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春天》來金馬之前，導演陸慶屹聊得酣暢淋漓的一場對談

緊急通告

片名：《四個春天》

出品：百川影業無錫有限公司

導演：陸慶屹

上映日期：未定檔

第55屆金馬獎

入圍

最佳紀錄片百川影業無錫有限公司

最佳剪輯 陸慶屹、周肖林、郜子瑜、江亦雋

【金馬55前瞻】之

對話《四個春天》導演陸慶屹：

生活永遠高於記錄

文字整理/韓三秒

編輯/山妄

在北京從事影像工作的貴州人陸慶屹，花了四年時間，以自己生活在貴州農村的父母為主要拍攝對象，真切地展開了一幅基於家庭生活的農村畫卷。這部紀錄片《四個春天》獲得了2018年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長片獎，併入圍了金馬55兩個獎項。

前不久，IDF第二屆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浙師大分會場，《四個春天》導演陸慶屹來到放映現場，與影迷們進行面對面近距離的交流。

陸慶屹導演向大家展示了他的創作起源與構思，展示了他自己對人生、對藝術的態度，本文是這場很有溫度的對話的記錄。

對話環節

陸慶屹（《四個春天》導演）

郭棟樑（《失控的生命》導演，浙江師範大學教師）

郭棟樑：看完這個片子，我感觸很深。我在觀影時，尤其是看很多紀錄片的時候，是相對理性地去看的。但是在看這個片子的時候，就情不自禁地被捲入其中。因為裡面有太多相似的東西，去勾起我的家庭記憶。可能和導演您有點相似，因為我從大學開始，可能只有寒假過年的時候才到家，所以裡面很多場景，比如準備食物的環節，迎接兒子回家，送兒子走的時候，很多場景都是特別特別相似的。這讓我很難去跳脫出來，理性的去欣賞這個片子。

關於同類型的這種紀錄片，我們稱之為私紀錄片，也叫私影像，有些家庭也都在拍一些家庭錄像，但是更多的家庭拍到最後，只是變成了婚禮上播放的某一段娛樂性比較強的VCR，缺乏審美性。您家的從90年代就有的錄影習慣，您後來又從您的父親那裡延續了這樣一個記錄的傳統。我很想問您，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做出這樣一個完整片子的念頭？是一開始就想拍出一個紀錄片，還是在拍攝的過程中才有這個想法的？

陸慶屹：最開始是一種記錄的自覺，可能是因為比較喜歡自己的家，喜歡父母，所以對家庭的氣氛的迷戀讓我產生一種記錄的想法。最開始是2008年，那時候買了一個相機，記錄照片。2012年的時候，在豆瓣上，在豆瓣上開了一個相冊，記錄街道的日常，街坊的日常，還有田間地野，這些平時感覺很日常的東西。照片下的評論都很多，我都特別地感動，這種感動會促使我重新審視一下我自己，面對那些熟悉的場景，習以為常的東西，當它在你的視野裡面只是一個日常的東西的時候，它沒有太多的意義。當你聚焦在某一個物體上，它形成某種相互感，這種東西，它的意義可能就呈現出來了。我記錄這些的時候，就越來越感覺到生活本身蘊含著各種各樣的意義。這種意義可能是詩意的，現實一點的，有些帶來一些比較浪漫的色彩，可能是自我陶醉或者自我催眠的一種情緒。我放那相冊的時候，覺得拍照片對於我想去記錄的東西來說可能稍顯單薄了一些。正好工作需要，買了一個帶攝像功能的相機去記錄這些日常的東西，記錄了兩年多。之後是看到侯孝賢的一個影片訪談，一個電影學院的學生對他說：「我是學導演的，但是我不知道怎麼開始我的第一步。」侯孝賢就說：「你就去拍啊，拍了之後你就知道怎麼開始。」這句話很打動我，我覺得也許我可以嘗試一下。然後就開始帶著這種意識買書來研究。之前我的觀影量可能還不到100部，那年我看了800多部電影，有的電影看了十幾遍，從那一點點地建立起我的電影思維，意識到電影是什麼東西。那個時候開始，從拍攝也好，從紀錄片的構建也好，這種意識一點點地強化。最後到16年——因為這個片子做成完整的片子的時候，我想獻給我的父母。我覺得有無數的家庭，只是因為他們生在那個年代，被時代淹沒了，這個特別遺憾，我也希望能夠獻給他們一些東西，所以那個時候想完成它。但我不知道怎麼剪輯，我連剪輯軟體都不會用；我爸爸在我姐去世的時候身體逐漸衰弱，我怕來不及，所以我決定開始學習剪輯，最後花了20個月的時間終於完成了。

郭棟樑：那您為什麼沒有從您爸爸那裡去學習剪輯呢？我看您爸爸是很厲害的，多才多藝，剪輯什麼的也都會，所以我感覺他，包括您母親身上，他們兩個身上的那種藝術——雖然說不是特別專業，但是他們的愛好是特別多，這個是他們在長期的生活過程中就養成的，還是在孩子離開家庭後他們才去尋找的？

陸慶屹：我覺得，可能那個年代的人，他們生活比較貧乏，不管是精神還是物質，要有這種抵禦生活乏味的出口。每個人的選擇不太一樣，有的喜歡社交，有的喜歡獨處。我父母相對來說喜歡獨處一點。至於喜不喜歡藝術，我媽媽曾經和我說過的是，她在10歲左右的時候，那會還比較封建，她聽見外邊有唱戲的聲音，有打鼓的聲音，她腳就特別癢。然後我外公就拿著鞭子不讓她出去，嚇唬她，她就找各種借口，翻牆啊——10歲的女孩子翻牆就為了去看那個東西——所以有些東西還是天生的。像我爸，他是比較早的大學生，他在學校的時候，就參加了什麼軍樂團的。其實我覺得這有部分是偶然，但是有時候人找到了一個出口，他會篤定地相信他的出口是正確的，我覺得這樣的人生比較幸福一點。

郭棟樑：確實。我們看到影片中你們也是很幸福的一個家庭，不論面對什麼樣的事情都是以一個很樂觀，以一個很強有力的手段去應對。另外一個問題，以前私影像或者私紀錄片其實是相對來說比較少的，但是最近更多的一些優秀的私紀錄片進入了大眾視野。上一屆金馬獎的《日常對話》，台灣導演（黃惠偵）的，她是拍她和她母親的關係，通過一個紀錄片，去彌合了兩代人關係的裂縫。同樣類型的紀錄片，它們可能更多地去審視他們的被拍攝對象——他們的父母或者朋友——更多地去挖掘他們的內心，往事，一些過往的不太願意提起的回憶。但是您的片子裡面更多的是現在的生活，現在的一些地方文化、風俗、歌曲等，這些都是父輩的留給下一代的一些記憶。您的片子沒有太多的尖銳的矛盾和衝突，更多是的用平和和剋制的方法在敘事，有一點我特別好奇，您在拍攝的過程中是如何處理您跟被拍攝對象，也就是您的親人的關係？

陸慶屹：一直到影片完成，我媽都不相信我在做一個紀錄片。（笑）因為她，一直覺得我在胡鬧嘛。因為我胡鬧了30年，我的人生就一直在胡鬧，她一直就這麼覺得吧。特別幸福的就是父母比較支持我，從來沒有干涉過我的選擇。他們也不是說配合，他們是無所謂的態度。就像是現在發那個微信，拍一小段（視頻）。我媽曾經問我，拍拍拍，拍這麼多幹什麼？我吃飯你也要拍，我走路你也拍，你拍它幹什麼？我說我在拍一個紀錄片。她說什麼是紀錄片，我說就是電影的一種，她就「開玩笑吧？」電影，對於縣城的群眾來說，距離他們真的是二維和三維之間的差別，太大了，他們就不相信這件事情。後來我回老家接她到北京來看（成片）嘛，她眼睛都快掉下來了。她說「是在電影院看嗎？」，我說「對呀。」，她說「那麼大的屏幕嗎？」我說「對呀。」後來映後她說，她也很激動。有觀眾要求她上台，她說，她和我說「祝你夢想成真。」（笑）他們的情感，因為比較簡單，或者接受的那些信息量比較少，我覺得還保留在二三十年前。這些事情，過了三天他們就不再提了。有時候我在想他們是什麼感覺，因為總有些感傷（的東西），他們絕對不會想起的往事。

郭棟樑：他們可能更熱衷於下頓吃什麼？

陸慶屹：我爸媽不愛吃。我媽是愛做，招呼我舅舅他們來吃。我爸對吃，能飽就行了。

郭棟樑：能看出來，（您爸在片子里）閉著眼睛說這肥肉太多了，其實都是精肉（笑）。我看您拍了這麼久，素材量肯定是特別大的。很多同學在拍攝中也有很多這樣的困擾，就是面對很大的素材量的時候，您是如何開始第一手的剪輯，如何去選擇和處理素材？

陸慶屹：我自己對這個片子而言，最大的決定就是結構的問題。最開始我有把那麼一個農業社會遺存下來的縣城的生活表現出來的想法，有很多風物的東西。但後來我發現我做不到這麼大的事情，所以我決定還是以一個更實際，更小，更容易把控的輪廓去勾勒。然後我就想到，（素材拍的）也是一個季節性的東西，所以我決定還是把焦點聚焦在最熟悉的家庭身上。所以在選擇素材的時候大概就已經排除掉一半了。因為我的素材大概有250個小時，光是我第一次瀏覽就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我之前沒有特別的計劃性，可能我現在會每天錄、拍，我先把它剪出來，但是那個時候沒有這個概念，只是留了點詳盡的日記，記錄每一天拍了哪些內容。我覺得重複的東西，一個東西重複地太多它就變成符號了，有時候我覺得比較做作，就形成一種強調時令性的東西，所以我就堅決地把一些好看的東西全部去掉了。而且這個紀錄片節奏相比之下稍微快一點，我覺得節奏慢一點的話，這片子得七八個小時。有些決定在你作出的時候，按照那個東西去執行，可能需要一些勇氣吧。但是我覺得，作出一個決定並執行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一件事情。

郭棟樑：在您的創作過程中，在您的經驗裡邊，什麼樣的選題比較好，適合拍紀錄片？

陸慶屹：我覺得以小見大或者以大見小是比較適合表達的。以小見大容易形成文學性表達，可以有很大的延展度，空間也比較大，給人一種思索的東西可能更複雜一些。以大見小我不太熟悉，但是也是比較好的，就是容易空。我覺得，就是從你最熟悉的東西去挖掘，是最深入的。如果是不熟悉的東西，你又感興趣，那你得花很多時間去田野調查啊之類的才可能去拍好吧。

郭棟樑：您之前拍攝的時候，聲音是有單獨在錄嗎？我在看片的過程中，覺得這個聲音還是很不錯的。但是對於我們大多數的創作者來說，聲音會在我們後期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我知道這個片子之後是要上映的，想知道你們後期對於聲音和畫面的整個製作流程，能不能分享一點？

陸慶屹：我是用相機直接收聲的。可能我們那個地方比較安靜，遠一點的聲音也能聽到。但坦率說，我覺得現在的版本不如我最開始的版本好，是因為有一些商業的做法。這個倒也沒有說不好，但是我本身喜歡更前一版的。用聲音去造成一個蒙太奇的東西，在我的概念裡邊可以這樣弄，我自己本身考慮到這些……聲音的處理，還是花了不少錢，但是因為都是朋友嘛，會比較便宜。但是我覺得最開始那個版本，第一次放的時候是在一個藝術中心，那個聲音確實有點滋滋啦啦，但是我覺得那個氣氛完全沒有被削弱。這有點像我爸爸喜歡樂器，每一種樂器他拿到之後都欣喜若狂，但（演奏）水準沒那麼高，但這絲毫沒有削弱他對藝術的意義。大家要做（聲音）的話，先盡量弄好，不行的話再保留下來，後面再找資金做，其實也花個幾萬塊錢夠了。

觀眾提問環節

觀眾：您的父母會唱很多的歌，那是您家鄉特有的地方歌曲嗎？

陸慶屹：我媽唱的那些山歌是。我爸喜歡的更多是老的蘇聯歌曲。我媽是她在台上自己唱，她的日常就是這樣，隨時隨地歌聲都會代表她去表達。

觀眾：影片的名字為什麼取《四個春天》？

陸慶屹：北漂的人只能那個時間回家，就在春節前後去拍攝。我們家大概春節時候油菜花開了，油菜花的氣息撲面而來。就是四個春天裡發生的事情。

觀眾：這個片子給我最大的震撼是您把父母生活的詩意，轉換成了影像的詩意。您的影片是一種紀錄片的詩意和生活詩意的結合。一個是您父母的日常生活很有詩意的生活氣息，還有一個是獨山的地理環境，您的空鏡的選擇。您在這些空鏡的拍攝和選擇，內容的組接上給我一種特別的感覺。我想問您對空鏡的拍攝和選取，和在剪輯的過程中是怎樣的思考過程？

陸慶屹：空鏡（拍的）都是我喜歡的東西。我拍的時候可能沒有去思考它的意義或是它片子里起到什麼作用，只是說我喜歡，在剪輯的時候可能意義會呈現出來。你說家庭的詩意……我們凝視的時候，我們會聚焦在某處，這時候你聚焦的地方，詩意會出現。所以每一個作品都是創作者內心審視的結果。當你定睛去看的時候，那個意義就產生了。它在那個時候出現在那個地方，你只要給它記錄下來，可能就產生了意義。所以有時候，你的家庭有詩意，這不是一句空話，我真的感受到了（這些），只要你願意停下來那麼半秒去觀察它，可能意義就產生了。有這種習慣後，（人）會變得更敏銳。如果我們沒有停下來去觀察它，可能這一幕我們就錯過了這種很有意思的細節。所謂的慢生活不是節奏完全慢，而是慢下來，你去觀察自己的人生，和你自己的生活產生各種聯繫和聯想。

觀眾：有些時候父母有一些很有趣的對話，可能您沒有記錄下來。後來您作為一個導演，您可能會有點遺憾。那您作為兒子，可能不會想說非要把它記錄下來；但作為導演，可能會想把它用到作品中。您這中間會不會對自己在家庭里的定位有些混淆？

陸慶屹：導演這個稱呼不準確，記錄者可能更適合。我在參與家庭生活時肯定不能拍。遺憾不遺憾，其實也不重要。我覺得遺憾也是一種特別壯美的情感，我們可能生活在更多的遺憾里，所以，無所謂了。

觀眾：您在拍攝時遇到過什麼問題嗎？您又是怎麼解決的？比如說拍攝時機位和構圖的選擇。

陸慶屹：我覺得瞬間的判斷是需要積累起來的，每個人不一樣。有一個東西特別重要，預判性。你可能在之前就預判到了這個事情要走到哪了，你決定趕緊跑過去（拍）。我覺得預判性，做紀錄片很重要。我拍了很多（零碎）的片段，單看覺得很好，但是總體來看……所以預判性特別重要。預判性可能會為你預留更多的空間和時間去考慮。至於在拍攝的後期，我更多的時候關注整個大環境的生態，人和自然的關係，和季節之類的關係，而不是直接的情緒的裸露。

觀眾：我注意到了一個畫面，就是在一個插著紅旗的墓園裡，我看到那個台階佔了畫面很大一部分，您這個構圖是有什麼寓意嗎？

陸慶屹：沒有。

觀眾：您片子里的燕子和蒲公英的意象，也是有什麼意義嗎？

陸慶屹：燕子可能有。在我們那邊，燕子可能有比較欣喜又比較傷感的感覺。蒲公英完全就是個意外。

觀眾：我覺得（蒲公英）可能代表兒子和父親的一種關係，風一吹，兒子就（離開）……

陸慶屹：我分享一個讓我很感慨的事情。我們那每到春節的時候就買粽葉包粽子，然後我媽就洗（粽葉），洗了就在家裡晾，我爸就沿著台階樓梯弄得（粽葉）像腳印一樣，然後就說「哎呀，晾在家裡，風再大都吹不走啊。」我聽了，挺難過的。

觀眾:您一個人拍的時候，如果家裡發生一些突然的情況，您是選擇真實地去記錄還是停下來？

陸慶屹：那就停啊。

觀眾：那如果說出現一個矛盾，我必須要去記錄一個東西——

陸慶屹：為什麼一定要去記錄這個東西？

觀眾：出現的那個東西難道不應該去——

陸慶屹：不是不是，我覺得生活永遠高於記錄。（掌聲）可以這樣講，我們越來越敏感。送花的那段，我聽到那個敲門聲就開始拍了，你不知道遇到什麼，也許是送豆腐的。但是要保持這個敏感是好的。

觀眾：我對您的海報有個問題，您的片名是《四個春天》，但這上面是三隻燕子，這有什麼含義嗎？

陸慶屹：可能有含義。做海報的是設計公司的員工，他和我說這三隻燕子就是你們姐弟三個。我曾經寫過一個短的（文字）在豆瓣，我覺得在天井裡看到的天空比縣城裡的更深遠一點，所以這個天井，是我一個寄景藏情（的地方）吧，一個重要的空間。但是我沒說，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但這燕子是P的，照片是真實的。天空也是P的，按理說從天井裡看到的天空不可能有山，我沒仔細看。

觀眾：我發現這部影片中有很多地方是封閉構圖。比如經常會有仰拍，形成一個框框。還有俯拍，您家中那個魚池，還有您父母勞作的狀態。還想問一下，其實現在體現親情的紀錄片蠻多的，怎樣在同類型的作品中找到創新點去形成自己的一個作品？

陸慶屹：構圖那個可能比較個人化。你可能在那個時候，比如說我媽那天在踩縫紉機，我爸在那邊（用電腦軟體練歌），那個下午其實我是睡著了。那個黃昏，我醒來，醒來一開門，看到那一幕，感動壞了，趕緊架相機，連鏡頭都沒換，我怕這一幕就溜走了。所以有的時候要當機立斷，記錄到比較重要。

首先我提一下私影。我覺得私影這個概念是一個技術手段，它傳播的東西和內核關係還是更大一點。比如說有時情緒是比較飽滿的，有些浪漫主義，有些比較現實，有些比較文學化。我覺得，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人與物，他們的距離是可遠可近的，中間有呼吸的空間，隨時可以調整。有時候需要冷靜下來去看一下身旁這些環境，才會發現人在那種環境下真實的處境是什麼，不是直接幹什麼。每個人都可以去選擇自己的表達方式，至於能不能脫穎而出，看運氣。

郭棟樑：這個我個人倒不是覺得看運氣。我們很多學生拍的東西，更多是聚焦在一個人或物上，缺少一些宏大的母題，很多時候只是記錄了那些瑣碎的日常，但是沒有提供更大的可以延展的空間。但是從您的片子裡面其實是可以解讀出很多東西的。比如父母的愛情的，對於生命，對於時間，對於生死等等的理解，所以這樣的片子就顯得很飽滿，可以給觀者提供更多的解讀空間。

陸慶屹：剛才那個朋友說到蒲公英，其實我沒覺得過度解讀。因為有很多意義，比如父母的愛情，其實我在剪輯的時候才逐漸地意識到，有很多東西其實是在後面的時候才浮現出來的，很多的意義也是這樣浮現出來的。

郭棟樑：所以這也是影像的魅力。單獨看影像的時候，我們可能不會特別地感覺有含義，但是和前後一關聯，它就會迸發出一個1+1＞2的東西出來。

陸慶屹：對於自己來說也有很多意義。我媽說「這麼大個屋子，我走了，你爸怎麼辦」的時候，我對於這句話……我覺得很傷感。後來解讀的時候，我會再回去看，她（母親）的眼瞼是抖動的，我在當時是沒感覺到的。記錄的東西可以讓我看到當時她內心的一些波動。我覺得不去記這些，我可能就看不到了，所以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觀眾：您如何看待生死？您覺得您的家人如何看待生死？因為片子裡邊，您的姐姐去世了，我覺得這很直接地可以看出家人對生死的看法吧，所以想問一下。

陸慶屹：這不是我們怎麼看的問題，而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無論怎樣都要面對。我今天和一個20歲的志願者聊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就說年齡會自然而然讓你改變一下看法，有些東西是無可奈何的。我現在覺得，創作是非常快樂的事情，能盡到責任是讓人非常安寧的事情，可能就需要去，負一些責任。

（電影畫面）

觀眾：能問一下您下一部片嗎？

陸慶屹：我正在寫一部劇本，我要拍故事片。我不是一個專業拍片的人，我這一生都在尋找表達途徑。我當時，各種各樣，當過歌手，但是沒有一項，包括拍照片什麼的，沒有一項讓我覺得最適合我的。嗯……因為我是一個和我爸比較像的，好奇心都很重的人，比較喜歡嘗試。還是想有一個更好的表達途徑，後來我發現電影最適合我。電影這種東西，我可以每一項都不要特別精通，但每一項都要去涉獵，我覺得這個可能比較適合我。

我覺得拍紀錄片，如果以後有特別合適的題材，我一定去嘗試，但現在沒有。我是想嘗試更多的選擇，如果條件允許，各種各樣的電影，我都想嘗試一下。我拍不出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但是就想嘗試一下。

我覺得人的使命感是不一樣的。有的人比較深刻，他可能就去挖掘深度題材，比如說周浩，他記者出身，可能對那種東西比較敏感。對我來說，我的更抽象一點，我的情緒更抽象，我不像他那樣可以接觸那麼廣的社會。其實我的社會身份是更抽象一點的概念，幾乎沒有朋友知道我在幹什麼，我就這麼謀生了，做自己想做的一點事情。所以我沒有這麼強的社會責任感，我只想嘗試。另外一個，我覺得中國的電影，票房和作品層次，往往是反差的，我想嘗試，拍出一些有層次的作品啊，在大眾的（地方）可以做出一些作品，這裡面有些空間，我想嘗試。

觀眾：您覺得電影是您找到的此生都應該去（堅持的東西嗎）？

陸慶屹：我不確定。我覺得我這生最大的夢想是進國家隊踢球，但是在很多面前破滅了。以前我在遼寧隊踢球，我是專業人員。所以，那個夢想破滅後，青春也過去的。現在到了中年，夢想還在尋找，但我覺得電影可能是目前為止最適合的一項，因為我在其他的（領域）裡面可能達不到。我以前畫油畫的，某一天我看到一幅畫，看了20分鐘，決定再也不畫畫了，然後就再也沒畫過。有時候人可能有一些追求，想達到的東西，但你又達不到。我覺得挺慶幸的，那麼早就知道我不喜歡（什麼）。所以尋找到適合的東西是（很困難的）。但你決定做某件事情，你就去做，包括放棄。

（電影畫面）

觀眾：我發現，有些片段，情感就表達得很收斂克制。比如說像您姐姐去世那場戲，明明可以採取一個更誇張的拍法，比如拍一下旁邊的人的哭聲，但是您的情感是更收斂的。包括郭柯導演的《二十二》，他也是用了更克制的拍攝手法。我想問，您是更傾向於更含蓄，去細節化的拍攝嗎？

陸慶屹：我覺得，我覺得，我是想過這些的。在悲和喜，我是拍了很多鏡頭的，尤其是喜。我覺得人就像人生的過客。有人在爭論，我看到了，我們是沒有因果的，很多事情。我們在人生當中，過客的感覺其實是很強烈的。我是在悲喜兩端有所保留，我覺得這樣更像人生，不是那麼地有直接答案的人生。

觀眾：您把很多事情變成電影的時候，因為很多東西是有重點的，您不怕您在完成這部電影的時候，失去了4年的完整生活嗎？

陸慶屹：它本身就不是完整的。你所記錄的任何東西（它都有它的不完整），你只能通過你的眼睛去看所謂完整。而且這些片子（電影里的老錄像）不是我選的，而是我爸在那個時候一直在看這些錄像，他比較留戀時光。

觀眾：您在創作這部片子的時候，會不會有沒有頭緒的時候？您遇到的最大的困惑和難題是什麼？

陸慶屹：嗯……我沒有困惑。而且我覺得能解決的，都不是難題。最大的困難還是體力的問題。因為我那個包大概有20多斤吧，上山的時候這樣上去，有時候在後邊……有時候有觸動的時候跑上去記錄一下。其實在累的時候你什麼也不想，你抓到什麼就是什麼，有時候想太多了就沒有意義。你把你看到的東西記錄下來，那個是最重要的。

在剪輯的後期，大概最後一個月吧，我碰到我一特別好的朋友，隔三差五他會和我泡個一天。他是搞藝術的。他會有一個旁觀的角度來看這個影片，對我的意義特別大。他幫我從一個個人語境拔出來，成為一個公眾語境的觀看者，這樣的時候，我可能在選擇上（更好一些）。當時他進入的時候，這是一個兩個半小時的片子，確實你有很多無法選擇的東西，但他進來之後，我刪掉了半個小時的內容。其實有些內容，我覺得從畫面上來看是非常美的。他說，也許那些東西，把主題給削弱了，讓人的注意力在那些美的東西上。其實這個片子的主題是人生無常也必須安定下來的那種感覺，如果是太美的東西，確實是有削弱的。以及有一次在FIRST，一個年輕導演問周浩，當時我在旁邊，他拍了一個短片，大概是地方的一個風俗吧。我看了之後感覺很不舒服，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也沒去想過。周浩他說，你這樣的拍法，你用航拍，很多岩石，這種技法在抓拍的東西裡面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就是，（素材）被它傷害了，就是擺拍。我覺得如果是宣傳片的拍法，那怎麼拍都可以。但如果是那種自然的東西，我覺得不需要考慮那麼多，真實的是最重要的。

觀眾：您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一個片段，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把它保留下來，或者呈現出來？

陸慶屹：當然有。就是16年的春節，有一天我媽她出去，她經過了一個（墓碑），她看那個墓碑上的字，突然說，啊，是那個誰，啊，我有段時間沒看見他了，沒想到他到這來了。就那種感覺，太讓人恐懼。就那種未知，不敢把它放出來，因為它會攪亂正常的（節奏）。因為影片它是有前後的因果關係的。你看到（這一幕），特別特別刺激，在那個時候你只是有一種，挺低沉的情緒。有不少這樣的片段沒有放進來。

本文首發於浙師大影評學會公眾號

【映畫台灣】台北聯絡人

（END）

我們終將改變潮水的方向 文藝連萌成員

本期編輯：黃豆豆、落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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