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個外國男朋友是種什麼體驗？沒想到，他送我進了精神病院

一

兩年前，我定居美國洛杉磯，還交了一個地道的美國男朋友，叫傑克。交往半年過後，我們同居了。

去年5月的一天，傑克沉迷遊戲，改變了我們原先的出行計劃，我很不高興，大聲責備了他幾句。他卻老樣子，不跟我談。越吵越厲害之後，我神使鬼差地做了一件瘋狂的事情：撿起杯子的碎片，往手臂上狠狠地划了幾下，試圖引起他的關注。傷口立刻湧出鮮血，但當時我情緒激動，竟感覺不到疼痛。

出乎意料的是，傑克直接打了美國911報警電話，說有人割傷了自己。我愣在原地，他不關心我的傷情，還去打電話報警，這關警察什麼事？

二

不到五分鐘，警笛聲漸漸靠近，這期間，傑克刻意不和我產生身體接觸，只在旁邊冷冷地盯著我，像看怪物一樣。

樓梯傳來一片咚咚咚的腳步聲，上來一名警察和一名女護士。護士半跪在我面前檢查了一下傷口，說：「需要到醫院急診部去處理。」

這時，警察非常嚴肅地跟我說：「他們會帶你去最近的醫院急診部，你將在那裡等待移送通知。」

我聽聞醫院的費用很高，尤其是看急診的費用，於是趕緊說：「我自己可以處理，不用去醫院了。」

「你還沒有搞清楚情況，你必須去，否則我們將採取強制手段。」警察說。此時另外一名警察向我靠近了幾步，我瞬間懵圈了，只好乖乖跟他們下樓。

下樓後我看見一輛警車和一輛迷你救護車停在正門口，美國救護車的費用堪稱天價，三千美金起步，我慌忙說：「真的不要了，我付不起這個錢！」

「費用的事情再議，你目前只能服從安排，別讓我們採取強制手段，我不想說第三遍。」警察說，眼前這幾名警察個個高大威猛，腰上還別著武器，雙手一叉，甚是嚇人。

這時，救護車司機從車上推下來一輛擔架車，我傷的是手臂，哪裡需要上擔架。他們不由分說，讓我躺在擔架上，把我抬上救護車，護士和一名警察緊跟在後面。

他倆縮著身子坐在我身旁，一人掏出一個寫字板，輪番詢問我。警察問我證件號，生日，有無吸毒史、酗酒史，是否看過心理醫生，之前是否有過自殺行為。女護士則問我有沒有心臟病、高血壓、過敏史，是否打過破傷風針等等。

三

幾分鐘後，救護車抵達醫院。兩名墨西哥裔保安推開急救室的雙開門讓我們進去，而後護士把我安置到靠牆的臨時病床上。

警察遞給我一張單子讓我簽字，並向我宣布：「因為你有自殺行為，所以從現在開始，你必須接受72小時的監控和精神評估。在這裡處理完傷口之後，會有專員把你接到精神病院。」

我立馬炸毛了：「什麼？我根本不是要自殺啊！」

「我們是根據你的行為作出的判斷，你的手腕上有劃痕。你可以和面談官溝通。」

過了一會兒，進來一位40多歲模樣、表情嚴苛的白人女醫生，她說：「從現在開始，你最好老老實實待在這裡，不要再有任何過激行為，更不要試圖離開，那將是嚴重違法行為。我們會把你的表現都記錄下來，交給帶你去精神病院的人。我們的報告會直接影響你呆在那裡的時間長短。」

接著她問我：「你帶了什麼尖銳物品嗎？」我說沒有，我很反感她，但這時只能認慫。

她回過頭對保安說：「確保她在你們的視線範圍之內。」

保安把我看得很緊，我說想去上廁所，其中一名保安走過來帶我去。到了廁所門口，他說：「不能反鎖門，儘快解決！」這讓我感覺自己像個囚犯。

一個小時過後，給我處理傷口的的黑人護士過來問我感覺怎麼樣，並抱歉地對我說：「他們暫時還無法過來接你。」

作者圖｜劃痕的傷疤

「接我去幹嘛呢？」

「先面談，然後由面談官決定處理辦法。目前那邊安排比較滿，所以你要留在這裡等通知。」她說。我心想，美國精神病人還挺多啊。

時值夏季，那所醫院的冷氣開得很足，我邊裹緊自己的被子，邊等待著。沒想到這一等，就是一夜。

我的病床正對著急診室的雙開門，每隔10到15分鐘，就會有人躺在擔架上被送進來。隔壁病床的一個中年老美，頭上纏著厚厚紗布，一直在瘋狂打電話，情緒相當激動。他跟我情況一樣，也要轉到精神病院，但他不滿醫院這樣把他丟在急診室，要求住進病房，並譴責院方違反人道主義精神。

整整兩小時過後，他終於掛掉電話，護士們把他轉移走了。而老實的我在這又冷又嘈雜、人進人出的公共場所躺了整晚，徹夜難眠。

四

第二天中午，兩個小夥子匆匆忙忙趕到急診室，他們和醫院交接了文件，要帶我去下一站。

其中一個亞裔小帥哥拿出白色的塑料手銬，客氣地說：「抱歉，我必須要用這個，可以嗎？」

難道我能說不嗎？我悻悻地把手腕伸過去，他小心翼翼地避開傷口，把我兩個手腕紮緊。我偷偷試了試，掙脫不開。

隨後他們用約束帶把我固定在擔架車上，推進一輛綠色運輸車，小帥哥在身邊陪著我。我在途中得知他來自韓國人，是名義工，只負責把我這樣的病人送到精神病院。

「我看了醫生的反饋情況，你在醫院裡表現不錯。」他安慰我說。

「那他們會直接讓我回家嗎？」

他從文件里找出我給警察簽的那份單子的複印件，說：「你看，這是被強制執行72小時監控的同意書，目前還剩48小時。」

作者圖｜警察把我移交給護士的確認單

不久，車子到了精神病院的黑色鐵門前。這所精神病院座落於鬧市中，卻毫不起眼，甚至沒有標誌。門上方有攝像頭，側面有對講器。

和我們同時抵達這裡的人有不少，得排隊進入。我前面是個瘦小的亞裔女子，雙手被金屬手銬反銬在身後。兩名女警壓著她的雙肩走到鐵門前，女警臉朝攝像頭，門就自動打開了，人一進去門就立即關閉。

進門後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到達一個類似警察局接待處的地方。一名身材高大的黑人女警，解除我的手銬，對義工說：「我接手了。」

女警用探測器掃描我全身，沒收了我的手機和鞋帶，讓我進入面談室。裡面有個寬敞的大廳，角落處呈階梯狀排列著三張「審訊台」，後面坐著三位不苟言笑的面談官，其中一人長得像奧巴馬，五六十歲的樣子。

審訊台對面擺放著四個白色的單人沙發，沙發之間有一到兩米的距離，我在一個空沙發上坐下，發現其他三個等待面談的人都是男的。沙發旁邊站著一名黑人保安，死死地盯住沙發上的「危險人物」們。

一個帶墨西哥口音的老人第一個上去面談，「奧巴馬」面談官坐在最高的檯子後面，向他提問。不管問什麼，老人始終一言不發。最後面談官說：「回你的座位去。」他便轉身回來了。

其次是一個小個子年輕人，棕色皮膚。

「奧巴馬」問他：「你在家裡打了你媽，是嗎？」

「她不是我媽，是後媽！」他說。

「她就是你媽。你為什麼打她？」

「她管我管得太多了，連我不換內褲都管！」

「首先，你需要打個電話向她道歉。」

年輕人不屑道：「我不認為我需要道歉。」

隨後，面談官請他回到座位上。看到這裡，我特別想笑，可這是精神病院，還是謹慎一點好，我只好忍著。

接下來是第三個「病人」上去面談，這回是個瘦高、留著長發的白人男子。

面談官問：「知道你來這裡的原因嗎？」

男子理直氣壯地回答：「知道，我在街上打了人。」

「你認識那個人嗎？」

「不認識，可他一直盯著我，如果我不出手，他就會上來打我，所以我只好先下手為強！」說著他伸出右拳揮了三下，嘴裡還叫著，「砰砰砰！」

面談官似乎見怪不怪，繼續問：「這是你第幾次在街上毆打陌生人？」

「數不清了，」他自言自語道，「他們看我的眼神滿懷敵意，該死！我必須要教訓他們，不然，不然……」

「保安，把他帶去第二區！」

男子被保安拖走的時候，嘴裡還在碎碎念，最後，他們消失在了一扇通往別處的鐵門背後。

五

我在心裡笑了，糊弄一下他們真有這麼難嗎，之後就走上去坐在面談官的對面。

「奧巴馬」問我：「你為什麼會想要自殺？」

我不敢否認，怕否認會被認為撒謊，引起反效果，只好順著他的話說：「跟男朋友吵架，心情不好。」

「你現在還有自殺的想法嗎？」

「絕對沒有。」

沒說幾句話，「奧巴馬」就讓我過關了，並將手中的表格交給一位和藹可親的白人老太太，她面前的檯子要低矮一些。我想這應該是按「安全等級」劃分的，如果我能到檯子最矮的面談官那兒報道，說不定就能離開這裡。

老太太問我：「出去以後，你會好好跟你男友交流嗎？」

我心想，一定叫他滾犢子。但我不敢節外生枝，便說了幾句違心話：「會的，我們之間有一些文化差異，這一次我太衝動了，很後悔，以後不會再這樣了……」

老太太對我的回答非常滿意，但轉眼就給我出了一道難題：「你現在打電話給他，問他願不願接你出院。」她推給我一部座機，按了免提，騎虎難下，我只好硬著頭皮撥了傑克的電話。

電話里傑克問我在哪兒，我說：「我在一家機構進行面談，他們希望你過來接我。」

他一下警覺起來，問：「機構？你不會是在精神病院吧？」

我咬著牙坦白道：「是的，如果你能來接我，我就可以出院了。那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你知道嗎？你把我嚇到了，我建議你還是在那呆到明天吧，我現在在上班，明天去接你。」他說。我強壓住火氣，百般撒嬌，求他接我回去。

可他並不吃這一套，還說：「你應該藉此機會學習一下如何控制情緒，明天會去接你，我承諾。」美國人就是這樣一根筋，好說歹說，他們還是固執己見。掛了電話，我不甘心地對老太太說：「我可以叫我表姐來接我嗎？」

老太太搖了搖頭，說：「我希望你採取解決問題的態度，而不是選擇逃避。如果明天他來接你，你就可以出院了。」這實在太不公平了，他不過是我男朋友，又不是我的老公或直系親屬，憑什麼由他來決定我離開還是留下。

我正要抗議，老太太先開了口：「我已經嘗試對你網開一面了，所有有自殺行為的人都要被監控至少72小時。」聽到「至少」兩個字，我把抗議的話咽了回去。

六

工作人員給我找了個衛生間大小的「單人病房」，裡面只有一張簡易的單人床和一個飲水機，天花板上裝著攝像頭。

我問他們，上廁所怎麼辦。保安指著門邊一按鈕說：「按鈴。晚飯以後最好不要喝水，從夜間11點到早上6點不一定有人應答，那就只能自己想辦法解決了。」說著他掃了一眼飲水機上的紙杯……

房裡冷氣不像急診室那麼誇張，並且我很疲勞，晚上6點吃過外面遞進來的晚餐，躺下就睡著了。次日早上7點，外面的人又送來和前夜一樣的食物：薄薄的三明治、餅乾，和一小盒牛奶。

早上10點多，最後一位面談官約談我，他說話很逗。「我這輩子都不希望再見到你，因為那意味著你將會有很大的麻煩，你也不想進去那裡吧。」他指著昨天那名白人男子被帶走時經過的鐵門說，「我跟傑克確認過了，他中午來接你，我現在先給你辦手續。」

我像小雞啄米一樣頻頻點頭。他拿出一堆文件讓我簽字，其中一份是要求我五年內不得使用包括槍械在內的攻擊性武器，還有一份是要我同意接受社工的監督，社工會不定期打電話給我和我的聯繫人詢問「病情」，聯繫人也可以向社工報告異常狀況。令我難以接受的是，聯繫人那一欄是傑克的名字。

後來傑克來接我回家，可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怪異，不知是怕我質問他為什麼報警，還是對我另有看法。這些都不重要了，我拿回手機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給表姐，讓她和姐夫去我家集合。我和傑克住的房子是姐夫的，傑克沒有租約、一分錢房租也沒交過，這天我就請他捲鋪蓋走人，沒必要跟沒人情味的傢伙浪費口水。

這段四十八小時的經歷讓我明白到兩件事情。第一，無論如何也不要再做傷害自己的事情，又蠢又疼。其次就是，安心找個中國男朋友，兩個人吵吵鬧鬧地過日子，要比所謂「理智冷靜」地生悶氣強得多。

一個月後，我收到了醫院的賬單，4897美金，摺合人民幣接近33000元。

（未完待續！！！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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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回復關鍵字【精神病】，提取文章完整版。

作者張火麟，現為洛杉磯小白領

原文載於真實故事計劃，INSIGHT視界經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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