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廬先生治學經驗：「試驗著講我自己的語言」

學人小傳

侯外廬（1903—1987），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他與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並稱為史學界「五老」，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拓者。其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中國思想通史》等。他將中國思想史置於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基礎上，開創了享譽學林的侯外廬學派，對於促進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中國思想史學科的奠基人，侯外廬學派的開創者，侯外廬先生的學術成就影響深遠。尤其是在外來學說的中國化方面，侯外廬的學術經驗值得珍視。

1

「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

在史學領域，侯外廬提出外來「學術的中國化」、「中國學術的世界性」等概念，表明他對外來學說中國化問題進行了理論思考。1939年，他提到「中國歷史上偉大的世界學術介紹，最早有唐代的佛學中國化」，認為它「在理論知識上達到中國化的程度，而且在實踐上達到一個畸形的極端(如禪宗)」；佛學中國化成功，「證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並不低於德國的黑格爾思維創造力」。侯外廬已經注意到民族文化自信在外來學說中國化中的重要性。

外來學說中國化當然有賴於國人獨立自得的科學研究和實踐探索。侯外廬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史學領域，就是「為了使歷史科學中關於古代社會規律的理論中國化」。這要求中國學者在科學研究中，「不為古人所役，亦不為歐美先進所役」。他自己進行學術研究，最重視獨立自得；在表述上，他努力「試驗著講我自己的語言」。用自己的語言講述自己獨立自得的學術成果，應是外來學說中國化的集中表現。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唯物史觀指導研究中國史誕生了若干學術著作，如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十批判書》，侯外廬《中國古典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等。這正是中國學者「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掘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的表現。

2

「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修養而高談線裝書里的社會性質，是跳不出梁啟超、胡適『整理國故』的圈套的」

概括地看，在外來學說中國化事業中，科學對待外來學說應是侯外廬治學的首要歷史經驗。

科學對待外來學說，首先要準確理解它。侯外廬堅持從馬恩原著中尋材料，找論據，力求準確理解馬恩學說。這和他年輕時自學德語翻譯《資本論》有關，也與他反思中國社會史論戰相連。他認為，在這次論戰中，有些學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很好消化，融會貫通，往往是以公式對公式，以教條對教條」。如決定社會性質的根本因素是什麼，大家有不同看法，「當時不少論者的認識是很膚淺的，甚至很混亂的」；關於生產方式的具體內容，大家也缺乏共識，甚至「多少偏離了馬克思的原意」。這使他認識到，「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修養而高談線裝書里的社會性質，是跳不出梁啟超、胡適『整理國故』的圈套的」。於是，他仿效「魯迅的翻譯研究方法」，下決心學好外文，譯讀《資本論》，希望「從經典著作的原著中掌握觀察問題的理論和方法」。他在法國試譯，回國後重譯，延續十年，成為我國較早漢譯馬克思《資本論》的學者。他從經典原著的學習、翻譯入手，能較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和精髓，在學術研究中體現出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

科學對待外來學說，還要歷史地理解其合理性。啟蒙運動，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源泉；歐洲的具體歷史條件，也是侯外廬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史，揭示中國古代文明路徑特點的重要參照。唯物史觀對人類社會歷史規律進行了科學總結，其基本原理不會因中國歷史特點而改變。但在社會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廬卻關注它在中國史上的特殊表現。如關於生產方式，侯外廬不受《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定義的束縛，將它創造性地理解為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即「特殊的生產資料與特殊的勞動力的(特殊的)結合關係」；生產方式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生產方式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標誌，則常常是通過上層建築的法律形式折射出來的」。故他認為，唐代兩稅法是劃分古代封建社會前後期的標誌，明代「一條鞭法」則是封建社會進入晚期的標誌。

科學對待外來學說，更要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它。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它在中國的傳播息息相關。當時處於革命時代，建設尚未提上日程，與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不同；加之1949年以前馬克思經典原著很難找到，其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漢譯第一版的編輯出版，於1985年才完成。在這種學術條件下，學人們要完整、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無疑有困難。侯外廬能從馬克思原著出發，和蘇聯史學家商榷，其追求真理的學術勇氣，令人欽佩。這說明他在學習、理解馬克思主義時，沒有局限於經典作家的某些結論或具體觀點，而是結合史學研究進行科學探索。

3

藉助外來學說的視野，發現和找准中國問題，探索創新中國學術新方法

在外來學說中國化中，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創造性研究和解決中國問題，是侯外廬治學的又一條歷史經驗。

首先，藉助外來學說的視野，發現和找准中國問題。近代中國的問題表面看是古今中西之爭，實質是中國向何處去，如何才能擺脫貧窮落後挨打困局，實現民族振興、文明復興的問題。青年侯外廬經歷了五四運動洗禮，像當時有志青年一樣意氣風發，迎接新知識、新學問的到來。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並未根本解決，「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依然是主要歷史任務。對中國史進行研究、總結，準確把握中國社會性質和歷史使命，成為學術中心問題。解釋歷史，為革命實踐服務，是當時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特點。

大約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圍繞中國社會性質等問題，學界展開了廣泛論戰，侯外廬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過程中必然發生的一場思想理論鬥爭」。論戰總主題是中國社會當時處於什麼歷史階段（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而深化為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古代有無奴隸社會等歷史問題的爭論。中國共產黨人認為當時中國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應進行民主革命。郭沫若等學者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運用大量材料，對中國史上的奴隸社會進行了科學論證。侯外廬說，這標誌著科學的中國歷史學的誕生。他認為，關於中國歷史的學術問題，既有恩格斯「氏族、財產、國家等問題的研究在中國的引申和發展」，也不能忽略中國社會的特點。

其次，藉助外來學說的科學方法，結合我國傳統考證辨偽等治學方法，探索創新中國學術新方法。侯外廬治學，旨在將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應用於中國史研究。十年翻譯和研究《資本論》，訓練了其「思維能力、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為他「贏得了理論上的武裝」，成為他史學研究的「真正支柱」。受《資本論》影響，他重視政治經濟學的史學意義，認為「廣義的經濟學在其本身便是經濟範疇的歷史學，狹義的經濟學在其本身便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範疇的歷史學」。這一看法，和馬克思從經濟生產方式入手理解人類社會歷史進程是一致的。侯外廬將經濟學和史學結合起來研究中國史，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最為突出。

在侯外廬那裡，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將「社會史和思想史貫通起來」，即思想史和社會史相結合。此外，他還多次運用追本溯源法。如他為五四啟蒙運動尋找中國思想史淵源，提出明末清初出現了「早期啟蒙思想」的論斷；為革命理論尋找到從墨子到魯迅的「異端」思想傳統；為中國社會歷史特點發掘出宗法社會氏族殘餘因素等。運用這一方法最重要的成果，應當是他關於中國文明路徑的研究結論。他認為，我國進入文明社會的路徑和古希臘不同，保留了氏族血緣關係，是所謂「早熟的文明小孩」。他還認為，古典的古代是革命路徑，是「正常發育的文明小孩」；亞細亞的古代卻是改良路徑，「氏族制度仍然保存在文明社會裡」。由此他進一步解釋了宗法血緣因素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認為「氏族公社的保存和土地私有制的缺乏，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特點。而且到後來的郡縣制下，也還是把氏族公社的單位保存了下來，產生了中世紀鄉黨族居的小農制」，中國古代思想也因此深受影響。用今天傳承優秀文化的眼光看，侯外廬關於中國文明路徑的研究和結論，從文明角度研究和表述中國歷史，已經稍稍透露出文明史研究的曙光。

（作者為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導）

精彩文章

原標題：侯外廬：「試驗著講我自己的語言」

來源：北京日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張卓晶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