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 顧 農：陶淵明「忠憤」說及其擴大化影響
原標題：《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 顧 農：陶淵明「忠憤」說及其擴大化影響
陶淵明「忠憤」說及其擴大化影響
顧 農
摘 要：沈約在《宋書·陶潛傳》中，認為陶淵明「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又說陶淵明為自己的作品題其年月，在東晉用年號，入劉宋後書甲子。這意味著陶淵明是東晉的忠臣。到了趙宋，陶淵明「恥事二姓」說相當流行，韓駒、湯漢注意到《述酒》詩中「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認為是影射東晉末代皇帝遜位後被劉宋開國皇帝劉裕殘殺一事，並由此推論陶淵明對於改朝換代的「忠憤」：忠於東晉，憤恨劉裕。此論後來被推衍擴大到許多作品中，成為解讀陶淵明詩歌創作的重要思路。「山陽」兩句大約確有所指，而《述酒》其他各句則與易代無關，「忠憤」說由此兩句擴大到全詩及其他作品以至陶淵明本人，則多為牽強附會、不合情理之論。只有將擴大化的「忠憤」說打包掛起，科學地重估陶淵明才能順利進行。
關鍵詞：陶淵明；沈約；《述酒》；「忠憤」；擴大化
作者簡介：顧農，男，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古文學及魯迅學研究。
中國古代文學詮釋與批評的一大特色是將相關作品拉向政治和倫理，努力追尋其中的美刺諷喻，最終將其變成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婢女。由於中國士人一向具有尊重古聖先賢以至於一般古代學者的傳統，所以那些資格甚老而未見得正確的詮釋與批評往往積非成是，立足甚穩，難以動搖，除舊布新須花費很大的力氣。例如《詩經》，其各首之下的題解性小序，即完全致力於將作品拉向政治和倫理，據說出於聖人，弟子們一代一代傳下來，由漢儒毛公表而出之，一向具有很大的權威，為廣大的讀者群體所信從。到宋代，歐陽修（《詩本義》）、鄭樵（《詩辨妄》）、王質（《詩總聞》）等學者連續質疑《詩序》，最後朱熹的《詩集傳》出來，終於將這種其實沒有什麼道理的「迷信」打破。據朱熹自己說，他早先也是迷信《詩序》的，後來經過長期痛苦思考才終於徹底拋棄這種古老的枷鎖①。在人文社科領域中的創新，總會伴隨著擺脫傳統負累的痛苦思考。當我們回顧陶淵明研究史的時候，同樣會痛感其傳統中也有脫離詩人本意而外加給陶淵明本人及其作品的一種迷信，這就是所謂「忠憤」說。筆者也曾經相信該說，後來漸生懷疑，直到近年來才認識到非斷然加以拋棄不可。但是至今仍有大量讀者相信那些「曲為之說」的「忠憤」舊說，這也是難免的，詮釋史的結論往往具有很大的歷史慣性。這正需要我們多做工作，是在該領域進行一番大掃除和大更新的時候了。
一、陶淵明「恥復屈身後代」說之誤
陶淵明一生經歷的最大變化，就其個人而言，是從反覆出仕一變而為徹底歸隱；就國家大局來說，則是發生了東晉、劉宋之間的改朝換代。史家早已關注到這種情形，而且把這兩者聯繫起來，提出了他們的觀察。最早為陶淵明立傳的沈約（441—513）在《宋書·隱逸傳·陶潛傳》中寫道：
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
這裡的前一條並非敘述傳主的具體經歷，而是提供一種分析。沈約認為，陶淵明因為自家曾祖陶侃曾經官任東晉大司馬，很珍視家族的這這份光榮，因而同東晉王朝很有感情。後來他看到「高祖王業漸隆」，即北府兵將領劉裕的地位越來越高，預示著改朝換代的巨大變故行將發生，就抓緊行動，早早退出官場而回家隱居，以免同未來的新王朝發生關係。後一條則是介紹陶淵明作品中題寫年月的春秋筆法，在東晉書年號，進入劉宋後則只用干支紀年，這意味著他並不承認這個新的王朝，這兩條後來被一再重複。例如，朱熹說陶淵明「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事二姓，遂不復仕」（《楚辭後語》卷四《歸去來辭》小序）。持諸如此類的意見者，多到不勝枚舉。現在看來，此皆所謂事出有因，而查無實據。
陶淵明的歸隱在義熙元年（405年），而晉宋易代在此十五六年以後（420年，東晉元熙二年，劉宋永初元年），他恐怕未必有歷史望遠鏡，能夠看出劉裕能夠達到「王業漸隆」。朱自清先生說得好：
勿論淵明見解如何，（劉）裕是時逆跡未著，亦何由「微窺」，「逆揣」，知其必篡，輒於十六年前恥事二姓哉！［1］177
事實上，陶淵明在歸隱多年之後，對劉裕北伐西征的勝利還熱情地表示過肯定。他並非先知，而只是一位書生和隱士，根本沒有預料到後來會發生改朝換代的大變化。陶淵明的曾祖陶侃固然是「晉世宰輔」，但也並非後世常見的那種矢志不移的忠臣，事實上他曾有過很大的野心，雖然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而其心事已很明顯，所以史家才得以紀錄下來②。陶淵明在歸隱之前，一度仕於桓溫之子桓玄，後因母喪退出官場，而其間發生桓玄取代東晉建立自己「楚」政權的劇變，對此陶淵明沒有表示反對，卻寄予了許多希望。後來陶淵明對晉、宋易代大體採取無所謂的態度，只是對劉裕（宋武帝）的個別做法不以為然。
關於在晉、宋兩朝陶淵明為自己作品題署年月之方法不同一事，沈約《宋書·隱逸傳》的說法更是沒有充分根據。而他的說法經過唐人的發揮，則顯得更加與實際不符。例如，《南史·隱逸傳》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文選》所錄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題下五臣劉良注云：「陶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凡此之類大抵都是照抄沈約，而又隨手改字，亂加發揮，「義熙以前，則明書晉氏年號」，「陶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說得尤其充分，而與事實也更加不符。
從今本陶集看去，文本標題中題有年月的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東晉隆安四年（400年）；《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東晉隆安五年（401年）；《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東晉元興二年（403年）；《癸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東晉元興二年（403年）；《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東晉義熙元年（405年）；《戊申歲六月中遇火》，東晉義熙四年（408年）；《己酉歲九月九日》，東晉義熙五年（409年）；《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旱）稻》，東晉義熙六年（410年）；《丙辰歲八月於下潠田舍獲》，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年）。凡此九首，紀年皆署干支，恰恰都作於東晉，而絕無一首是劉宋時的作品。又絕無書晉氏年號者。沈約所見之陶淵明作品的標題或與今本有所不同，但不應徹底背反如此。
蕭統《陶淵明傳》也曾照抄沈約「恥復屈身後代」等幾句，但未提與「年號」「甲子」相關的意思。他是替陶淵明編過集子的人，情況熟悉，自不能同意沈約在這方面信口開河，便略去不提了。宋朝有位研究陶淵明的專家——思悅和尚，曾痛駁年號、甲子方面的舊說（詳見陶澍集注本《靖節先生集》卷三引）；清代學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四有《陶集中未嘗晉所作者題年號宋所作者題甲子》條，亦暢論此義。但他們都只說罪魁禍首是唐人，卻放過了始作俑者——沈約其人。明初人宋濂明確指出「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題陶淵明小象卷後》，《宋學士全集》卷十三），最為一針見血。
二、陶淵明「忠憤」說的提出及其擴大化
沈約要論定陶淵明忠於晉王朝，並為此而匆匆提前歸隱，雖然提出了兩點基本看法，但一則是空論，一則經不起檢驗，而且都缺乏陶淵明作品中的內證，雖然也產生了相當不小的影響，但成為定說還比較遙遠。到趙宋，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內證被找到了，學者們把陶淵明的這種政治態度歸納提煉為「忠憤」兩字，簡明有力，容易深入人心。從此，人們就相信陶淵明是忠於東晉王朝，反對劉裕篡權的，他對劉宋王朝充滿了憤恨。一「忠」一「憤」，旗幟鮮明。這一新發現的內證，在陶淵明的《述酒》一詩中。詩云：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
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
素礫皛修渚，南嶽無餘雲。
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
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
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
諸梁董師旅，羊勝喪其身。
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
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
平生去舊京，峽中納遺薰。
雙陵甫雲育，三趾顯奇文。
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
峨峨西嶺內，偃息常所親。
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這首詩在陶淵明的作品中並不算重要，藝術上不大成功，很像是一篇遊戲之作。全詩凡三十句，其中間的主體部分（凡十八句）圍繞著酒而展開敘述，前面有六句寫季節背景；最後又有六句算是結尾，說明自己的生活態度。詩的開頭說時已入秋，漸有涼意，水位下降，露出碎石，秋高氣爽，南嶽廬山上也不像平時那樣雲霧繚繞。先寫幾句秋景，既起興，也因為初秋乃是釀酒的最佳時令。以下的詩句就不大好懂了，「諸梁董師旅，羊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等句尤為費解。黃庭堅（1045—1105）就曾經明確說過，此詩「多不可解」（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三引）。
北宋詩人、學者韓駒（1080—1135）對於讀解此詩曾有重大突破，他從「山陽歸下國」一句切入，指出這裡的「山陽」應指山陽公，也就是東漢末年被曹丕取而代之的漢獻帝劉協。「山陽歸下國」明寫漢魏易代，實際暗指陶淵明親自經歷過的晉宋易代——「山陽公」就是東晉末代皇帝恭帝司馬德文，他向早已大權在握的劉裕（宋武帝）交出皇帝的國璽以後被封為零陵王，而又很快就被劉裕殺掉。韓駒說，全詩「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嘆』、『平王去舊京』之句。淵明忠義如此」（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引）。吳仁傑將韓駒的新見寫進了《陶靖節先生年譜》，擴大了此說的影響。
韓駒專講陶淵明的「忠」，後來南宋學者湯漢（1202—1272）就此大加發揮，詳細注釋了《述酒》全詩，並正式提出了論陶的綱領「忠憤」，他寫道：
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張禕，使酖王，禕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逾垣進葯，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因疏其可曉者，以發此老未白之忠憤。（湯注本《陶靖節先生詩》卷三）
湯漢由此出發，以「忠憤」為中心詳細注出了《述酒》一詩的微言大義；後來又有許多學者就此繼續工作，日趨細微地研究《述酒》一詩的字句，提出種種不同的解釋，此詩遂由冷變熱，形成了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其餘脈一直延續到當下。
魯迅先生已經注意到韓駒、湯漢的成果，並不完全採信，而只取其有啟發的一點，他說：
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2］516
他的這一提法自有其分寸，根本不提什麼「此老未白之忠憤」尤能發人深思。《述酒》一詩以酒為中心展開其敘述，採用的是詠物辭賦中常見的放射性章法，其中的「山陽歸下國」大約確有影射當下政治的地方，但此詩並非全談政治，大部分詩句談的只是陶淵明最為熱愛的酒，山陽公一事只不過是順便提一下，略抒其感慨而已。
歷史上的山陽公劉協是東漢的末代皇帝，起初被董卓立為皇帝，後來長期在曹操的管控下充當政治傀儡，最後將皇位禪讓給曹丕，和平地實現了漢、魏間政權的更迭。因為這是傳說中堯、舜、禹之間禪讓之後的第一次現實禪讓，所以雙方都把文章做得很足，曹魏新政權也的確把山陽公劉協照顧得比較好，使其得以終其天年，最後安排國葬，相當隆重與風光。劉協—曹丕間的禪讓模式後來反覆演出，包括魏末的常道鄉公曹奐讓位給晉武帝司馬炎、西晉惠帝一度讓位給趙王司馬倫（稍後復辟）、東晉簡文帝同意讓位給權臣桓溫（未及落實），晉安帝讓位給權臣桓玄（桓玄很快垮台，安帝得以復辟），到當下則是晉恭帝讓位給權臣劉裕。這些後起的山寨版「禪讓」可以說是越來越不像樣子。晉恭帝司馬德文雖然很痛快地讓出皇位③，退居其先前的宮邸，但他的結局很慘。劉裕先是派司馬德文的老部下張禕去進毒酒，張禕不幹，自殺身死④；於是另行設局，將褚皇后調開，派兵翻牆進去下毒酒，司馬德文拒絕飲此酒，大兵們就用被子把他悶死⑤。劉裕下此毒手之後，又裝模作樣地為司馬德文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宋書·武帝本紀》載：「九月己丑，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僚舉哀於朝堂，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持節監護，葬以晉禮。」司馬德文之死在九月丁卯，兩天以後的己丑日發喪，迅速結束了此事。
對於這種殘忍和虛偽，陶淵明很不以為然，《述酒》中冷冷地說：山陽公劉協倒也罷了，像司馬德文這樣明智引退而仍然被賜毒酒以死，才更為有名，更能得到同情。陶淵明顯然很反感劉裕的窮凶極惡和刻意掩蓋。改朝換代本來也未嘗不可，但為什麼不能放過一個手無寸鐵的前任傀儡呢？《述酒》詩中涉及當下政治的這兩句，立言相當平淡自然，毫不劍拔弩張。政治鬥爭的殘酷，人們也看得多了，神經早已麻木。《述酒》的其他各句，涉及關於酒的種種典故，同當下的政治大抵無關⑥。湯漢由《述酒》而大力歌頌陶淵明的「不事異代之節」（《陶靖節詩集注·自序》。按序末署淳祐初元，即1241年），並從箋釋《述酒》入手，兼及其餘，成了為陶淵明詩作注釋的第一人。但是十分明顯，只靠一首詩中的兩句就斷定陶淵明忠於東晉，憤恨劉裕，論據未免太單薄了。
湯漢在他的陶詩注釋中又指定《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等作品均為易代之後所作，也都寄寓了他的「忠憤」之情。此前，葛立方（？—1164）已明確指出，《讀史述九章》中《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是易代後的作品，表明了陶淵明之「恥事二姓」（《韻語陽秋》卷五）。朱熹則強調陶淵明極端講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向薌林文集後序》，《朱文公集》卷七六）。真德秀（1178—1235）則指出，《讀山海經》組詩表明陶淵明「眷眷王室」，「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跋黃瀛甫擬陶詩》）。這些都正是「忠憤」說出現的背景。湯漢的父師輩曾經從學於真德秀，到湯漢的《陶靖節詩集注》出來，陶淵明及其作品的「忠憤」說正式確立。這位先前以「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鍾嶸《詩品》）著稱的文學史人物，一變而為東晉之忠臣和遺民，一位傳統政治道德的標兵。趙宋的理學家和受他們熏染的人們，很高興有這樣一位前代大詩人在道德上與其站在同一戰線。
三、陶淵明「忠憤」說的進一步擴大化影響
孔夫子曾經慨乎言之地說過：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即「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知其味也。（《禮記·中庸》）
中國一向多有智者賢者，於是「過」就是經常會發生的情形，文學詮釋擴大化的基因也在於此。由於陶詩「忠憤」說符合古代文人學士解讀文學作品時泛政治化傾向，就此搞起擴大化來尤為順利。事實上，湯漢本人已經將「忠憤」由「山陽」等兩句擴大到《述酒》全詩，繼而再擴大到陶淵明的其他作品——「忠憤」說剛一產生就如此迫不及待地走上了初步擴大化的進程。此後的詩論家又將「忠憤」說強力移植到更多的陶詩里去，沒有費多少力氣就勝利地實現了「忠憤」說的進一步擴大化。
再往後，「忠憤」說更加泛濫起來，幾乎無往而不在，詩人陶淵明也就完全被塑造為專制時代的政治道德標兵，以至於被神化了。晚清民國之際，劉廷琛（1867—1932）在《陶靖節先生祠堂記》一文中寫道：「余幼讀先生詩，喜其閑澹沖逸，嘆為知道者之言。不幸遭國大變，乃知先生憫世憤俗，拳拳故國，其《詠貧士》、《飲酒》諸作，類深微沉痛之辭；至若慨荊卿之雄心，騁夸父之誕志，其志量所自負者，何如哉！鍾氏僅以隱逸之宗當之，陋矣！昔吾夫子，疏食飲水，視富貴如浮雲，而悲天命，憫人窮，則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冀得一當以成東周之志。蓋窮達命也，則聽諸天，仁義性也，則盡諸人。聖賢所營，凡以盡其性而已。先生於出處，則明淡泊之志，於君國，則極悲憤之情，蓋與吾夫子之旨有合焉。」⑦他簡直把陶淵明捧到孔夫子的級別上去了。劉廷琛是清朝的遺老，參加過張勳復辟，所以特彆強調所謂「拳拳故國」，而事實上陶淵明之「屏居窮僻之野」為時甚早，並不是晉、宋易代以後因「拳拳故國」才如此這般。「忠憤」說很符合遺老的胃口。全面梳理和敘述陶淵明「忠憤」說發展史，並不是一兩篇短論就能夠說齊全的大題目，這裡只能略舉數例，以表明此種過度詮釋的可怕和它的一些特點。
其一，《詠三良》。春秋時代的「三良」是為秦繆（或作「穆」）公殉葬的精英分子，時人哀之，作《黃鳥》之詩⑧，在《詩經·國風·秦風》中，詩凡三章，其首章曰：
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以下兩章分別說子車仲行和子車針虎，稱頌他們也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漢，而現在都因殉葬而死，自己願意死一百次把他們救贖出來。就此事作詩，是魏晉以來一個傳統的詠史題目，陶淵明也寫下了自己的一首：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
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
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
箴規向已從，計議初無虧。
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
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
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
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
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詩里想像「三良」即子車氏之三子當初全心全意為秦伯效勞，「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簡直形影不離。所以穆公死時，要他們一起走，繼續在一起，「三良」也願意同他一起去死，因為「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他們在面臨殉葬的時候，沒有任何遲疑。這樣的立言，很容易令人想起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在《詠三良》中的句子：「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淵明也說君命不可違，他們都不以三良之殉葬為非。但是陶淵明又說，當確知三良將死而無可救贖時，自己也流下大量的眼淚，沾濕了衣服。加起來看，陶此詩的基調是「惜而哀之，不以為非」（張潮、卓爾堪、張師孔同閱《曹、陶、謝三家詩·陶集》卷四）。
陶淵明此詩作於何時頗不可知，也未必有影射當下的意思，但在「忠憤」說的籠罩下，這首詩就被定為作於晉、宋易代之後，而且是存在具體影射的。明朝人黃文煥《陶詩析義》卷四說：
《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想屬一時之作，雖歲月不可考，而以詩旨揣之，大約為禪宋後。……祚移君逝，有死而報君父之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君父之仇如荊軻者乎？又無人矣。以弔古之懷，並作傷今之淚……
清朝人陶澍在集注本《靖節先生集》卷四中則說：
古人詠史，皆是詠懷，未有泛作史論者……淵明云：「厚恩固難忘……投義志攸希。」此悼張禕之不忍進毒，而自飲先死也。
陶澍直截了當地認為，陶淵明在詩中痛惜三良實際上指向哀悼晉宋易代之際的張禕。其實張禕的情形同三良的情形相去極遠，毫不相干，根本無從連類影射。陶淵明對劉裕那種斬盡殺絕毫無意義的殘酷舉措雖然不滿，但他並沒有忠於東晉王朝的意思。陶淵明的《詠三良》未必作於晉宋易代之後，也未必指向當下的政治事件。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這兩點。「古人詠史，皆是詠懷，未有泛作史論者」，這話也顯得絕對化，泛作史論者亦復時時有之。
其二，《贈羊長史》。義熙十三年（417年），太尉劉裕伐秦，攻破長安，執送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江州刺史、左將軍檀韶派長史羊松齡前往稱賀。陶淵明作此詩贈之。詩云：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
得知千載外，政賴古人書。
賢聖留余跡，事事在中都。
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逾。
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
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
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
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
紫芝誰復采，深谷久應蕪。
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
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疏。
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在迷信「忠憤」說的專家眼中，此詩表明陶淵明對劉裕的陰謀有深刻觀察，他的北伐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為改朝換代做準備。所以，詩中提到商山四皓，藉以表明自己隱逸之志。其實，此時陶淵明歸隱已久，自然仰慕前輩隱士，托老朋友羊松齡長史代自己順路去看看他們的余跡。詩人非常高興中原失地得以收復，自己也將有機會到那裡去瞻仰聖賢余跡了。陶淵明分明是肯定劉裕功勞的，哪裡有什麼「忠憤」的意思？劉裕對外作戰的確有其深層考慮，當時也有人看出來了⑨，而陶淵明則完全不注意這一方面，他關注的是「聖賢余跡」。從當前的大好形勢推測全國統一已經不遠（「九域甫已一」），也正是所謂書生之見。
其三，《擬古》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這首詩中有諸如「忽值山河改」這樣的句子，似乎可以直接引申為改朝換代的意思，要將它解釋為陶淵明對晉、宋易代的「忠憤」之情可以說最為容易。其實「忽值山河改」只不過是描寫地形地貌的變化。在大江大河的兩岸，因為水流的作用，崩岸是經常會發生的事情，而「種桑長江邊」根本不是地方。清代學者何焯說得好：「此言下流不可處，不得謬比易代。」（《義門讀書記》卷五十《陶靖節詩》）
其四，《責子》。陶淵明的五個兒子都不肯好好讀書，詩人作《責子》詩批評他們：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此詩流露了陶淵明的家庭教育思想和他聽天由命式的曠達。但迷信「忠憤」說的專家卻說：「《責子》詩忽說『天運如此』，非真責子也。國運已改，世世不願出仕，父子共安於愚賤足矣，一語寄託，盡逗本懷。」（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三）意思說東晉、劉宋改朝換代以後，陶淵明不僅本人不願出仕，也不願意兒子們出仕，所以覺得他們不學文化，只能當個平頭百姓，正是很好的事情。稍後明清之際的錢謙益在《吳封君七十壽序》（《牧齋有學集》卷二四）中更說：「推淵明之志，惟恐其子之不得蓬髮歷齒，沉冥沒世，故其詩以『責子』為詞，蓋喜之也，亦幸之也。」陶淵明似乎不僅自己會將遺民充當到底，且欣喜於五個兒子都無意於讀書學文化，因此就更有條件世襲自己的節操了。錢氏乃是著名的「二臣」，卻在這裡大唱其從一而終的高調，頗令人失笑。可以說這些分析完全莫名其妙，《責子》大約作於易代之前十多年的義熙二年（406年），其時他的幾個兒子也都沒有成年。此詩與政治絕無關係⑩。
四、將擴大化的「忠憤」說打包掛起
韓駒、湯漢在陶淵明研究史上是大有貢獻的，他們看出了《述酒》一詩中包含了某些政治內容，這就幫助讀者看清歸隱多年的陶淵明其實仍然關心朝政，而非一味躲在田園裡干農活、採菊花、喝老酒、賦新詩。他們的探索使人明白陶淵明其實是一個複雜的人物，這是一個大貢獻。韓駒的看法有首創之功，而湯漢的發揮和擴大化問題亦復不小。湯漢的問題在於由他正式提出的「忠憤」說根據不足。對於晉、宋易代之際無謂的殺戮，陶淵明內心是有一點淡淡的憤，但這並不代表他就完全否定新建的劉宋王朝。至於對那個早已搖搖欲墜的東晉王朝，他絕沒有愚忠的意思。陶淵明不是東晉的忠臣，也不是東晉的「遺民」。其實，中古時代根本沒有多少趙宋以下所謂的忠臣。在當時的一般觀念里，改朝換代是帝王一級的事情，同老百姓大抵無關，他們反正是種莊稼，交租稅；就是同一般的官員關係也不是很大，他們反正是領俸祿，辦公事，非常計較此事的人並不多。晉、宋之際幾乎沒有人始終跟定東晉，桓玄上台時官員們跟著他繼續官任舊職；劉裕上台後全部官僚機器跟著由晉入宋。
「忠」既不能成立，「憤」也非常之淡，也就那麼一兩句詩，而陶淵明其他大量的言行都表明他對改朝換代其實是無所謂的。陶淵明「忠憤」說不能成立。如果我們注意到以下三點，就更可以確定陶淵明根本不存在什麼「忠憤」。
首先，從東晉劉宋之際，一直到趙宋的韓駒、湯漢之前，中間這麼多年裡評論家們沒有一個人能看出其《述酒》詩中隱藏著「恥事二姓」的深意，而此後不理韓駒、湯漢新解的亦復頗有其人。許多人都是沒有或不贊成將陶淵明《述酒》一詩的主題理解為「忠憤」的，這裡面高人甚多。魯迅也不贊成「忠憤」說，而只是吸收了韓、湯高論中的合理內核。明朝人周履靖（1549—1640）曾經就《述酒》寫過一首和詩11，他在這裡只談喝酒，不談政治，可知此公對陶淵明《述酒》的理解完全不同於韓駒、湯漢。又，明清之際張岱（1597—1679）的《和述酒》詩云：
空山堆落葉，夜壑聲不聞。
攀條逾絕巘，人過荊漭分。
行到懸崖下，佇立看飛雲。
生前一杯酒，未必到荒墳。
中夜常墮淚，伏枕聽司晨。
憤惋從中出，意氣不得馴。
天宇盡寥闊，誰能容吾身？
餘生有幾日，著書敢不勤？
胸抱萬古悲，凄涼失所群。
易水聲變徴，斷琴奏《南熏》。
竹簡書日月，石鼓發奇文。
王通抱空策，默塞老河汾。
灌圃南山下，願言解世紛。
所之不合宜，自與魚鳥親。
若說陶弘景，擬我非其倫。［3］24
這首詩寫得很是流暢易解，絕不同於陶淵明《述酒》的隱晦。明、清易代後張岱躲入深山，他在這首詩里說，同南朝那位熱衷於入山修道的高人陶弘景不同，自己完全是因國破家亡不得已而入山避難，但仍然要勤奮著書。張岱完全拋開了陶淵明《述酒》那種謎語式的寫法，也不贊成後代某些學者將陶淵明此詩往政治上生拉硬扯的種種猜測和拔高，只不過借他這個題目來寫自己的新詩罷了，張岱自是高人。
其次，陶淵明曾與桓玄發生過密切關係，桓玄取代晉朝而建立自己的「楚」王朝，可以看成晉、宋易代之前的一次預演，陶淵明並沒有反對其人主導的這次改朝換代。桓玄於隆安二年（398年）為江州刺史，估計在此時或稍後陶淵明就成為他的僚佐。隆安四年（400年）初詔以桓玄領荊、江二州刺史並督八州八郡諸軍事，駐節江陵，陶淵明也跟到江陵。其間曾經作為桓玄的特使到首都去辦過事，具體有什麼頭銜不詳，而地位應當是比較重要的。隆安五年（401年）冬，陶淵明遭遇母喪，依禮制退出官場，回到故鄉守孝。而就在此時，桓玄積極準備東下攻取首都建康，到第二年元興元年（402年）尚書令司馬元顯稱詔發兵討伐桓玄，桓玄得到這個借口立即帶兵東下，迅即攻入建康，殺司馬道子、元顯父子，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荊、江三州刺史，兼統西府、北府軍，取得了中央以至地方的軍政全權。元興二年（403年）冬，桓玄「接受」禪讓，稱帝，國號「楚」，改元永始。下野以後的前晉安帝被打發到潯陽安置。
對這種改朝換代的大變化，包括晉安帝被趕到自己的故鄉，陶淵明沒有任何反對的表示或感慨。這時他在詩中一再希望能夠及時出山，做一番事業。他此時的詩句「良朋悠邈，搔首延佇」「豈無他人，念子實多」（《停雲》），無非是向他的老上級桓玄致意。將陶淵明形容成東晉王朝的忠臣，就無法解釋他曾經為桓玄效力，特別是無法解釋他在桓玄得志之時多次流露出山的意向。當下了台的晉安帝被安置於他的家鄉潯陽時，陶淵明應有些表示。然而，他不僅絲毫沒有什麼表示，卻相反一再向桓玄致意。這足以證明「忠憤」說並沒有什麼起碼的根據。
最後，劉宋王朝建立後，陶淵明的生活一切如常，他同劉宋的官員頗有來往，甚至晚年有可能接受劉宋王朝的徵辟。晉、宋易代之次年春節期間，陶淵明約同幾位鄰居一起出遊斜川，時間在辛酉即劉宋永初二年（421年）年初12。詩中沒有任何「忠憤」，只有遊山玩水的閑適。只有到當年晚些時候，下台的晉恭帝司馬德文死於非命，陶淵明才在《述酒》詩中淡淡地發表了一點感慨。先前桓玄並沒有殺晉安帝司馬德宗，而是將其打發到潯陽安置，用的是傳統政治精英的老規矩。劉裕行伍出身，可以說是新派政治精英，他根本不按傳統常理出牌，這讓陶淵明很看不慣。
陶淵明同劉宋的官員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江州刺史王弘、始安太守顏延之，前者過去不認識，後者則是舊相識，關係都很融洽。他還對年輕的顏太守說：「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轉引自《陶徵士誄》）態度圓通得像個老官僚。陶淵明晚年可能應劉宋王朝的徵聘，只因為匆匆去世而沒有結果13。魯迅先生說，此時的陶淵明「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2］515。他的心態也是平和的，哪裡有什麼「忠憤」可言呢？明朝人許學夷《詩源辯體》（卷六）寫道：
靖節詩，唯《擬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國傷時之語，其他不過寫其常情耳，未嘗沾沾以忠悃自居也。趙凡夫雲，凡論詩不得兼道義，兼則詩道終不發矣。如談屈、宋、陶、杜，動引忠誠悃款以實之，遂令陳腐宿氣孛然而起。且詩句何足以概諸公，即稍露心腹，不過偶然，正不在此時誦其德業也。
看來，他是反對搞「忠憤」擴大化的。陶淵明其人其詩值得予以重新評估，只有將嚴重擴大化的「忠憤」說打包掛起，科學地重估陶淵明才能順利進行。
注釋
①朱熹在介紹撰寫《詩集傳》的體會時，說自己對待毛公《小序》的態度曾經歷過「相信—懷疑—否定」三個階段：「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朱子語類》卷八十）②《晉書·陶侃傳》載：「……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折翼」據說是他的一個舊夢：「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翼。及寤，左腋猶痛。」由此可知，陶侃晚年官任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時，也曾頗有野心，只是因為迷信一個舊夢，未及行動，身體就不行了，遂向朝廷歸還大權。③詳見《晉書·恭帝紀》。④《晉書·忠義傳》載：「劉裕以（張）禕帝之故吏封藥酒一甖付禕。禕既受命而嘆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⑤《晉書·恭帝紀》載：「……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後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後，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卯，裕使後兄叔度請後，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弒帝於內房。時年三十六。」又《宋書·褚叔度傳》載：「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後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煮食於床前。高祖（劉裕）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後，褚後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葯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⑥詳見顧農《從陶淵明〈述酒〉詩說到他的政治態度》，《文學遺產》2017年第2期。⑦這篇《祠堂記》曾刻石，後又載於《廬山金石匯考》（1934年）。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63—264頁。該記作於辛酉即民國十年（1921年）。⑧《左傳》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史記·秦本紀》載，繆公死後「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針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⑨後來劉裕一度在佔領長安以後很快就退回南方，北魏崔浩就此分析說：「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夏王赫連勃勃更明確對他的群臣說：「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資治通鑒》卷一一八《晉紀四十》）他們都具有政治家的精明算計，陶淵明則不足以語此。劉裕那種深藏不露的政治家思路遠非陶淵明所能想像與揣測。⑩參見顧農《陶淵明和他的兒子們》，《文史知識》2017年第8期。11錄自袁行霈先生《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707頁。12參見顧農《馬永卿論陶淵明》，《中華讀書報》2017年3月22日第15版。13蕭統《陶淵明傳》：「元嘉四年，將復征命，會卒，時年六十三。」鍾嶸《詩品》稱陶淵明為「宋征君」，《隋書·經籍志》則稱之為「宋聘士」。
參考文獻
［1］朱喬森編.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M］//朱自清全集：第8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
［2］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M］//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張岱著，夏咸淳校點.張子詩粃：卷二［M］//張岱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TAG:中原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