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晚清幕僚先驅，中興之臣
周作人在晚年回憶錄中說：「前清時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舉是正路之外，還有幾路叉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師，其二是做醫師，可以號稱儒醫，比普通的醫生要闊氣些。其三是學幕，即做幕友，給地方官『佐治』，稱作『師爺』，……其四則是學生意，但也就是錢業和典當兩種職業，此外便不是穿長衫的人所當做的了。」左宗棠雖然考中了舉人，但三次會試均名落孫山，遂絕意進取，不再為功名而辛勞。剛開始他無意走上述「叉路」，「擬長為農夫沒世」。然其時清朝國勢陵夷，內憂外患嚴重，亟需振衰起弊之才，而天下卻有乏才之嘆，因此，以經世之學名聲在外的他，豈能沒齒隴畝之中！許多地方大員紛紛，伸出橄欖枝，欲攬其入幕。最早的是貴州巡撫賀長齡，其後雲貴總督林則徐欽差大臣李星沅、湖廣總督程裔采也都馳書相邀，可他均漠然不願，畢竟作幕寄人籬下，仰他人鼻息，有違其卓犖不羈的個性。
就在此時，太平軍進攻湖南，形勢十分危急，剛剛調任湖南巡撫的張亮基急需幫手，因從胡林翼處得知左宗棠「才品超冠等倫」，遂連續多次「專弁齎函禮往聘」，但均遭左「復書辭謝」。不得已，他只好請胡林翼、江忠源分別寫信敦勸，責以大義。胡林翼為勸左宗棠出山，苦口婆心，費盡心機。他從貴州致書左宗棠，從兩家世交說起，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間用激將法，軟硬兼施，寫得張弛有度，情真意切；江忠源則「自長沙以書勸其速行」。與此同時，左宗棠身邊的二哥左宗植及郭嵩燾兄弟等好友也極力勸說：一方面對「張公此舉，宜有以成其美」，另一方面家鄉危在旦夕，應以桑梓為重，承擔衛護的使命。應該說桑梓之重打動了他，他決定出山應聘，由此開始其八年的佐幕生涯。他先後兩次入幕，分別輔佐前後任湖南巡撫張亮基和駱秉章。
左宗棠
《清稗類鈔》中有「名臣起家幕僚」一條，言「當代名臣多由辟幕起家，百文敏公齡督兩江，林文忠公則徐、陳芝楣中丞鑾為幕僚，文敏均許以封疆才，後果不謬」。有學者認為左宗棠不願進入官場而退處於幕，即希望以幕友起家。其實不然，首先，左宗棠根本無意出山作幕，是多方催促、勸說的結果。其次，左宗棠「看不起老幕」，不願做幕友那種日常的瑣碎事務性工作。他入幕以後，獨攬「軍謀一切」，從事的是一種全新的幕府事務，為以往幕友所無。並且他「具細一切，皆一手辦之」，不計「成敗利鈍，與己之堪此與否」，以致於胡林翼勸他要聘請幕友幫忙：「聞先生終日勞神案牘，竟無片刻之暇。竊謂宜再延一精曉例案之刑名幕友，專管咨題文案，而先生專管例外之奏摺及例案外之文批，則精力有餘，智慧更大，謀畫更鎮定而有餘。」就此而言，左宗棠在幕府中的身份不是幕友，充當的是前所未有的新角色。對於這個新角色，左宗棠無以名之，稱為「介於不紳不幕之間」。那麼如何扮演這個新角色，在清朝並無先例可循，左宗棠索性按自己的理解去做，「在所不計」，不「多作一想，多起一念」。當然，他知道自己不管不顧，率性而為，為世人所側目，早晚會遭構陷，「自擬必有到刑部對簿之時」。
果然不出其所料，在時人眼裡，他只是一名幕友而已。幕友是有制度約束的：「欽定六部處分則例：一、官員縱容幕賓出署結交者，照縱容親友招搖例革職；二、督撫藩臬接用舊任幕友，令其始終踞一衙門者，照縱容幕友例議處；三、督撫於幕友，務宜關防扃鑰，不得任其出署往來交結，若不遵功令致被參劾，或因事敗露，將縱容之督撫治罪。」而照此衡量，左宗棠不僅身歷前後兩任湖南巡撫幕府，「始終踞一衙門」，而且「出署結交」，與曾國藩、江忠源、王錱等湘軍將帥來往密切，更嚴重的是兩任巡撫「專聽左宗棠」，「宗棠以此權重」，「司、道拱手而已」，所以「謗議亦自此起」。咸豐五年就有人「造作謠言，多方詆誹」，七年又有奏稱「省垣有幕友當權、捐班用命之謠」，到九年「不意其因樊燮而牽及耳」，群相「傅會以求報其怨」。至此，左宗棠不得不決計出幕北行，「以俟謗焰之息，再徐圖之」。不僅僅是時人，就是後世研究者也認為左宗棠以幕友干政如此，「足以陷於罪罟」。如著名史學家孟森認為張亮基、駱秉章兩幕主畫諾，任由左宗棠在幕中坐嘯，「若依功令，則主賓皆宜得罪」；尤其是左宗棠，「苟一據以指摘，則劣幕把持之說，固無不構成罪狀」，他被樊燮訐控即系咎由自取，若非諸大帥極力援救，或「率為中飽者所持」。
其實左宗棠並不是幕友，他扮演的就是咸豐以降大行其道的幕僚的角色。幕僚與幕友往往被混為一談，實際差別很大。嘉慶時人陳文述說：「古有幕僚，今惟幕友。」可見兩者是不同的，並且在清代前中期只有幕友，並無古已有之的幕僚。古已有之的幕僚在晚清再現即從左宗棠開始，具體表現為：第一，左宗棠自言「應當事之聘」，出山入幕，但從不自認幕友，如前文所述，他自稱「介於不紳不幕之間」。第二，幕友必須專門拜師學習，時稱學幕，所從事的幕席主要是刑名、錢糧等。左宗棠沒有學過幕，在幕府中也不擔任上述幕席，而是負責兵事，掌握軍事大權，對外發號施令。第三，根據清朝的制度規定，幕友不得在本地作幕，也不能保舉議敘。而左宗棠不僅在本省作幕，還屢次敘功升遷。咸豐三年正月因防守湖南有功，他經保舉以知縣用，並加同知銜；四月平征義堂有功，以同知直隸州選用；六年正月，因接濟軍餉功，以兵部郎中用。第四，上文已提及據清代功令幕友禁止任意出入官署，交結其他地方官員，左宗棠則「指畫兵事餉事，自曾文正、胡文忠二公以至湘中一切名將帥，無不直接相商」，「如功令所謂督撫於幕友應關防扃鑰，不與外人交結，其相距真不可道里計矣」。可見，左宗棠不僅打破清朝對幕友制度的規定，而且無論從業幕的資格和要求，還是幕中的作為和表現來看，都不是幕友，而是幕僚。他可謂晚清幕僚第一人。「第一人」有兩層意思：其一，他先聲奪人，是晚清第一個幕僚；其二，晚清起家幕僚的名臣很多，他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影響的一位。
那為什麼是左宗棠，而不是其他人創開晚清幕僚先聲呢？首先，他治學注重經世。在大多數讀書人埋首於鑽研八股試帖時，他「在潛心研究著驚世駭俗的學問」，主要有三方面內容，分別是地學、農學以及漕河鹽諸大政。這些驚世駭俗的學問一方面令他學識超群，不同凡響，名聲在外，另一方面均針對時弊，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尤其地學對軍事很有用，凡此種種都為左宗棠的被招聘入幕創造條件。其次，與太平軍進軍湖南的時代背景有關。咸豐二年，太平軍從廣西長驅直入湖南，連克道州、郴州、永興、醴陵等地，圍攻長沙。「時承平久，文吏未見兵革」，長沙城內雖有「兩欽差、兩巡撫、四提、八鎮」，但束手無策，「相與扼腕嘆息而已」。而左宗棠胸羅古今地圖兵法，具有軍事理論和素養，是當時湖南大吏的急需人才，所以成為被再三招請的對象。第三，同親朋好友的支持鼓勵分不開。胡林翼是左宗棠的莫逆之交，利用各種時機不遺餘力地薦舉左宗棠，除了道光年間分別向陶澍、林則徐推薦外，於咸豐二年湖南局勢危急時，又數次致書程裔采、張亮基推薦。當後者「發急足至山中延請」時，左宗棠「欲不出應」，好友江忠源「自長沙以書勸其速行」，二哥左宗植及郭嵩燾兄弟亦力勸「宜有以成其美」，他這才應聘入幕。第四，得到幕主的相知相信。左宗棠首位幕主是張亮基，兩人初次見面，一見如故，左「干以數策，立見施行」。後張亮基不僅「一以兵事任之」，而且「所有批答、咨、奏」悉委左宗棠。第二位幕主是駱秉章，「推誠委心，軍事一以付託，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兩位幕主「委任之專如此，言聽計從又如此」，令左宗棠感激奮發，盡心儘力，「以共相支此危局」。第五，左宗棠個性使然。他「才氣縱橫，精力充沛，就不免予智自雄，事事喜專斷，事事要躬親」，甚至凌駕於幕主之上。據稱當時湖南人戲稱左宗棠為「左都御史」，因為其幕主的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尚過之也」。
正因為大權在握，獨斷專行，左宗棠在幕府中大有作為，名聞天下。於是，「中外交章論薦」。咸豐五年十二月，御史宗稷辰「薦舉人才，以公居首。稱公不求榮利，跡甚微而功甚偉。若使獨當一面，必不下於胡林翼諸人」。次年正月，曾國藩「奏公接濟軍餉功，命以兵部郎中用，並賞戴花翎」。七月，胡林翼「復薦公將材」。因迭經中外大臣保奏，左宗棠引起咸豐皇帝的注意，有一次在召見郭嵩燾時，特地詢問左宗棠的情況，囑咐他勸左「一出辦事方好」。後來左宗棠遭「謗陷」，時值南書房的潘祖蔭上疏為其辯誣，疏中稱「左宗棠運籌決勝，此天下所共見，而久在我聖明洞鑒中也」，「不得不為國家惜此才」。一個舉人出身的幕僚名動九重，早在聖明洞鑒中，一方面在清朝的歷史上不多見，另一方面也表明左宗棠公然突破舊制，擴張事權，得到了清廷的肯定和認可，所以說是他創開晚清幕僚先聲。
嘉道時期，時艱益棘，而積習相沿，沉痾遍地，「浸至覆敗相隨屬」，因此必須「剗去文法，不主故常」。陶澍率先破格，創立晚清幕府這種形式，但其幕府事務只能內由幕友策劃指導，外仰賴於僚屬的奔走效勞，不僅不方便，而且效率會打折扣，還不可持續，因為每做一事，都需要動員僚屬，難以長期維繫。在這種狀況下，左宗棠對幕僚角色功能的演繹和詮釋，無疑為該形式注入新的內容，從而有力地彌補不足，成為一個新的制度生長點。於是一種新的幕府形態——晚清幕府制度便正式得以形成。就此而言，左宗棠佐幕創新了晚清幕府制度安排，不啻為晚清幕府制度的設計者之一。
左宗棠曾因樊燮訐控事，被時人和後人視為劣幕，他自己也心灰意冷，以「八年戎幕坐嘯」為恥。但如果從晚清幕府制度發展史的角度看，他實由於「破格而以一人執其咎」，可以說是為晚清幕府制度創新所作的必要犧牲。從這個意義上講，別人的非議和他的自責，都值得商榷。上文所論，即為之正名。在一個社會中，敢於破例、改弦更張者往往易遭受忌恨和非難，左宗棠的幕僚生涯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所幸，他得到多方幫助，不僅未受打擊，反而得到重用，開闢了一條為官作宦的捷徑。他的這一幕僚進路，被時人形象地概括為「由幕而官，起家軍營」。從此，做幕僚、入軍營盛行一時，蔚為風尚，在推動晚清幕府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也鍛造了大量人才，其中不乏名臣大僚，這是晚清一種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政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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