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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偉:哲學的危機

哲學的危機

張志偉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2018年10月

(本文為PPT演講稿)

哲學園鳴謝

在一個哲學貌似繁榮昌盛的時代討論哲學的危機,有「盛世危言」之嫌。毫無疑問,哲學作為一個學科在我們這個時代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繁榮」——雖然我們都對哲學的發展、地位和影響等等心懷不滿,但是從事哲學工作的人、哲學的產品、學習哲學或者學過哲學的人(這也意味著受到過哲學影響的人)……比過去不知道多出了多少倍,何言哲學的危機?

我想在作為一個學科的哲學與作為哲學的哲學之間做一個區別,在某種意義上說,哲學越是成為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或學科,哲學就越不是哲學——哲學迷失於它的「科學情結」。不恰當地說,哲學越是像科學就越不像哲學,越是像哲學就越不像科學,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思考。

趙敦華教授在《現代西方哲學新編》第一版結束語「西方哲學的危機與出路」中概括了哲學的四次危機:古希臘自然哲學的衰落和智者的泛濫使得希臘人追求知識的願望遭遇挫折,激發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亞里士多德之後希臘哲學轉向了人生哲學,最終敗給了基督教;17世紀近代自然科學飛速發展,經院哲學衰落,笛卡爾走上了哲學舞台;19世紀黑格爾之後,哲學失去了自己的研究領地,數理邏輯和現象學方法使哲學獲得了新生……

在某種意義上說,「哲學的危機」有內外兩個方面。所謂哲學的內部危機,指的是哲學的演變由問題推動,作為世界觀的學問,哲學問題需要一攬子的整體規劃,這就要求每一位哲學家都必須徹底解決哲學問題,但是實際上都只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而已,哲學理論之間存在著差異甚至衝突,以至於始終無法形成統一的範式。就此而論,哲學始終在危機之中,危機是哲學的常態。與此同時,哲學的這種內部危機也是造成它的外部危機的原因之一——

哲學的外部危機意味著哲學這個學科的存在出現了問題,亦即人們所說的「哲學的終結」。以哲學、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係而論,科學之求真與哲學相同,甚至可以看作是哲學之求真的體現。由於近代以來科學與技術相結合成為推進物質文明進步的「第一生產力」,以至於哲學的很多工作都由科學「接管」了,這就是霍金所說的:「哲學已死」,貌似哲學家的工作都轉交給了科學家——

霍金:《大設計》

宣稱哲學已死

霍金的說法雖然有些「聳人聽聞」,不過的確符合一部分事實,20世紀以來「哲學的終結」之聲始終不絕如縷,而且往往出自哲學家之口。例如海德格爾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文章《哲學的終結和思的任務》中就認為哲學終結於科學和技術,因為科學和技術已經完美地實現了哲學要合理地解釋世界的理想,不過他仍然給「思」留下了「任務」。

我們今天討論「哲學的危機」,實際上也是關注哲學與科學之間的複雜關係——哲學的危機始終與科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我看來,哲學與科學之間的關係問題也可以看作哲學與自身的關係問題。在此我想引入科學與技術的區別:科學求真,而技術實用。在某種意義上說,如果我們籠統地把希臘人追求的知識稱為「哲學」,那麼科學(理論科學)體現的是哲學中求真的因素,只不過科學的問題在希臘人那裡是以哲學的方式回答的——當時哲學和科學不分,都是「自上而下」地解釋世界的普遍方式。應該說,這種解釋世界的方式在東方文明中也存在,區別在於其中缺少科學的因素。

技術則有所不同,技術源於經驗,以實用為目的,不過也往往停留在經驗層面。簡言之,東方曾經在技術層面上長期領先於西方文明,18世紀以後因為西方人把科學和技術結合起來,開闢了現代化的道路,從而確立了西方文明的領先地位。不過,也正是因為科學與技術的結合,使得哲學與科學和技術最終分道揚鑣了。

當今時代哲學的危機源於兩個方面:其一是哲學以自然科學為榜樣走向職業化和專業化的道路,從而失去了對現實社會的影響力,其二是哲學失去了自己的問題,從而在軸心時代的沒落這一大背景之下,自覺地退出了回應終極關懷問題的競爭。這兩個方面有相關性。

一、哲學的誕生

二、哲學的繁榮

三、哲學的危機

一、哲學的誕生

世事並非必然如此,哲學的產生便有其偶然性,須知在軸心時代各大文明的更新過程之中,只有希臘人創製了哲學。就此而論,我們沒有必要追問為什麼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國等古代文明沒有產生哲學,應該追問的倒是:為什麼希臘人創製了哲學?

軸心時代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稱之為「軸心時期」,在此期間各大文明相繼產生了原創性的思想:中國先秦之諸子百家、希臘哲學、印度《奧義書》和佛陀、伊朗的瑣羅亞斯德,巴勒斯坦的猶太先知。

關於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把它當作一個解釋框架。

軸心時代是人類各大文明的「更新」,主要原因是此前的「傳統」出現了危機。按照雅斯貝爾斯,它所體現的特點是,人類開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類體驗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他探尋根本性的問題。面對空無,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過在意識上認識自己的限度,他為自己樹立了更高的目標。他在自我的深奧和超然存在的光輝中感受絕對」。面對這些問題,不同的文明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哲學是希臘人的創造。

我個人的意見,希臘人創製了哲學,在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出現的是宗教,先秦諸子百家則既不同於哲學,也不同於宗教。就其產生了半宗教或非宗教性質的「天」、「道」等觀念而論,先秦思想具有自上而下普遍地解釋宇宙的因素,不過主要目的是以此來解釋和規範社會禮儀制度,並沒有形成對自然本身的科學探索。在某種意義上說,希臘人創製了哲學實屬意外,東方古老文明關注於實用性的技術是正常的。用比埃爾·韋爾南的話說:「希臘理性是城邦的女兒」。

希臘理性是城邦的女兒

首先,城邦制度意味著話語具有壓倒其他一切權力手段的特殊優勢。話語成為重要的政治工具,國家一切權力的關鍵,指揮和統治他人的方式。於是原來那些由國王解決的屬於最高領導權範圍的涉及全體人利益的問題,現在都交給了論辯的藝術,通過論戰來解決。其次,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都被賦予了完全的公開性,甚至可以說只有當一個公共領域出現時,城邦才能存在。最後,那些組成城邦的公民,不論他們的出身、地位和職務有多麼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同類人」。

--讓-皮埃爾·韋爾南:《希臘思想的起源》

從神話到哲學

希臘的科學精神:學以致知

按照H·弗洛里斯·科恩(《世界的重新創造:近代科學是如何產生的》),希臘人形成了兩種認識自然的方式,他稱之為「雅典」和「亞歷山大」,前者表現為一種自然哲學,後者則更傾向於純粹的數學研究。區別於東方文明「學以致用」的實用精神,希臘人形成了一種「學以致知」的科學精神。對於古代文明來說,這種無用的「屠龍之術」並不是必然會產生的。為了維持龐大帝國的存在可以舉國之力發展技術,但恐怕不會發展哲學-科學。

哲學=科學思維方式

哲學是一種科學思維方式,或者說,科學思維方式是在哲學中形成的,這種思維方式不再用神話的或者宗教的方式理解和解釋自然,而是要求按照自然去認識自然,以自然的原因合理地解釋自然的事物。這種基於好奇而求知的理性活動雖然試圖認識和解釋自然,不過由於自然科學尚未成熟,所以是哲學的認識方式,即從最高原理出發自上而下地解釋自然。希臘人的哲學-科學並不實用,也沒有幫助希臘文明得以延續,在版圖、軍事實力、財富包括技術方面遠不如羅馬人,這種精神能夠存活下來應該說是奇蹟。

哲學≈科學

葉秀山先生在《科學·宗教·哲學》的序中稱哲學在源頭處是一種「科學」的形態,實際上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說:科學在其源頭處是一種「哲學」的形態。亞里士多德主張哲學起源於「好奇」或「驚異」,他對此的說明很有意思——

哲學起源於好奇(thaumazein)

「不論現在還是最初,人都是由於好奇而開始哲學思考,開始是對身邊所不懂的東西感到奇怪,繼而逐步前進,而對更重大的事情發生疑問,例如關於月象的變化,關於太陽和星辰的變化,以及萬物的生成」。

--亞里士多德

顯然,在今天看來,亞里士多德解釋哲學的起源的問題都是自然科學研究的問題。只不過在古代世界解決科學問題的方式主要是哲學的,體現為自上而下解釋世界的帶有普遍性的理論框架。在某種意義上說,希臘人有認識世界的願望卻沒有改造世界的野心,所以即便是從經驗觀察出發,也只是停留在對經驗的理論解釋上,並沒有形成某種「實驗科學」,所以並沒有「實用性」。

戴維·伍頓在《科學的誕生:科學革命新史》中研究了很多與科學相關的概念的起源和演變。按照作者的分析,近代科學產生之初雖然不可能擺脫古代知識的束縛,但是隨著近代科學的發展,人們逐漸意識到它既不是「科學」(science)也不是「哲學」,因為這兩個概念都與古代哲學密切相關,代表的是傳統的陳舊的知識。1748年,狄德羅匿名發表了一篇色情小說《輕率的珠寶》,第29章的副標題是「也是這章故事最好、最少被閱讀的一部分」,因為這一章沒有色情的描寫,而是描述了主人公的一個夢——

在夢裡,他騎著一匹鷹頭馬飛向懸在雲里的一座大廈。有一群畸形的人圍著一個站在蛛網做的講道台上的老人,他一言不發,只是吹氣泡。他們都赤身裸體,身上只掛著幾塊布,這些布條是蘇格拉底長袍的碎片——他發現自己正身處哲學的殿堂。突然——

「我遠遠地看到一個孩子邁著緩慢但堅定的步伐向我們走來。他頭小,身瘦,胳膊軟,腿短。但是,隨著他的前進,他的四肢越長越大,通過不間斷地飛速成長,他向我顯現了很多不同的樣子。 看見他把一架長筒望遠鏡指向天空,藉助一個鐘擺測量一個落體的速度,用一個充滿水銀的管子稱量空氣,用手裡的一面稜鏡分解光。他變成了一個巨人……巨人搖晃殿堂,殿堂倒塌了」。這個巨人顯然指的是近代科學:他提到了伽利略、梅森、巴斯卡爾和牛頓。不過,狄德羅並沒有把這個巨人稱為科學或哲學,而是稱為「經驗」,也許我們稱之為「實驗」更貼切,即理論與經驗的結合。

H·弗洛里斯·科恩在《世界的重新創造:近代科學是如何產生的》中借用培根關於螞蟻、蜘蛛和蜜蜂的比喻,把希臘人認識自然的方式稱為「理智主義的」——蜘蛛,把中國人認識自然的方式稱為「經驗主義的」——螞蟻,而近代科學的產生則是兩者的結合——蜜蜂。這裡所說的當然不是希臘與中國的思維方式的結合產生了近代科學,近代科學是歐洲的產物,而是一種比喻。在某種意義上說,雖然近代哲學之初人們都在嘲笑亞里士多德,但如果沒有希臘人的理智主義的思維方式,不會有近代科學的產生。

實際上,希臘人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都具有自上而下地解釋宇宙的特點,因而都可以看作是哲學。只不過希臘哲學是一種科學思維方式,而中國哲學則不具有科學的因素。道理很簡單:科學不實用。古老的東方文明都沒有產生科學,希臘是一個例外。當然可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古人無論如何都是從自身的角度出發理解自然的,只不過希臘人基於城邦制度的視角所理解的自然碰巧比中國人基於「禮儀天下」的視角所理解的自然,更接近於自然本身。

對哲學家來說,宇宙的秩序不是建立在眾神之王宙斯的王權之上,而是建立在隱藏於自然中的正義法則,建立在分配規則上,這個分配規則意味著構成世界的各個元素中存在著一個平等的秩序,每個元素都不能統治或壓倒其他元素。

--比埃爾·韋爾南:《希臘人的神話和思想》

如前所述,希臘人認識自然的方式可以區別為「雅典」和「亞歷山大」,前者自上而下地解釋自然,後者關注於純粹數學的研究。這兩種方式在文藝復興時期獲得了復興,不過在哥白尼日心說提出之後,人們意識到希臘人錯了,由此而產生了通過精確的觀察而認識自然的第三種認識方式:真理不能從理智中導出,而是要到精確的觀察中去尋找,目的是實現某些實際的目標。於是,原本在希臘人那裡無用的科學開始有用了,最終催生了17世紀的科學革命。

達·芬奇在遺作《繪畫論》中寫到:「如果不能夠進行數學證明,那麼全部人類的研究都不能被稱作真正的科學。如果你說始於頭腦、終於頭腦的科學是真實的,那麼它就不能被承認,只能因為眾多理由而被否認。這主要是因為,這些頭腦練習缺乏經驗的檢驗。如果沒有經驗的檢驗,那麼一切都不可能是確鑿無疑的」(轉引自戴維·伍頓:《科學的誕生:科學革命新史》)。在達·芬奇的心目中,科學=數學+經驗。

17世紀科學革命最重要的影響是科學理論與技術的結合。原本在希臘人那裡純粹的理論愛好引起了技術上的進步,技術有了理論基礎,使得西方文明後來居上,超越了東方。然而,當自然科學逐漸形成統一的範式的時候,哲學仍然堅持自上而下構建一個理想世界來解釋現實世界的思路,而當哲學試圖以哲學的方式成為科學的時候,哲學與科學便開始分化了。其結果是哲學「學科」的繁榮。

二、哲學的繁榮

我在這裡說的「哲學的繁榮」指的是哲學這個學科的繁榮。實際上,哲學的繁榮也是哲學的危機:哲學學科的繁榮與哲學對社會的影響成反比。

12世紀開始出現的大學是中世紀留給我們的偉大遺產,不過在漫長的中世紀,大學的核心是神學,哲學一般在神學院,18世紀以後才從神學院中獨立出來(以康德為例)。一般認為1810年正式開學的柏林大學是大學從中世紀模式向現代模式轉型的標誌,實際上在此之前哈勒大學已經開始了轉型。於是,哲學開始獨立於神學,逐漸成為了幾乎所有研究型大學的標準配置,而從事哲學工作的人則遠遠超出了以往的時代。

對哲學這個學科來說,我們這個時代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但是對於哲學本身來說,很可能是最差的時代。迄今為止,哲學學科已經成了任何一所像樣大學的「標配」,哲學的從業人員之多是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相比的,甚至超過了以往2000年之總和的很多倍。例如20世紀末,僅美國哲學協會的會員就超過了8000人。然而,一方面大眾文化的泛濫將作為精英文化代表的哲學逼回了象牙塔,另一方面哲學的職業化、專業化使得哲學自己劃地為牢,將哲學圈外的廣大人群拒之門外。所以哲學學科越繁榮,哲學對社會的影響就越小。

我們現在有研究哲學的專家學者而沒有哲學家,我們甚至拒絕哲學家的稱號,把它拱手讓給了「民哲」。康德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一開始說到:「對有些學者來說,哲學史(古代的和近代的)本身就是他們的哲學。這本《導論》不是為他們寫的。他們應該等到那些致力於從理性本身的源泉進行探討的人把工作完成之後,向世人宣告已經做出了什麼事情」。很遺憾,我們的哲學研究在大多數情況下變成了文獻學意義上的研究,缺少哲學層面的思想對話。

我並不是反對把哲學史當作一個專業來研究,哲學在中國是西學,而對於在中國研究西學的人來說,西方哲學的確是一個專業。但是如果關於西方哲學的研究僅僅被當作研究哲學家著作的某種專業,研究哲學就變成了研究哲學史,哲學也就變成了歷史博物館。

研究語言哲學或分析哲學的朋友可能有不同意見,在英美被看作是「當代主流哲學」的語言哲學,不再是哲學史的研究,而且變成了某種「自下而上」的類似自然科學的學科——語言哲學,這意味著哲學也可以成為科學。然而,且不說哲學能否成為科學,僅就哲學成為一個專業化的學科而論,其結果是一樣的——

僅就我們的情況來說,在教育部的學科目錄中,哲學是一級學科,下面有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美學、科學技術哲學和宗教學等八個二級學科。哲學雖然不是科學卻也走上了分工越來越細的「科學」道路,然而學科劃分至少產生了兩個後果,其一是哲學研究者之間已經無法相互理解,更何況哲學圈子外面的人;其二是研究哲學的人貌似越來越多,不過研究的只是哲學的某一分支而已,哲學本身卻反而沒有人去研究了。直接的後果是哲學對現實社會失去了影響力。

哲學與科學影響社會的方式不同

自然科學和技術也是高度分工的,不過它們對社會的影響是通過共享的方式發揮作用的,我雖然不會設計和製造高鐵,但這並不妨礙我坐高鐵。哲學卻不行,因為哲學是通過影響人們的思想發揮作用的,一篇哲學論文,一部哲學著作,如果人們讀不懂,它就不起任何作用。所以,哲學的專業化職業化程度越高,它對社會的影響就越小。有人會說,過去哲學家的著作人們也讀不懂,的確如此。不過在過去哲學作為精英文化畢竟是文化的代表,而現在代表文化的是大眾文化。

我並不是主張哲學不要專業化,不過一旦專業化的要求等同於社會意義方面的要求,哲學就等於退出了社會,實際上我們的學術責任越來越重,而社會責任卻越來越輕,或者說以學術責任代替了社會責任。一個項目的設計和施工要用到科學和技術,如果其中出現了問題,科學技術人員是要承擔責任的,哲學家則沒有類似的社會責任。於是,我們貌似在哲學領域裡解決了很多理論問題,我們也熱衷於乃至滿足於在哲學領域裡解決問題,而出了哲學的學術圈子,實際上什麼都沒有發生,我們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真正令人憂慮的是,當哲學越來越向著一個「學科」發展的時候,這並不能使哲學成為科學,哲學作為科學的那部分功能已經剝離於哲學之外了,而哲學作為哲學的那部分功能卻大大萎縮了——哲學不再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這才是哲學的真正危機。

三、哲學的危機

?軸心時代的沒落

?形而上學的終結

?哲學的危機

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理論雖然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仍然不失為關於人類文明的一個解釋框架。如果說軸心時代之前是軸心時代的傳統,軸心時代則是我們的傳統。自軸心時代以來,各大文明的傳統觀念對世界的影響持續了2000多年,西方人「言必稱希臘」,中國人則時常要回到先秦諸子百家去,但是自17世紀以來,這些傳統觀念逐漸失去了對現實的影響力,由此而引起的哲學的危機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軸心時代的沒落

軸心時代的沒落源於歐洲從17世紀開始的社會轉型——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17世紀之前,無論是文藝復興還是宗教改革,基本上都屬於「向後看齊」的:文藝復興「言必稱希臘」,宗教改革要回到原始基督教的信仰去。然而此後發生的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則是指向未來的,從而顛覆了傳統,激發了社會變革。

?17世紀科學革命:希臘人錯了

?18世紀啟蒙運動:宗教是迷信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的最後一章說了這樣一段話:「儘管社會情況、法制、思想和人的感情方面發生的革命還遠遠沒有結束,但它所造成的後果已遠非世界上迄今發生的任何事情可比。我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地往上回顧,一直追溯到古代,也沒有發現一個與我現在看到的變化相似的變化。過去已經不再能為未來提供借鑒,精神正在步入黑暗的深淵」(P882)。

托克維爾這句話大有深意。180多年前托克維爾根據他對美國的考察,觸及了現代性的核心亦即無限開放的未來,一方面由此而形成的現代社會向未來開放而不再靠過去的指引,已經找不到先例,而另一方面正因為如此,我們只能在黑暗中探索。有道是:「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現在我們重新淪入黑暗。

現代性文明超越傳統社會各大文明的一般之處是什麼?按照艾森斯塔特(《反思現代性》),它在於由傳統決定的社會逐漸轉向了由未來決定的社會。簡言之,創新和進步乃是現代性的核心。我們今天已經普遍接受了發展和進步的觀念,而在世界歷史之中,或許除了中華文明而外,文明的衰落和消亡才是正常現象,進步倒是不可能發生的(實際上在我看來,歷史上的中華文明,朝代的興亡更迭周而復始,也不是靠進步維繫生存的)。

軸心時代的沒落表現在哲學上就是——古典形而上學的終結。

形而上學的終結

誕生於軸心時代的希臘哲學以形而上學回應虛無主義的問題,以「存在」作為所有存在物的基礎和根據,在2000多年中精心編織了一個超感性的完美的理性世界(本質世界)來解釋我們面前的可感世界(現象界),這種方式在黑格爾哲學中達到了頂峰。

自哲學在公元前6世紀誕生以來,直到19世紀上半葉,哲學的重心是形而上學,或者說哲學就是形而上學。自從巴門尼德提出了「存在」概念,經過蘇格拉底-柏拉圖將「存在」轉變成了存在物的「是什麼」即理念,及至亞里士多德在科學與哲學之間做了區別:科學分門別類地研究存在物是什麼,哲學研究的則是存在物之整體存在的分類即範疇,這種解釋世界的方式一直延續到黑格爾的《邏輯學》。然而隨著黑格爾對於形而上學的完成,形而上學也走向了終結。

軸心時代沒落的標誌就是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不要以為「上帝死了」與我們無關,鑒於西方文明波及全世界,我們同西方人一樣面臨著這個問題。更進一步說,按照海德格爾,「上帝死了」標誌著用一個超感性世界解釋現實世界的方式徹底衰落了,這意味著軸心時代所有的文明理念都失去了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力,誕生於希臘的哲學也不例外。

上帝死了=超感性世界的崩潰

「上帝死了」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基督教的上帝』已經喪失了它對於存在者和對於人類規定性的支配權力。同時,這個『基督教上帝』還是一個主導觀念,代表著一般『超感性領域』以及對它的各種不同解說,代表著種種『理想』和『規範』、『原理』和『法則』、『目標』和『價值』,它們被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賦予』存在者整體一個目的、一種秩序,簡而言之,『賦予』存在者整體一種『意義』」(海德格爾:《尼采》,P671)。

在軸心時代產生的希臘哲學也是應對虛無主義的一種方式,其基本特徵是以理性把握事物的本質亦即存在來為我們面前的現實世界提供基礎和根據,這就是形而上學的任務。形而上學基於存在與存在者的差別而思存在者的存在,而對存在者之存在的思想乃是通過抽象出存在者的普遍共相即本質的方式而實現的。由此,存在問題被轉換為存在者的存在的問題,存在本身不再是問題。所以在海德格爾看來,在哲學的開端之處,在形而上學以存在為對象之初,我們就已經遺忘了存在。

哲學的根本理想是以一個超感性的理想世界為我們面前的現象世界提供合理的說明和存在的根據,我們可以稱之為「柏拉圖主義」。近代哲學與科學實證主義從兩個不同的角度顛覆了柏拉圖主義,其結果是沒有兩個世界,超感性的世界並不存在,只有一個世界即我們面前的物理世界。

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傾向自不待言,讓我們把焦點集中在近代哲學上。近代哲學發端於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對於科學知識的基礎的解釋最終導致了康德的先驗觀念論。康德以「知性為自然立法」為科學知識提供先天條件,在當時雅各比就意識到了其中的虛無主義的危險——物自體不可知意味著自然的意義是由主體賦予的,自然本身沒有意義。

不恰當地說,尼采是康德的繼承人,只不過他比康德更徹底而已。尼采自稱是柏拉圖主義的倒轉,以往的哲學以超感性世界作為現實的感性世界的基礎和根據,現實世界自身沒有意義,其意義存在於那個超感性世界之中。尼采顛覆了超感性世界,意圖把意義還給感性世界。然而,當尼采試圖以超人為現實世界賦予意義之時,他仍然在近代主體性哲學的「航道」之上,所以不可能克服虛無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說,當代哲學同樣行進在這一「航道」上——

現代主流哲學「始於康德用心靈的結構取代了世界的結構,繼之於C·I·劉易斯用概念的結構取代了心靈的結構,現在則進一步用科學、藝術、知覺以及日常話語的很多種符號系統的結構取代了概念的結構」。

--古德曼:《構造世界的多種方式》

看起來,19世紀下半葉哲學發生的危機,經由數理邏輯和現象學方法而使哲學滿血復活,越來越向著專業學科的方向發展,似乎度過了難關,實際上並非如此。哲學並沒有找到形而上學的替代之物。

軸心時代的沒落起源於哲學中的科學因素與技術結合而導致的科學革命,由此開啟了歐洲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自那時起,全世界相繼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便與傳統說再見了。問題是,軸心時代各大文明理念的目的是為了抵禦虛無主義,現在形而上學這副鎧甲分崩離析,我們重新暴露在虛無主義的威脅之下。

這讓我想起了佛教的《箭喻經》:一個人中了毒箭,他不斷在追問的是,誰射的箭,誰造的箭,誰塗的毒……而這個時候真正應該做的是救命。我們關於造箭,射箭,制毒……寫了一部部研究著作,唯獨沒有救命的書。

哲學的出路--首先取決於仍然有屬於哲學的問題,而在我看來,哲學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終極關懷的問題,亦即虛無主義的問題,植根於人的有限性與超越性的衝突,這應該是人類始終面臨的永恆的難題。

就我個人意見而言,我仍然相信哲學的目的或意義是解釋和證明世界的合理性,因而哲學具有理想性。傳統的哲學總是關於一個相對、偶然、不完善的世界的完美的解釋和說明,它要用一個理想的世界模型為現實的世界提供某種基礎和根據。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身處「上帝死了」,烏托邦崩潰的虛無主義的時代,哲學的理想性順理成章地遭到了質疑和嘲笑。如果哲學解釋世界的方式不夠科學,我們還需要哲學嗎?

如果哲學解釋世界的方式足夠科學,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哲學了。如果科學解釋世界的方式不能令人滿意,那麼我們就還需要哲學。

一開始的時候我說過,在一個貌似哲學繁榮昌盛的時代討論哲學的危機,有「盛世危言」之嫌,實際上我心中所想的是——這其實不是「盛世危言」而是「衰世危言」:對科學和技術來說也許這是盛世,但對哲學來說這是衰世,哲學的危機就在於此。在我看來,哲學的危機並不只是哲學自己的事,歸根結底乃是人類文明的危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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