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讓故宮神秘人成了火遍全國的男神，2年後，他又用4分鐘的新片預告看哭了我們
這是司馬推送的第
904
個與眾不同的人沒有錢，沒有房，你還敢結婚嗎？女人物質一點，有錯嗎？男朋友上進，但家境很不好，是不是該早點斷了？
不切實際的夢想，該堅持嗎？
……這些問題，幾乎每天都會以各種故事版本出現，每個人都想要個固定答案，但可惜，這些問題的答案從來沒有定數。
這一次，那個曾經在珠峰拍登山嚮導，在故宮拍文物修復師的導演，把這些問題都搬上了大銀幕。也許，在別人的故事裡，你能找到生活的答案。
一個從深宮裡出來的男人，
卻跑去拍了「喜劇之王」。
故宮高牆內的安靜，
換成了喧囂的柴米日常；
修復歷史的重任，換成了人間散落的手藝；
身懷絕技的高人，換成了如你我一般的小人物。
一些像「
喜劇之王
」的人，一些在生活里跑龍套，卻能像打不倒的勇士一樣去面對生活的人。你還願不願意，再一次喝彩，為他們，為我們自己？
2016年的年初，紀錄片導演蕭寒被驚嚇到了。
他那部無明星、無IP、無大製作的「三無」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靜悄悄在B站上映，卻一路星火燎原，被平均年齡17歲的年輕人刷成了全網熱搜。高高紅牆裡，那群一輩子只干一件事，卻無人知名的文物修復師，成了大家心裡真正的男神。
「擇一事，終一生」，成了那年最讓人動容的一句話。
2018年的年尾，蕭寒對著B站的彈幕卻酸了鼻子。
感到扎心的，不止他一個人。
那是一部剛剛定檔的全新紀錄片《一百年很長嗎》，從廟堂到了江湖，他和每一個用力生活的小人物，一起摸爬滾打。
兩年的時間，一百多位普普通通的手藝人，素材累積如山，蕭寒和他的團隊，最終卻只挑了兩個人來說故事。
一北一南，一老一少。
一個是在新疆阿勒泰地區做馬鞍子的馴馬師爺爺阿合特，另一個是佛山邊打工，邊學拳的舞獅青年黃忠堅。
這不像是一部奔著爆款去的紀錄片。它沒有故宮那樣深厚的文化底蘊，沒有中華大地絕妙紛呈的動人風光，它只有「一個有文化的神經病和一個傻老漢」最樸素的生活。
可是，單單一個4分鐘的預告片，怎麼有人就熱淚盈眶了呢？
「車又沒有，房子又沒有，錢又沒有，人長得還這樣子。」
這是黃忠堅女朋友在預告片的開頭，說的一句話。5.5萬B站觀眾感覺同時受到了暴擊，「彷彿受到質問的是我」，「影射我本人」，「這是在說我么」……
黃忠堅的疑惑，在同樣的年齡，你也曾遇見過；他的困境，如同你掙扎在生活的泥潭；他受到每一個來自愛人親人的叩問，你聽在耳里，忽然愣一下，熟悉嗎？
「
這拍的不就是我嗎？
太真實了。」那是最近蕭寒看到最多的一句話，它們層層疊疊出現在彈幕里，出現在朋友圈的轉發語里。「兩年時間，我被那些手藝人們打動，現在，我被那些產生了共鳴的觀眾打動。」
小人物們鮮活的人生，潑辣辣地在紀錄片里攤開來，與我們互為鏡像，休戚與共。
珠峰高處，宮廷盡處，人間深處
短短57個字，蕭寒就可以交代完自己的過往和未來：
蕭寒，美院讀了十年書，又在大學教了十年書，還在電台電視台做了十年主持人。從這部長片開始，下一個十年準備交給紀錄片。
《麗江拉夫斯基》，一部片名就很文藝的紀錄長片，快40歲那年，他突然轉行，成了導演。和低沉溫柔的聲線形成反差，接下去的第二部片，他就生猛地跑到了離天空最近的地方。
在珠穆朗瑪峰，他拍下一群世界上爬山最厲害的藏族年輕嚮導，拍下一所特殊的學校，拍下一個人堅守的一座寺廟。
這些從未走出過自己村子的藏族少年，
在學校里，他們會被送去歐洲學習最先進的登山技術，會學習英語，攝影和急救。
他們是登山者的梯子、拐杖、
背包、攝影師和開路者。
他們視珠穆拉瑪為神山，
他們感謝神山給了他們一口飯吃。
但他們也很迷茫。「
現在爬喜馬拉雅成了時尚，
我有什麼話可說呢？」
蕭寒在一個極端的地方，
讓荒蠻和文明有了一次衝撞。
從珠峰迴來後，蕭寒扎進了故宮，
那是另外一種極端，
隔絕紅塵，修復歷史，與世無爭。
他拍出那部人人皆知的《我在故宮修文物》，
把一位位隱於高牆內的文物修復師變成了網紅。
所有人都期待著他什麼時候會拍《我在故宮修文物》第二部。但大電影宣傳還未結束，他卻早已離開廟堂，把目光投向了江湖。
「我覺得故宮的修復師，我們看到他們守住寂寞，守住清貧，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都是有一個很大的國家寶藏在，有很好的研究條件和修復條件。」
「但民間手藝人，最普通的那些人，他們什麼都沒有。從《我在故宮修文物》之後，我就想關注他們個人的生活和命運，了解他們是怎樣的一個狀態。」
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只有自己知道有多難。
全中國的手藝人，不計其數。
去哪兒找這些人？找哪些人？能不能拍？
都是問題。
他們用了一年的時間進行田野調查。
跨過了香港、台灣，
從南到北，從東到西，
僅僅只是道具車的行程就達到了10萬公里。
前前後後，他們調研拍攝了100多個人物，
最終從這麼多人里找到了黃忠堅和阿合特，
和他們一起在哭哭笑笑中走過了人生的一小段。
獻給你我，每一個努力活著的小人物
正在「
舞獅
」的小夥子是黃忠堅，
和大部分年輕人一樣，住著出租屋。
手藝卻不能疏，
一個臉盆，代替了華麗的獅頭。
他愛打拳，最大的夢想就是回村裡當村長，
組修一個武館，
再建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舞獅隊。
而現實是，他只是一個在佛山打工的小包工頭。
白天來回在各個工地，到了周末的晚上，他都會來到鴻勝紀念館學習蔡李佛拳，
個子很小，打拳的時候還總是慢半拍。
他有一個相戀多年的女朋友雪菲，
也有一個不好對付的丈母娘，
有一些小浪漫，
彈起吉他，
唱的卻是，
「
沒有錢，也沒有房，
只有一個有要求的丈母娘
。」
他會對著有要求的丈母娘說，
就像每一個試圖承諾愛情的少年一樣，
「
如果你把雪菲交給我，我會對她很好。
」
可
生活的難在於
你永遠不知道命運會安排怎樣的坎讓你過。
兩個人的孩子在孕檢中
查出先天性心臟病，未來難以預料……
另一邊，遙遠的北疆，
老馬鞍匠阿合特，
正賣力地靠做馬鞍還兒子欠下的高利貸。
他的侄子身患尿毒症，
需要阿合特的小兒子捐腎維持生命，
可兒媳婦堅決不同意。
他還要應對不斷上門討債的債主，
生活的重擔，
都壓在這位60多歲的老人肩上。
相隔萬里的兩個人，
毫不相干的兩個人，在生活的困境前，一樣的抬不起頭。
與故宮紅牆裡專註的修復師們形成了最鮮明的對比，
小人物們那點小小手藝，他們都來不及去關心傳統的意義傳承的重要，
也分不清夢想和妄想的區別。
重要的是生活本身，堅持下去，也許就是最好的勝利。
看這部紀錄片，你可能會心酸，可能會受到暴擊，可能會同樣經受「車又沒有，房子又沒有，錢又沒有，人長得還這樣子」的靈魂拷問。
可你仍然無法忽視那些細碎的美好和快樂，
就像黃忠堅
在路邊排檔就著啤酒夜宵，
半酣之後，
敲著桌子侃侃而談，喊「年輕人當自強」
。
就像拍攝時，他拿起落灰兩年的書翻看，
被女朋友懟「別裝了」，
連攝影師都一起笑到亂顫。
鏡頭隨著忍不住的笑意，
抖了幾抖。
愛情、親情、夢想、婚姻，
當一個個問題變著法兒地拿來考驗你的時候，
他們有怎樣的選擇？
你又會有怎樣的選擇？
甚至，哭和笑都無法獨立存在，
它們混合在一起，
方才組成了人世間真正的生活。
阿合特老爺爺說，
是人就會有悲傷，
還是唱首歌吧，
讓我們都快樂一點兒。
而黃忠堅，
他也終會放下臉盆，戴上獅頭，
他真的可以像一頭獅子一樣，
靈巧而威武，
撲閃著一對大眼睛，
毫無怯意地面對命運。
《一百年很長嗎》，
是蕭寒為這部新片起的名字。
「究竟有什麼樣的一種力量，
能夠讓我們更有勇氣去面對生活中一個個坎。
也許因為一件愛做的事，
也許是因為一個你愛的人。」
讓小人物，
也在大銀幕當一回主角
在蕭寒的紀錄片里，主角永遠都是人物。
他說他很想讓大家知道，
這個世界上有人是這樣活著的，他活在一個你可能沒有到過，無法觸及的一個地方，一個空間，但是他的生命質感一定會和你內心深處的某種東西相聯結。
有人曾問和蕭寒合作了兩部作品的攝影師張華，拍紀錄片會給你什麼樣的影響？他說：
「紀錄片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就像一個家庭的相冊。紀錄片讓我有了敬畏之心，對大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敬畏，對生活的敬畏！」
這份來源於真實的敬畏之心，是一般的虛構故事電影難以達到的質感和厚度。
《一百年很長嗎》，已經定檔12月1日全國公映。
讓紀錄片走進電影院，是蕭寒一直以來的執念。是從準備拍紀錄片時，就給自己定下的目標。
為《喜馬拉雅天梯》跑路演時，每到一處，蕭寒都會問台下觀眾兩個問題：「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在電影院里看一部紀錄片？」「有多少人還會第二次買票走進電影院看紀錄片？」
一雙雙手在歡呼中舉起來，微光連成火焰，山頂上的呼喊，迴音響成一片。
來自豆瓣
《我在故宮修文物》大電影點映場的爆滿，也讓他更有信心堅持這一「執念」。
三年過去了，當《一百年很長嗎》的預告片在b站發布。滿屏的彈幕，還是讓蕭寒酸了鼻子。
兩個小人物的故事，究竟能在大銀幕上走多遠？誰也不知道。但只要他們能夠出現在你的擇影選擇里，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
從第一次拍紀錄片到現在，7年過去了。讓一部紀錄片掙扎著走進電影院有多難？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知道答案。
「我們自己盡自己的全力去做的這一點努力，可能它會是一個蝴蝶的翅膀，可能帶動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應，這是每個人都應該去努力的。只要你喜歡這件事，只要你覺得這件事是有價值的。」
一百年很長嗎？
或許，
只有用力活過的人才知道答案
。
感謝蕭寒導演接受有束光專訪。本文未標註圖片均由蕭寒導演提供，
動圖來自電影預告片，
感謝授權。
《一百年很長嗎》11月將啟動超前點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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