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嘉業堂所刻書
近賢吳興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1882~1963)是晚近著名的藏書家，他的幾處藏書樓藏書達60萬卷，中多宋、元善本，尤注意網羅明清著作，頗有罕見之書。據知情人介紹，「嘉業堂主人劉翰怡宅心仁厚，凡書賈挾書往者，不願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備之書，不論新舊皆購之，幾有海涵萬象之勢。其時風氣，明清兩代詩文集，幾於無人問鼎，苟有得者，悉趨於劉氏，積之久，遂蔚成大觀，非他藏書家所可及;至其所藏《明朝實錄》、《永樂大典》殘本，則海內孤帙也。」(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秋禾、少莉編《舊時書坊》，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92頁)承幹不同於一般藏書家之處還在於，收藏之外，他又很致力於刻書，在文化積累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他出資刊刻的有《吳興叢書》(六十六種)、《嘉業堂叢書》(五十七種)、《希古堂金石叢書》(五種)、《求恕齋叢書》(三十五種)、《留余草堂叢書》(十一種)等等，其中《嘉業堂叢書》「多當代罕覯之籍，而於元明清遺老所著及其譜狀，搜羅尤夥，如屈(大均)氏《安龍逸史》、《翁山文外》、葉天寥自撰年譜等編」(勞乃宣《嘉業堂叢書序》)，面世後頗受知識界思想界關注。
魯迅相當重視劉氏嘉業堂所刻書，1934年5月他在得到老友許壽裳寄來的《嘉業堂叢書書錄》以後，隔了一天就專誠跑到嘉業堂上海分室亦即劉氏在上海愛文義路卡德路(今石門二路)的公館去買書，結果「尋其處不獲」(1934年5月5日《魯迅日記》);又隔一天再去，地方是找到了，「因賬房不在，不能買」(5月7日《魯迅日記》)。後來又吃過一次閉門羹。沒有辦法，只好託人去買，到當年11月，才好不容易買到一批，凡十五種三十五本:《三垣筆記》四本、《安龍逸史》一本、《訂訛類編》四本、《樸學齋筆記》二本、《雲溪友議》二本、《閑漁閑閑錄》一本、《翁山文外》四本、《咄咄吟》一本、《權齋筆記》附《文存》二本、《詩筏》一本、《渚山堂詞話》一本、《王荊公年譜》二本、《橫陽札記》四本、《蕉廊脞錄》四本、《武梁祠畫象考》二本。
這裡屈大均的兩部著作《安龍逸史》、《翁山文外》，李清的《三垣筆記》、蔡顯的《閑漁閑閑錄》都是清朝的禁書，魯迅過去沒有見過;武梁祠畫像是漢畫像中最重要的成果，魯迅一向高度重視，在文章和書信中多有涉及，瞿中溶(字木夫)的《漢武梁祠石刻畫像考》完成於道光年間，但直到1926年才由劉承幹校印出版，魯迅未見過，趕緊一道買來，但看過以後才知道其實並不怎麼高明，在1935年11月15日致台靜農的信中特別提到「瞿木夫之《武梁祠畫像考》，有劉翰怡刻本，價鉅而難得，然實不佳。瞿氏之文，其弊在欲誇博，濫引古書，使其文浩浩洋洋，而無裁擇，結果為不得要領。」但這也只有讀過以後才能知道。世界上有不少書名氣不小，不看一下總不放心。讀後知道該書並不怎麼樣，也是一種收穫。
《三垣筆記》等一批書魯迅購讀以後，曾在文章和書信中多次提到，發表過若干零星而深刻的評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所讀之嘉業堂所刻書而作的《病後雜談》(後收入《且介亭雜文》)。
此文是魯迅晚年的名篇之一，其中就屈大均《安龍逸史》、蔡顯《閑漁閑閑錄》和杭世駿《訂訛類編》分別發表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見解。例如蔡顯其人是因為他那本《閑漁閑閑錄》被殺的，在《清代文字獄檔》第二輯中有關於此案的文檔;但魯迅看了蔡著以後發現，其中「並沒有什麼」，「內容卻恭順者居多」，這似乎很不容易理解，其實也並不奇怪，魯迅指出，在當年的文字獄諸案中，有若干並不是在大是大非上有什麼你死我活，而是「因於私仇」。古人報起私仇來其凶無比。認清這一點對人們深入剖析清代以至歷代的文字獄大有幫助;而對所謂禁書，人們也大可不必一刀切地抱過高的期望。
魯迅在《病後雜談》一文中於大發議論之餘，又順便寫到去嘉業堂買書之難，涉筆成趣，是很好玩的掌故:
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好容易在愛文義路找著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裡面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鏢師各一位。巡捕問我來幹什麼的。我說買書。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小方洞。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於出去。但這回所得的回答卻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為實在回復的斬釘截鐵。
魯迅說，該堂所刻書自己「現在所有的幾種，是托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像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才買得到。」———像嘉業堂這樣做生意，同現代商業物流的慣例實在相去天壤，好像很不容易理解。但我們要知道，承幹先生繼承了巨額遺產，非常富有，印書乃風雅之事，其志本不在賣書賺錢。
魯迅曾在1934年5月22日致楊霽雲的信中說過，「劉翰怡聽說是到北京去了。前見其所刻書目，真是『雜亂無章』，有用書亦不多，但有些書，則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會刻的，所以他還不是毫無益處的人物。」魯迅在私人書信中臧否人物往往相當嚴峻，其實「有用」與否，全因讀者而異;但魯迅這裡仍然有稱頌劉承幹的意思———在魯迅筆下，「傻」往往帶有褒義，「聰明」倒反而是貶義詞，《野草》中那篇《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就是著名的一例。嘉業堂的傻子精神在出版史上頗為罕見，同當年以及當今那些大講經濟效益的出版商相比，尤其顯得另類，於是它那種賣書的方式也就顯得前少古人後無來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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