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峽兩岸，金庸小說是如何解禁的？

文史 10-31

圖：金庸

楊津濤/文

所謂「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如今早已實現。然而幾十年前，金庸埋頭創作武俠小說的時候，他的書在海峽兩岸，竟都在禁書之列。

金庸小說是如何在兩岸一步步解禁的？

曾被台灣「暴風專案」查禁

自1955年發表《書劍恩仇錄》，到1972年封筆，金庸共發表武俠小說15部。當這些小說在香港、澳門、新加坡廣為流傳的時候，台灣卻在大力查禁。

金庸小說最初進入台灣，是在1957年，當時有書商盜印了《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鵰英雄傳》三書，深受讀者喜歡。

豈料，台灣方面於1959年12月啟動「暴風專案」，先後查禁了404種武俠小說。在台灣方面看來，從香港傳來的金庸小說等，不少包含「統戰」內容——

「顛倒歷史，混淆是非，其毒素之深，影響社會心理，危害社會安全至大。」

比如，《碧血劍》即被認為「歌頌李自成」，迎合大陸意識形態。

圖：在「暴風專案」中被查禁的部分武俠小說（見於林保淳《解構金庸》）

香港《大公報》為此發表《怪哉！蔣集團怕武俠小說》，說：

「……一些比較好的武俠小說中，多帶一點』愛國思想』，而這種思想便正是讀者所歡迎，而台灣當局認為』毒素』了。在所有的武俠小說中，都是貪官污吏，或為非作惡，或投靠異族之輩，才會怕俠士的，而今台灣當局竟然也怕武俠，不怕被人拿作話柄么？」

為躲避審查，台灣書商將金庸小說「改頭換面」。比如《射鵰英雄傳》改為《萍蹤俠影錄》；《書劍恩仇錄》改為《劍客書生》；《笑傲江湖》改為《一劍光寒四十州》；《鹿鼎記》改為《小白龍》等，署名則變為「綠文」「司馬翎」「古龍」等。

後來金庸小說在台灣解禁，主要得益於兩件事，一是1973年金庸以《明報》創始人身份訪台，受到台灣高層禮遇；二是台灣出版人沈登恩的多方遊說。

沈登恩回憶，1976年前後：

「台灣政治氣候日漸開明，我認為時機到來，誠懇地向當局說明，坦陳解禁金庸小說的必要，全力爭取金庸作品合法出版的地位，經過不斷的交涉，終於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初有了結果，新聞局給了我一份公文，認為金庸的小說』尚未發現不妥之處』，同意遠景在台灣出版。從此開始了《金庸作品集》的出版和報紙的連載。」

圖：為迴避「射鵰」二字，遠景版中的《射鵰英雄傳》被改名為《大漠英雄傳》

從此，台灣有了金庸授權的正版小說，但金庸小說的波折命運並未就此結束。由其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射鵰英雄傳》，被台灣方面封殺，理由是這個名字和毛澤東《沁園春·雪》中的「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一句相近。

針對這種荒謬聯想，金庸專門寫文章，旁徵博引司馬遷、王維、溫庭筠等人使用「射鵰」的句子，說：

「毛澤東的詞中其實沒有『射鵰』兩字連用，只有一句『只識彎弓射大雕』。中國文字人人都有權用，不能因為毛澤東寫過用過，就此獨佔．別人就不能再用。」

此一小插曲後，金庸小說在台灣的傳播終於再無阻礙。

江湖與廟堂的雙重認可

在上世紀50年代，大陸全面禁絕武俠小說，直至70年代末，才重印了《三俠五義》等公案小說。與此同時，金庸小說也開始半公開地流入大陸，並被一些大陸出版社盜印。

金庸小說初進大陸，即備受歡迎，如學者王學泰回憶的那樣：

「這種光怪陸離的作品，已經久違了，一下子便點燃了人們的閱讀熱情。」

1982年4月，國家出版局出台了包括武俠小說在內的嚴厲的限制政策：

「鑒於近年來俠義、言情、公案等舊小說的出版已經太多，自文到之日起不許繼續出版。所有正在印製的這類小說一律停印，已印好的暫行封存，聽候處理。」「這類小說的縮寫本，根據這類小說改編的連環畫，以及從港、澳、台引進的所謂新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等，也照上述規定執行。」

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從港、澳、台引進的所謂新武俠小說」的代表。但金庸於1981年、1984年兩次訪問北京，較之於其他港台武俠作家，他的小說實際上處於一種半解禁狀態。

1985年，天津的百花文藝出版社率先獲得授權，出版了大陸第一部正版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同時，金庸小說被數十家大陸出版社盜印，僅《射鵰英雄傳》就至少有7個版本。

圖：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的《書劍恩仇錄》

學者沈奇在《武俠中的詩意》中，曾回憶自己讀了百花文藝版的《書劍恩仇錄》後：

「便著了魔似的隨時隨地打聽借來金庸的書讀，儘管那時讀到的金庸的書大多是盜版，錯誤百出，也讀得如痴如迷。」

官方統計顯示，「1985年上半年，新武俠小說、舊小說出版量高達四千多萬冊。」

這種熱潮，引起了文化出版部門的關注。同年6月，文化部下達通知，重申新武俠小說的出版必須嚴厲控制：「未經批准的在制品，一律停排、停印、停裝；已成書發往書店但尚未發行者一律封存。」「未經批准、擅自出版或在批准印數之外擅自追加印數的，以及非出版單位濫編濫印這類圖書的，都要實行經濟制裁。」同年11月底，在「全國出版社總編輯會議」上，宣布了一份新的禁令：「新武俠小說，根據新武俠小說、古舊小說改編的連環畫，近兩、三年內不再批准出版。」

圖：80年代出版的部分盜版金庸小說（見於劉樹娟《20世紀80年代中國對金庸小說的接受研究》）

禁令迅速貫徹了下去。比如，在北京新華書店：

「基本停進新武俠小說，對已經到貨的，一律不在門市部陳列，不批發。全年，有五十多個出版單位或非出版單位（含外地的發行公司），以最優惠的發貨折扣要求北京市、區書店訂這類書，均遭拒絕。」

再如，在安徽新華書店：

「發現一些雜誌社、發行公司向本省書店濫發新武俠小說的征訂單，立即向全省書店打招呼，不予發行。」

上世紀80年代對以金庸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說的出版限制，一方面是認為它們內容上有宣揚迷信、情節離奇、引導讀者逃避現實、人物形象單薄且雷同等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出於對當時中國「實際情況」的考慮：

「1、我國紙張資源奇缺……在這種情況下, 過多地出版新武俠小說, 勢必影響其他方面優秀圖書的出版。」

「2、讀者用於閱讀書籍的購買力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量, 買了這本, 就不買那本。對迷戀新武俠小說的讀者來說，必是棄好書於不顧，將錢用於購買武俠小說上, 長此以往, 將會殃及到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

改變金庸小說在大陸尷尬處境的關鍵人物是沈昌文。他通過羅孚，在1991年成功使金庸和三聯書店出版社簽訂了10年版權合同。

圖：三聯書店版的《金庸作品集》

沈昌文後來說起自己讓金庸小說過審的秘訣：

「那麼，用什麼來統戰呢？我們又想出一個詞：『文化』。後來把這詞擴而大之，廣泛使用。……出金庸的武俠小說，也強調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義，儘管那時查禁武俠小說甚嚴，我們的方案還是被批准了。」

原本被視為低俗的武俠小說，被如此這般一聯繫，自然就變得「高大上」了。

1992年8月8日，是武俠小說在大陸的命運轉折點。該日，新聞出版署下發文件，將「古舊小說專題審批權」、「新武俠小說的專題審批權」下放，出版社「可按一般選題管理程序安排出版」。自此，武俠小說不再屬於特別管控對象。之所以突然作出如此大的改變，按文件的說法，是「為貫徹鄧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談話精神，深化出版改革，簡政放權」。

1994年，36冊的三聯版《金庸作品集》問世。

2004年，《天龍八部》的部分章節入選高中《語文讀本》，標誌著金庸小說的價值，得到了廟堂與江湖的共同認可。

注釋

（香港）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廣東人民出版社年，第105頁。

林保淳：《解構金庸》，中國致公出版社2008年，第8—14頁。

沈登恩：《我與金庸小說》，三毛等，翁靈文等著《金庸茶館3》，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998年，第146—148頁。

彭華、趙敬立：《揮戈魯陽：金庸傳》，江蘇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212頁。

劉樹娟：《20世紀80年代中國對金庸小說的接受研究》，西南大學2013年。

王學泰：《書話文存：坎坷半生唯嗜書》，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22頁。

嚴琳主編：《我的讀書故事》，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9、140頁。

鄭士德：《1985年圖書發行工作概況》，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中國出版年鑒1986》，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15頁。

周遠：《關於新武俠小說出版之管見》，《中國圖書評論》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