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劇想講底層青年的逆襲，但全是可笑的意淫
文 | 路西法爾
看電視劇《橙紅年代》的時候，我腦海里交替浮現著兩個不太相關的東西：一個是今年上半年NHK拍攝的關於深圳打工青年的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一部是《水滸傳》。
《水滸傳》（1998）
首先，到底要怎樣才能接受這天雷勾動地火的設定：陳偉霆飾演的主人公劉子光的父親被吸毒者殺害，失去了生活來源後他受結義大哥聶萬峰的慫恿到「M國」去闖蕩，他們先在賭場打工，之後又給當地的毒梟當馬仔。
但是因為父親的緣故，劉子光不願參與販毒，被毒梟囚禁，直到聶萬峰火併了原來的毒梟頭目，自己取而代之才把他放出來……
第一集就有許多不合理之處，比如劉子光被毒梟關在小黑屋裡卻能練習組槍——他的槍從哪裡來？
等等。
但最不合理的莫過於劉子光這個人物的行事動機：如果他的人生追求不是賺大錢，那他為何要跑到M國去冒險？
如果他追求道德上的完整性，給賭場打工和給毒梟打工的差別又在哪裡？
如果他僅僅只是因父親之死而厭惡毒販這個行當，並不排斥其它形式的暴利，那麼這個人自然也談不上任何的道德自律了，又有什麼動力冒在小黑屋裡關上一輩子的風險也不肯向毒販低頭呢？他完全可以假意答應入伙然後伺機逃走啊！
只要稍加推敲就知道劉子光的人設完全立不住，什麼樣的觀眾才能對如此粗糙的設定照單全收？我得把自己想像成拿著一百元日結工資、晚上躺在一間房裡擺了八張床的廉租房中、全部精神生活來自手機的「三和大神」才能堅持看下去。
《了不起的蓋茨比》說：「每逢你想要批評任何人的時候，你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有過你擁有的那些優越條件。」
審美趣味無疑也是一種資本，需要時間和金錢來培養，因此嘲笑打工青年缺乏審美素養是很不厚道的，這樣說只是因為《橙紅年代》的原著和打工青年確實有著緊密的關係。
《橙紅年代》的原著以務工青年劉子光回到老家，發現自己當保安的父親被流氓打傷，憤而替父報仇開篇。之後劉子光接了父親的班，也成為了一名保安。他到處行俠仗義，因緣際會下獲得了多名階層地位更高的女性垂青，終於成功「逆襲」，當上了西非小國的總統，和心儀的女孩在瑞士舉行了婚禮。
你可以說這部小說格調不高，情節荒誕，但無法否認的是它直白地書寫了那些一無家世、二無資本、三無學歷、四無技術的男性青年的人生夢想——就像女孩有權夢想自己穿越成為「大豬蹄子」的寵妃一樣，男孩當然也有做白日夢的權利。
NHK那部紀錄片令我意識到：懷揣這樣夢想的青年人數眾多，而階級固化正使得他們的「逆襲」之夢變得越來越縹緲。
《三和人才市場》（2018）
然而比發白日夢更荒唐的是對夢的內容進行篡改。
對比《橙紅年代》的小說和電視劇就會發現明顯的差別：小說中並沒有男主人公的結義兄弟聶萬峰這個人，自然也沒有他成為毒梟後和男主人公相愛相殺的情節；小說中有一個叫聶萬龍的反派，他是一個房地產商。
小說的男主相對來說還比較簡單，腦子裡想的都是「逆襲」，並沒有「對抗毒販」這樣的「大局觀」。
相反的，他是一個信奉同態復仇的莽漢，直接打折了傷害自己父親的闊佬的胳膊，在與聶萬龍爭鬥時也少不得使用「黑吃黑」的手段，法律對他形同虛設；而在電視劇里，做一個「政治正確」的良好市民才是男主關心的，「逆襲」只是他不斷「見義勇為」附帶的結果，是對「好人」的嘉獎。
但既然只要不斷做好事就能「逆襲」，劉子光第一集幹嘛還要背井離鄉跑到M國去呢？
所以說，電視劇從一開始就搞不清要把劉子光設定成一個什麼樣的人：是想（不擇手段的）逆襲，還是想做一個（無用的）好人——這種二分法很粗暴，但對「三和大神」這樣的底層青年來說未嘗不是一種心理意義上的真實，而電視劇的改編連這重真實也抹殺了。
這就是我想起《水滸傳》的原因：這部滿篇都是殺人放火的小說講述的何嘗不是宋代「底層青年」們的「逆襲」夢想，而《水滸傳》最早的名字就叫作《忠義水滸傳》，有的版本甚至乾脆隱去了「水滸」之名，就叫《忠義傳》——明明是「水滸」的故事，卻要披一層「忠義」的皮，與《橙紅年代》的電視劇改編難道不是異曲同工嗎？
電視劇和書的另一個重大區別就是加了很多感情戲，實際上整部劇已經變成了有點武打、刑偵情節的偶像劇，演慣了偶像劇的「鮮肉」陳偉霆即使被關在M國的叢林里依然一絲不苟地保持著他那時尚的鏟青髮型，底層男性的功利野心便這樣被偶像工業的情慾符號所「暗度陳倉」。
在這個時代里，主流文化對其他亞文化的覆蓋能力是如此之強，經過一輪又一輪強勢文化的塗抹，幾乎所有的文化產品都是多重聲音、多種意識的複合品，也許早已經不存在本真的「底層意識」了。
如果觀眾還想觸摸到某種程度的「真實」，就需要鍛鍊出透過「忠義」的外皮看出「水滸」底色的能力。
※開播之前我就確定，它絕對是今年夏天最牛逼劇集之一
※《香蜜》這種玄幻劇火的原因，不是你想的那麼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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