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雞·鬥鴨·斗鵝：唐朝宮廷的斗禽之風！

原標題：鬥雞·鬥鴨·斗鵝：唐朝宮廷的斗禽之風！

寵物的價值表現在其具有一定娛樂性和觀賞性。這主要通過動物戲和動物表演表現出來。動物戲包括馬戲、斗獸、斗禽、馴獸、馴禽等，萌芽於春秋戰國時期，漢代初步形成以斗獸為主的動物戲，唐代馴獸、馴禽至為繁榮。

斗獸、斗禽較為原始，盛行於秦漢及以前的歷史時期。張騫通西域後，外來的馴象、獅子、犬、馬、熊、虎、大雀，皆「食於外囿」。三國時，魏國任城王曹彰可「手格猛獸」。唐代仍有斗象之戲，神龍元年( 705)，中宗曾到洛陽城南門，「觀斗象」。

斗禽活動中，以馴鬥雞最為流行。春秋時期已有鬥雞戲，魯國季氏與郈氏鬥雞，用金距將雞武裝到了爪子和牙齒。秦漢時期，鬥雞之風盛行，京城富家子弟無不喜好鬥雞走、走馬、韝鷹、繼犬，「弋獵博戲」。

在唐高祖時，鬥雞戲已發展為寒食、清明時節的重要娛樂項目。鬥雞時，雞頭上戴有漂亮的頭飾，雞爪配以金屬套，其時「崢嶸顛盛氣，洗刷凝鮮彩」，「飛毛遍綠野，灑血漬芳叢」，場面血腥。唐玄宗和幾個兄弟無不愛好鬥雞戲馬、架鷹走狗之事。

玄宗還於宮中設雞坊，任命巧解鳥語、善馴鬥雞的賈昌為雞坊五百小兒長。每有宴會，賈昌便會穿上色彩艷麗的衣服，手執鐸拂，立於鬥雞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京畿內外鬥雞成風，「貴臣外戚皆尚之」。睿宗時，諸王以「擊球、鬥雞、馳鷹犬為樂」，遊玩弋獵，歲月不絕。穆宗時，「十宅諸王皆好鬥雞」。

唐中後期，代宗、穆宗、文宗皆好此戲，僖宗也以「鬥雞為樂」。文武百官退朝後，也匆匆騎馬去鬥雞，所謂「喧喧鬥雞道，行樂羨朋從」，「塵起春風過玉堤」，「紅羅系頂斗回雞」，都真實反映了鬥雞風氣之盛行。有些愛好鬥雞的「貧者」，雖然無法購買高價的名雞，但也以「弄假雞」、「弄木雞」為樂。

唐代鬥鴨、斗鵝之戲也頗為流行。貞觀時，齊王李祐「喜養鬥鴨」，讓其於水池中爭鬥。鬥鴨們離波折衝，奮振前卻，「始戳力兮決勝，終追飛兮襲弱」。鵝戲源於魏晉時期。東晉桓玄年少時，兄弟們「各養鵝共斗」，桓玄因自己的鵝每每不勝，夜裡偷偷殺害其他兄弟的鵝。唐禧宗尤好鬥鵝戲，常至興慶池「與諸王斗鵝」。

唐人以臂鷹走狗為樂。唐代竇鞏詩「漢皇無事須遊獵，雪亂征飛錦臂韝」，影射了當時上層貴族飼養猛禽的風尚。丞相姚崇少時，「以呼鷹逐兔為樂」。李棲筠的父親李載，「常臂鷹攜姬以獵，旁若無人」。元稹詩云:「養禽當養鶻」，表明了他的志趣。

貞元末，南陽人張簡棲，「以放鷹為事」。懿德太子墓有兩幅壁畫對此有所反映:《架鷹馴鷂圖》展示了唐人臂鷹、馴鷂的情景；《架鶴戲犬圖》中右邊男子左臂架鷂，側身凝視獵犬，鷂子馴伏乖巧，黃犬頸掛項圈，前爪趴於主人腿上，望著主人和其臂上的鷂鳥，神情機警。兩幅圖中，馴獸師均為頭戴黑襆頭，濃眉虯髯，深目高鼻，上著翻領胡服，下穿窄腿小腳褲，足蹬低筒烏靴，呈現明顯的胡人特徵，反映了唐代胡人馴獸的情況。

唐代還有馴小動物的節目，主要有馴刺猜、壁虎、昆蟲等。《尚書故實》載：京國頃歲，街巷中有百姓圍觀斗刺渭戲，其對打之時「既合節奏，又中章程」。唐憲宗朝侍衛韓志和馴養的繩虎子(即壁虎)，可舞《涼州》曲，「盤迴宛轉，無不中節」。開元、天寶年間，還盛行籠養蟋蟀。夏天，宮女們紛紛捉取蟋蟀，放在籠子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

這種風氣還流傳到了民間。唐代有女性七夕時籠養蜘蛛乞巧的風俗，有詩為證:「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每年七夕節，唐玄宗於華清宮設宴，由宮女們擺放瓜果，捉取蜘蛛，將其放在小盒子里養起來。第二天清晨，「開視蛛網稀密」。蛛網越密者，巧多；反之，巧少。之所以抓蜘蛛用以祈禱，是取蜘蛛善結網之性，來象徵宮女們女功技能的高低。

此外，舞獸表演是馴獸活動發展到成熟階段的一種特殊形式，「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唐代的馴獸表演，有馬舞、象舞和猴戲等形式。其中，以馬舞的藝術水平最高。馬舞源於魏晉南北朝。曹魏陳思王曹植曾得大宛紫醉馬一匹，「教令習拜」，「能行與鼓節相應」。吐谷渾人擅長馴馬，能把駿馬訓練得隨音樂而應節起舞，故稱之為「舞馬」。

在唐代，吐谷渾是宮廷舞馬的主來源地，《舊唐書·吐谷渾傳》載：吐谷渾「出良馬」，尤其是青海地區出產良駒「青海馳」，「能日行千里」。李商隱《思賢頓》有「舞成青海馬」之說。從唐代張說詩「天馬來儀自海西」和薛曜詩「不辭辛苦來東道」推測，唐代的舞馬主要來自西域地區。據考證，唐代舞馬的來源地應有大宛、吐火羅、大秦、疏勒等西域諸國及唐境內的銀川和幽州地區。

唐以前的舞馬數量較少，且以單馬獨舞為主，動作簡單。唐代，舞馬成為一種獨特的表演節目，列入宮廷樂舞之中。不論是舞馬的數量、包裝，還是馬舞的動作都遠超前代。唐薛曜《舞馬篇》詳細記載了武則天時代馬舞表演的盛況：「奔塵飛箭若麟璃，躡景追風忽見知」，「紫玉鳴坷臨寶鐙，青絲彩絡帶金羈」，「婉轉盤姍殊未己，懸空步驟紅塵起」。唐中宗時的馬舞表演，舞姿甚整，婉轉中律，配以《飲酒樂》之曲，舞馬能銜杯祝壽，「卧而復起」。

唐代的馬舞表演在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最盛。其時，共有舞馬四百蹄，分為左右兩部，「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玄宗親自為它們取名，稱作「某家寵」、「某家驕」。每到表演之時，舞馬都披金戴銀，裝飾華麗，再配以樂曲。配曲中，尤以《傾杯樂》最為著名。

根據曲子節奏，舞馬皆能「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唐玄宗時期的舞馬錶演加入了很多雜技的成分，由人和馬合作完成，頗為驚險。在三層高台之上，舞者「乘馬而上，旋轉如飛」，再由壯士將床榻舉起，舞馬在其上舞姿弄態。錢起詩:「頓纓而電落朱震，驤首而星流白顛」，張說詩:「腕足齊行拜兩膝」，「鼓怒驤身忽上躋」，「噴含雲色且徘徊」都是對馬舞表演的逼真表現。

表演時，舞馬個個頓纓嚷首、左右徘徊、腕足膝行、振鬃跳躍、蹲踏旋轉，健美可愛。曲終之時，舞馬口銜酒杯，前驅祝壽。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窖藏舞馬銜杯銀壺，是對此情景的生動記錄。

在舞獸表演中，馴犀、馴象更為引人注目。魏晉時期，己有關於舞象的記載。吳王孫權曾以舞象表演來為大臣賀齊送行，「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晉代馬鈞發明的「水轉百戲」中，也有舞象表演。隋薛道衡詩:「狡貌弄斑足，巨象垂長鼻」，反映了隋代舞獸表演的情景。

唐朝以前，舞犀、象僅作為一種是附帶表演，安排於外邦朝貢之時，以示四夷賓服的盛世風貌。及至唐代，舞犀、象逐漸成為宴酣慶典之際的佐興之觀，並進入宮廷藝術的行列，是類似舞馬的一種藝術表演。玄宗時，每逢宴會，勤政樓下即有馴犀、馴象表演。其時，犀象被精心打扮一番，「以金羈絡首，錦譫垂身」。

與馬舞表演相似，舞象、舞犀表演也要配以音樂，著名的配樂有《破陣樂》、《上元樂》和《太平樂》。《嶺表錄異》載，蠻夷酋長曾為大唐使臣安排舞象表演，舞象都能伴著音樂，「隨膝騰踏」，「動頭搖尾」。唐朝宮廷里的舞象極有可能是對蠻夷舞象習俗的模仿。可以想見，犀象的動作緩慢、粗笨，表演也不過是「搖頭擺尾」之類，不如舞馬之活潑靈動，但卻帶有一種淳樸強健、雄渾滑稽的風韻。

「安史之亂」爆發後，安祿山攻破長安，「牽制犀象，驅掠舞馬」，置於洛陽。肅宗平叛之後，便訪民間，尋求不得，「歸於京師者十無一二」。中唐以後，隨著局勢的穩定，舞獸表演暫得恢復。代宗大曆六年(771)，文單國進獻馴象11頭，能當場拜舞，「與百獸而率舞，如知禮樂之節」。大曆十四年(779 ) ,代宗宣布將文單國所貢的三十二頭馴象置於禁苑中飼養，「以備元會充庭之飾」。

貞元四年(788 )，德宗召集群臣於麟德殿觀賞馬舞表演，舞馬們「俯仰騰躍，皆合曲節」。陸龜蒙有《舞馬》「驕驤輕步應金鞞」，「回望紅樓不敢嘶」記述了當時的情景。乾符四年(877)，占城國進獻舞象，盧綸詩:「蠻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生動反映了當時犀象表演的情景。此後，隨著唐國勢漸衰，盛極一時的象舞活動，也歸於沉寂。

馴獸表演中較為流行的還有猴戲。魏晉南北朝時期，猴戲逐漸發展。阮籍《猴賦》描寫到「整衣冠而偉服」，「舉頭吻而作態」。唐代的猴戲較前代發展，《舊唐書·音樂志》載，唐代百戲表演中有「稱猴緣竿」，是唐代馴猴表演的一種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真實的馴獸表演，漢代就已出現模擬動物姿態的「擬獸戲」，最有名的當屬華佗所創的健身操——「五禽之戲」，即模仿虎、鹿、熊、猿、鳥等動物的姿態而舞蹈的擬虎戲、擬鹿戲、擬熊戲、擬猿戲和擬鳥戲。唐代出現了模仿禽鳥姿態的擬禽戲和以「獅子舞」為代表的擬獸戲。

武則天時，宮中養有能言鳥，常呼「萬歲」，所以樂師們創製出模擬此鳥的樂舞，即《鳥歌萬歲樂》，「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鸚鵡，冠作鳥像」。演出時，舞姬裝扮成鸚鵡之像，模仿鳥的動作起舞。此外，天鵝舞、孔雀舞都是由擬禽戲發展而來的舞蹈形式。

獅子舞，即由舞者假扮成五隻大獅子，每方獅子由十二人合作。舞者皆「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襪」，「綴毛為衣」，分立於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中間的獅子為黃色，代表皇權，其它獅子則飾以青、白、赤、玄四種顏色。表演時，舞者都要模仿獅子行止，「像其俯仰馴狎之容」，並配以太平之樂，頌揚帝德。

「唐代『獅子舞』採用龜茲樂和胡服，既反映了西域使者貢獅來朝的歷史史實，又迎合滿足了唐人獵奇慕異的胡化心理。」白居易《西涼伎》中描寫了「涼州獅子舞」表演的情景，西涼伎假扮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度眼睛銀帖齒，奮迅毛衣擺雙耳」。

除此，唐代還出現了模擬犀象舞姿的擬獸戲。開元時(713-741)，玄宗於五鳳樓下，宴請群臣，欣賞此表演。其時，舞者、樂工皆「蒙以虎皮，及為犀象形狀」，作犀象舞蹈之姿態，觀者皆驚詫不已。擬獸戲和擬禽戲的發展從側面說明了這些珍禽異獸在唐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來稿/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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