暇接，除了眼門前當紅的「官宣」，還有「佛系」、「社會」，「藍瘦香菇」、「厲害了，我的X」之類，三日不上網就分辨不清這些詞語興起的來龍去脈了。

「佛系」是2017年爆火的網路熱詞

沒有現代技術的加持，語言的爆炸式傳播就無從談起。然而，在人類這個語言種族的血液里，對新鮮事物的貪慾從進化之初就從未冷卻過，新詞語只不過在這冗長慾望清單中不太起眼的一項。

我們的日常語言通常都是乾癟的，所謂「充滿生活氣息」，不過是迴避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輪迴的遁辭。一般生活中使用的辭彙，數量相當有限，極端的例子像美國曾報道過的《斷背山》式的游牧牛仔，日常辭彙僅需一百餘，這是受限於封閉、缺少交流的生活環境。

但正常生活中，比如大學生假期在家中跟父母的交流，並不比荒野牛仔更加精彩。實用的語言即是如此，經濟、高效便足夠了，辭彙是否貧乏並不是首要考慮的問題。

所幸，人類從心靈到肉體都不滿足於貧乏。因此在重複的日常生活之外，文學、曲藝、故事，各種口頭、書面的娛樂方式，這些基於語言的「花活兒」從來沒有在歷史上斷絕過。文藝的內容總是千篇一律的，無外是人心裡的那一點點感動，但從不一樣的人口中說出來，最終會像不同手藝的廚子做出來的料理，立時分出高下長短。郭德綱說相聲就是一樣說話，憑什麼掏錢來聽你說話？換到我們要講的話題上來，一樣在網上編段子，憑什麼這一句詞兒就火了呢？

新詞語會不會流行，有時候跟文藝作品能不能膾炙人口的道理差不多。膾是生魚片，炙是烤肉，膾炙人口，一下子就是滿口流油的感覺，感受那份在咀嚼文字時肉香四溢的感覺，吟詠文字，猶同一塊A5級的和牛在舌齒間爆漿。

這種形容並不是說一定需要多麼高大上，要成為千古絕唱的意思，一個受人喜歡新詞語，總得先讓人由衷地覺得有趣兒，在最直接的感覺上受到刺激，這就跟味覺一樣，好不好，第一口或者第一眼就能定調。譬如直白地說「難受想哭」，那就是天天早上過榨菜的一碗泡飯；變成「藍瘦香菇」，一句話大白話加上廣西普通話的「夾壯」（夾帶壯語發音特點）佐料，那就成了一碗臭驚四座的螺螄粉。換成文學批評的行內話，這就是什克洛夫斯基那套形式主義文論所謂的「日常生活的陌生化」。

把水仙叫做「凌波仙子」，把螃蟹叫作「無腸公子」，用「立雪」形容誠心向學，用「聞笛」表示思念故舊，這跟把屎叫成「翔」，把羊駝叫僅僅「草泥馬」，只是雅俗之分吧，這些變化的用心都是想要擺脫掉日常經驗的窠臼。但這種標新立異使用頻繁也會變成陳詞濫調，「凌波仙子」這種用法，現在大概還比較適合小學作文的程度，或者中老年向的媒體文章。同理，「草泥馬」這匹神獸的網路香火現在應該也都轉給錦鯉了。

創新是流行的重要條件，但還遠不是全部。除了詞語本身，負載這個詞語的一系列高端效應則是更為有力的推手。

這種高端效應，指的是從經濟、文化、社會地位的高端向低端輻射的影響力。奢侈品的流行，名人廣告代言，早期的港台腔，辦公室白領的英文名，都可以看成是如風向化的高端效應，自古猶然。比如杜甫《秋述》里感嘆「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這是說到了下雨天的時候，老朋友還常來看望，新朋友就不會登門了。後來「舊雨」就成了代表老友的典故了。在《搜韻網》資料庫里不完全統計唐代以來詩詞，以「舊雨」入詩的，凡715首，沒有一首唐人之作。可見「舊雨」成為詩典，完完全全是藉助於杜甫成為了文學史上「詩聖」的光環。

杜甫的詩名在唐之後逐漸隆盛，在唐代雖然也有韓愈稱讚「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可現存的唐代人編選的十種詩歌選集中，僅有一種收錄杜詩。但到了宋代，情況則完全逆轉了。「官宣」的流行也可以算到這一卦里。試想如果不是當紅流量的結婚「官宣」，換成是某證劵公司的官方宣傳的話，大概只是互聯網的日常打卡消息，應該沒有人會屁顛屁顛兒地追風式地發「官宣」了吧？

新詞語流行的還有另一個重要推手：傳播的媒介。人類的傳播從口耳相傳，到印刷術問世，再到近代發行報紙，電視廣播，乃至互聯網聯結的手機終端，詞語傳播的速度和廣度愈加升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媒介開放的程度也越來越高，使終端用戶都有機會在廣袤無垠的世界裡讓他人覺察自己的聲音，打破了一小部分精英對社會傳播的壟斷。

中文互聯網初期的興盛當中，各類網路惡搞文，顛覆了傳統紙媒教科式的寡淡語體，放出了時下媒體寫作新風格的一頭地來。這種衝擊力，還可以在大多數的網路流行語中找到。這些新詞語，大多很難追溯出一個個體的作者，他們是匿名的集體化大多數，在網路間無跡可尋卻又無處不在，因為沒有人標識自己的著作權，因此每一次的轉發，等同於一次強化的再創作，影響到身邊更多的人。在傳播的過程當中，轉發者也同時會對新詞語產生一種集體無意識式的代入感，從而加深認同。

認同是語言重要的社會功用之一，方言可以加深地域認同，民族共同語可以促進民族國家的構建，甚至像在特朗普的競選大會上，支持者們高喊「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也未必是真心覺得理想可以實現，他們更多是在體現團結，通過口號來確定自己在一個臨時群體中的定位。因此把「佛系」掛在嘴上的青年，未必真把一切看得雲淡風清，他們很可能只是利用這個病毒式傳播的標籤，把自己對現實的無力感部分地轉化為彼此的認同，達到一點兒抱團取暖的功用。使用新詞語標籤既不會產生任何的操作成本（無版稅，無技術障礙），又因為其通過網路形成的無遠弗屆的涵蓋，讓轉發者加深融入的認同感，這兩方的「利好」都是鼓動傳播擴大的動力。

我們會製造、接納並且推動傳播新詞語，從根本上講還是緣於語言本身一個會發生變化的系統。十九世紀以來傳統的語言演變研究，主要著眼於生物進化式的樹狀演進，看一種語言如何從更古老的「親代」繼承或變異，從一個歷史節點邁向下一個歷史節點，這是一種縱向傳遞的模式。然而語言在同時代環境中受到的影響，同樣會改變語言的面貌，語言學家把語言之間、言語個體之間的互相接觸互相影響，稱作「橫向傳遞」。

在兒童語言成長習得的過程里，橫向傳遞是很容易被觀察到的。譬如，一個中國兒童跟隨父母到美國，家庭親子之間縱向傳遞的語言影響力，常常很快會屈服於兒童在學校、電視、手機包圍之下的語言橫向傳遞，最終「母語」會讓位給家庭之外的「外語」，甚至連家庭內部的語言政策也會整個被外語的洪流吞沒。這種活劇不知已經發生在多少身在美國的中國人家庭當中了。網路語言的傳播，也是橫向傳遞的一種方式。我們在日常中的縱向傳遞只提供了語言的基本表達，而在這之上形式的個人語言風格，則是個人吸納所處環境內的各種影響，最終形成的：我們會摹仿某個心目中榜樣的語調，會附和身邊小圈子內的暗碼式的說話方式，會從書本中吸納所謂的「好詞好句」，當然也會從媒體當中學會時髦的流行語。

去判斷這種影響究竟是有益有害，大概是一個無聊的話題。如果遵從一般科學的原則，觀察語言變化的態度，應該像動物學家觀察現實世界的生態系統一樣：你不能破壞自然選擇的規律，因為同情弱者就阻止草原上的獅子去吃羚羊。

但語言的變化，的確會反過來塑造我們，喬治奧威爾警告過英國人，政治和英語是如何互相勾結互相敗壞的；克萊普勒也解剖過第三帝國的語言，展示這種誕生於晚近的新話語系統最後如何奴役了整個民族的思考。

這種可怕的變化，他們在社會肌體上緩慢生長直至勃發而不可收拾的過程和動力，與上文討論的網路新詞語的傳播本質的區別並不大。可惜，如何去應對語言中蘊藏的此類危機，這個問題已經超越了這裡語言學者的專業領域了。

原標題：《方生方死：網路新詞語是怎樣勝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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