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止於至善」——中國學術思想最高之精神

原標題：錢穆：「止於至善」——中國學術思想最高之精神

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國人中，能有少數中的少數，他們願意抱殘守缺，來多學多懂一些中國學術，來對中國歷史文化理出一個頭緒。這不僅對中國自己有貢獻，也可對世界人類有貢獻。

——錢穆

中國傳統學術每喜歡評論人物，把人類分等第，如聖人、賢人、君子、小人等，此種皆自其心性修養與人格德性所到達之境界來分。即如三國時代曹操與諸葛亮，我們對此兩人之評價，亦多不專註重在其事業上，亦不專註重在其文章學問上，主要乃自此兩人之內心境界與德性學養作評判。此等評判標準，即是中國學術大傳統之主要精神所在。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業上並無大成就，然其對領袖之忠貞，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仁心誠意，則備受後人崇拜。當其高卧隴中時，抱膝長吟，自比管、樂。然又只願「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待劉先主三顧草廬，始許出膺艱巨。此等出處大節，更受後人仰敬。至於曹操，他曾對人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別人評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儘管他能橫槊賦詩，不愧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軍事各方面所表現，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輩流，但他還是備受後世之譏嘲與輕視。此等處，莫看作無關學術。有志研究中國學術者，必當先從此等處著眼。

中國學術是崇尚實際的，一切應自其人格境界與其歷史影響兩方面來作推究。孟子所謂「知人論世」一語，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須從其人之一生之真實過程中作探討作衡評。孟子所謂論世，似並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專指其人之時代背景而言。從這一點上，再回到《大學》所提出的明明德親民與止於至善之三綱領來說，明明德是德性之學，親民是治平之學，止於至善則是其最高境界。中國人所理想，人在群體社會中，所應嚮往所該表現的最高鵠的即是「善」。我們亦可說，中國整部歷史，正是蘄向於此善。中國整個民族，也是蘄向於此善。此乃中國學術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沒有了這「善」字，一切便無意義價值可言。

研究中國學術，主要不越心學與史學兩途。中國學術傳統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學是做人大宗綱，史學則為做事大原本。我們要研究中國學術，此二者一內一外，最當注意。

若我們能把心學與史學配合研究，自見整個中國民族一部中國史主要精神主要嚮往，大可用一「善」字來概括。我們所謂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學中至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國人，偏喜用惡意來解釋中國史，如說：堯、舜、禹、湯、文、武所謂古代聖人，盡出後人偽造，即是一例。但我們縱說這些是後人偽造，亦足證明偽造此一派古代聖人的種種故事的人，豈不在希望這一部中國歷史，能成為一部善的歷史嗎？後代人永遠信受此偽造，亦見後人也都希望這一部中國歷史能成為一部善的歷史了。生於其心，自可見於其政。則此下的中國史，自不當專一以惡意來解釋。西方人把真、善、美分開說，中國人則專一重視善，把美與真也要包進在善之內。我們研究中西學術與中西歷史，自可比較見之。

近百年來，此中國學術傳統中之兩大綱，即心性之學與歷史學，正日趨式微。此一巨變之後果，在今日，我們固無法揣測。但若我們要回頭來研究中國以往學術，則此心學與史學之兩大綱，總不宜放過不理會。此乃中國學術傳統中之特殊點，所截然不同於西方者。我希望將來有人，能將中西雙方學術思想，作一更高的綜合，卻不該先自藐棄了自己的。

文章摘自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

三聯書店2001年版

圖片：來源於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編輯/排版：郭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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