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時期右文輕武政策形成，朋黨政治的苗頭開始冒出頭來
太祖時期對武將還是比較信任的，雖然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職務，但朝中還有將領掌握一定的兵權。太祖統治期內，不斷地南征北伐，但他對於南征北伐的將帥，從不制定束縛手腳的規定，這些將帥往往能獨自指揮一二十萬人的軍隊。
但是到了太宗時期，則開始實行「將從中御」的辦法，把出征將帥臨機應變的主動權儘可能予以剝奪。如果要大規模調動軍隊，太宗往往會親征，比如滅北漢，兩次北征幽燕，宋太宗都是親自率領軍隊作戰，一方面是為了提高自己的武功，從而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對武將的不信任。
宋太宗雖然對武將不信任，但是由於宋朝政權是在武人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所以宋初官僚集團或多或少都與武將集團有關係。為了擺脫武人集團的控制，宋太宗做皇帝後，擴大了科舉取士。宋太宗擴大取士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收買人心，培植親信。
太宗之即位，有斧聲燭影、千古之謎之說，不免使流言四布，人心疑惑。在這種情況之下，太宗對廣大士大夫階層，必須廣施恩澤，方能收攏人心，以為己用。擴大科舉取士，是一條有力且能迅速見效的措施。「用人太驟」，則是急於培植親信心情的充分表露。
宋太宗雖然對武將不信任，但是由於宋朝政權是在武人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所以宋初官僚集團或多或少都與武將集團有關係。為了擺脫武人集團的控制，宋太宗做皇帝後，擴大了科舉取士。宋太宗擴大取士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收買人心，培植親信。
太宗之即位，有斧聲燭影、千古之謎之說，不免使流言四布，人心疑惑。在這種情況之下，太宗對廣大士大夫階層，必須廣施恩澤，方能收攏人心，以為己用。擴大科舉取士，是一條有力且能迅速見效的措施。「用人太驟」，則是急於培植親信心情的充分表露。
太平興國七年（982），太宗貶黜其弟開封尹秦王廷美，掃除了對皇位有威脅的最大障礙。但是，兄弟相殘的一幕，雖有「金匱之盟」的掩飾，仍然凸顯出其殘酷性，招致「不孝友」的非議。
此情此形之下，以擴大取士來施恩於士大夫們，自是當然之舉。雍熙三年（956），太宗又有了再度大舉出兵攻取幽州之意，未雨綢繆，先施恩澤於士大夫，也屬必然。
除了擴大科舉取士之外，宋太宗對進士也極力提拔。他曾對大臣們說：「朕自即位以來，親選貢士，大者為棟樑，小者為榱桷。」太平興國三年和五年的進士中有很多很快位極權臣，所以給人以「用人太驟」的印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宋太宗想儘快擺脫武人集團的影響。
太宗時期，影響後世的朋黨政治集團也出現了。在對外政策上，容易出現不同的政見，而不同的政見又容易引發拉幫結派的現象。太宗繼位後，力圖雪高梁河之恥。雍熙三年（986），下詔出兵三路攻遼。太宗滿以為可以一雪前恨，收復幽燕。
可惜事與願違，這次北伐以宋軍慘敗告終，太宗也在這次戰爭中受傷。宋軍慘敗後，被貶的趙普立即上書痛陳北伐之弊，并力主嚴懲慫恿太宗北伐之人。這清楚地表明，倘若趙普重新掌權，他一定不會放過慫恿太宗北伐的胡旦、趙昌言等人。
趙昌言也在慘敗後上書，不過，他把責任推到了主帥曹彬等人身上，認為曹彬等人違背了太宗的戰略而導致北伐失敗，並要求斬曹彬等敗將，以振軍心。太宗本就不甘心，還想再戰，趙昌言的話，又給了太宗大大的面子。結果，趙昌言被任命為御史中丞，此後不久又被任命為主管軍事的樞密副使。
由於科舉取士規模的擴大，加強了地域認同與同年的認同，以地域和同年為代表的形成了黨派，最早的當然是同年黨。趙昌言就是利用自己被提拔的機會，大肆引進自己的同年，開始公然不避地結黨。
史載：趙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厚善，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顥常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會昌言第，故京師人有「陳三更，董半夜」的說法。
趙昌言等人怙恃弄權的行動在端拱元年達到頂峰。在這一年，趙普回到朝中，以趙昌言為首的同年黨與以趙普為首的舊功元老勢力展開了權力鬥爭。結果是太宗以樹黨之名將這群人一網打盡。黨派一經形成，就很難消除，黨爭從此與宋王朝相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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