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重要的不是文化復古，而是文化更新

老而不朽的語言學家 周有光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出生於江蘇常州，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早年研讀經濟學，1955年調到北京，進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周有光的語言文字研究中心是中國語文現代化，他對中國語文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做了全面的科學的闡釋。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是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訂者，並主持制訂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85歲以後開始研究文化學問題。周有光在語言文字學和文化學領域發表專著30多部，論文300多篇，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中評網稱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蘇培成稱其「敢於說真話、說實話」；《晶報》稱他「敢講一般人不敢講的話」。2015年1月6日，常州大學以周有光先生名字命名，成立了「常州大學周有光語言文化學院」，並聘請周有光先生為終身名譽院長。 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歲。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國學

問：您如何看待今天國內紛紛建立國學院以及百家講壇講國學引發的熱潮？

周有光：首先「國學」兩個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學」，學問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國家的。不過要研究古代的東西我是贊成的。要注意的一點是，復興華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復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傳統替代現代文化，而是以傳統輔助現代文化。具體怎麼做呢，多數人認為應當符合三點要求：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學方法；適應現代，不作玄虛空談，重視實用創造；擴大傳播，用現代語文解釋和翻譯古代著作。

許多人批評于丹，說她講得不好，但我認為于丹做了好事情。她為什麼轟動？是群眾需要知道中國古代的哲學，需要知道我們文化的傳統。他們有自動的要求，文化尋根與小兒女尋找親生母親一樣自然，失去「母親文化」很久了，自發的理性追求當然特彆強烈。于丹碰上這個時期，一下子成了紅人。她請出孔子跟群眾見面，讓文化饑民喝到一杯文化甜粥。

問：現在有學者借傳統文化復興的熱潮，呼籲恢復繁體字，您怎麼看?

周有光：恢復不了的。他們問我這個，我說你去問小學教師，最好由教育部做一個廣泛的調查，小學教師贊成什麼就是什麼。小學教師肯定大多數都贊成簡化字。20世紀 50年代要進行文字改革，因為當時中國的文盲是85%。怎麼現代化呢？要廣大群眾來學，一個字兩個寫法是推廣不了的，必須要統一標準。另外，從整個文字的趨勢來看，所有文字都是刪繁就簡，越來越簡化，從歷史來看、理論來看都是這樣。

我倒認為現在簡化得還不夠，但是目前要先穩定下來。我有一次問聯合國工作人員語言學會的工作人員，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哪一種用得多？對方說這個統計結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宣傳，因為有些人會不高興。聯合國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裡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麼跟英文競爭呢?人家今天學中文是好玩兒嘛，等於學唱歌跳舞一樣，要學到能用的程度還不行。所以還要簡化，想辦法讓世界能接受，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我想21世紀後期可能對漢字還要進行一次簡化。要從世界看國家。

問：您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從世界的角度看國家，而不是國家本位的。

周有光：全球化時代到來，需要與過去不同的世界觀。過去從國家看世界，現在要從世界看國家。這個視角一轉換，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認識。

比如以前所有書上都說「二戰」是希特勒發動的，這不對，實際是德國與蘇聯密約瓜分波蘭，從而發動戰爭。這種大的事情歷史都沒有說清楚。最近波蘭和愛沙尼亞把蘇軍烈士紀念碑從市中心遷移到蘇軍墓地，俄羅斯提出抗議，認為這是無視蘇軍解放當地的功勛。當地人民認為，蘇軍侵略本國，不應當再崇拜下去了。蘇聯究竟是解放者還是侵略者呢？

我們也需要重新認識歷史。20世紀80年代，我參與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遇到朝鮮戰爭時就不好辦了，我們說是美國人發動的，美國人說是朝鮮發動的。後來第1版就沒寫這個條目，1999年出第2版時我們的尺度放鬆了，同意是朝鮮發動的。

過去我們宣傳，抗日戰爭主要是共產黨打的；現在承認，國民黨的戰區大，軍隊多，抗日八年，堅持到底，日本向國民黨投降；八路軍是國民黨的軍隊編號，帽徽是國民黨的黨徽，不是五角紅星。所以我們是在進步的。

我受的教育也是美式的，我念的大學就是美國人辦的，後來也在美國生活。你假如罵我迷信美國我也承認，問題是我不迷信美國，我能迷信蘇聯嗎？不行。它許多重要的東西跟我的理解不一致的。

大鍊鋼鐵的時候我坐火車從北京到上海，夜裡發現車兩邊都像白天一樣火光通明。那時候因為這個把長江兩岸的樹都搞光了。從前能保護森林有兩個道理，第一，樹有神，不能隨便砍；第二，樹是地主的，砍了要給錢。大鍊鋼鐵時期樹可以隨便砍，很快長江兩岸的樹都砍光了，長江黃河化到現在也沒有解決。你要把它砍掉很容易，要它長出來，一百年也不行。

問：您在美國的時候已經是中上等生活水平，但回來之後經歷那麼多運動、波折，內心有沒有後悔過？

周有光：沒有。那時的確覺得中國有希望，為什麼我們反對國民黨，支持共產黨呢？因為共產黨主張民主。抗戰時期我在重慶，國民黨成立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許多黨派都在裡面，周恩來是協商委員會的副主任之一，每個月要開一到兩次座談會，十幾個人小規模討論國家大事。他的秘書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經濟學的，我每次都參加這個座談會。周恩來每次講都說我們共產黨就是主張民主的，我們都很相信，討厭蔣介石的專制。現在的人不了解當時的情況。

在美國的確生活可以好一點，可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不是把財產看作第一位的。一個人要為人類有創造這是最重要的，我覺得這就是人生的意義。創造不論大小都沒有關係，比如說我開創了現代漢字學就是創造，我設計的漢語拼音也是對人類有好處的。現在沒有人罵了，以前曾經有一個雜誌出一個專號罵我，說我搞漢語拼音就是洋奴。

問：您怎麼評價自己的一生？

周有光、張允和夫婦

周有光：我的一生是很普通的，沒有什麼評價。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只是出乎意料地活到105歲。能不能活到106歲，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管。我的生死觀是這樣的：生是具體的，死只是一個概念。死不能說今天死明天還要死，死是一秒鐘的事情。沒有死，只有生。另外我主張安樂死。我有時候睡得糊裡糊塗，醒過來上午下午都搞不清楚，我說這個時候如果死掉了不是很愉快嗎？（文章來源：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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