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崔向東 | 論遼西地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原標題：【邊疆時空】崔向東 | 論遼西地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崔向東

歷史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渤海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兼東北亞走廊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戰國秦漢史、東北民族歷史文化。

摘 要：遼西地域處於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三省交界處，是北方游牧區、東北漁獵區與中原農耕區的交匯地帶，也是東北文化區面向中原文化區的前沿。遼西地域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也是多民族聚居、融合的重要場域。朝陽為三燕古都，寧城為遼代中京，承德為清代陪都，都體現了區位的重要性。這裡多種經濟成份並存，農牧交互轉換。遼西地域多元文化因素薈萃，形成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質。詩書之路遼西走廊是一條重要的民族一文化廊道，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其生態環境變遷是人類與環境關係的活標本，對於遼西地域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遼西地域 文明起源 詩書之路 農牧轉換 地域文化 生態環境

遼西地域區位十分重要，關涉到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民族遷徙融合、文化交流、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一體化，農耕與游牧交替轉換、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變遷等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對於理解整體中國歷史具有重大理論與背景意義。本文就遼西區域一些重大歷史問題與現象提出看法，以此凸顯該區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價值，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學術界對遼西區域人文歷史和生態環境研究的重視，從而推動遼西地域人文歷史和生態環境研究更加深入。

一、遼西地域界定

從史料記載看，「遼西」地名和行政設置最早出現於戰國時期。戰國七雄之一燕國與東胡相鄰，後燕國擊破東胡，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設置燕北五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和遼東以防禦胡人。這是「遼西」作為行政建置最早的記載。

「遼西」之地名，本與「遼東」相對而言，強調的是地理方位。這裡的關鍵是如何理解「遼」。這裡的「遼」指的是遼河或遼澤。唐代張守節認為，「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據此，則「遼西」因位於遼水之西而得名。燕秦時期，「遼西」「遼東」郡原寫為「潦西」「潦東」，西漢時期改「潦」為「遼」。按《說文解字》解釋，「潦」「從水，寮聲」，為水大泛濫之意。在古代，遼水在下游遼河平原一帶形成面積廣大的沼澤地，稱為「遼澤」。「遼澤」橫亘於遼西、遼東之間，從遠古到清代一直是「遼西」與「遼東」之間的自然地理與行政建制分界線。遼澤因遼水泛濫而成，二者水系相通。「既然遼水原意為『潦水』，有水大和泛濫之意，那麼，在某種程度上『潦水』與『潦澤』就為同義語。」古遼澤今已消失，故曰「遼西」因遼河之得名亦無不可。因此，最早的遼西地域指的是遼河以西。

本文所謂遼西，是一個人文地理學區域概念。在此結合考古學文化、自然地理和歷代行政區劃來界定遼西。近年來考古學界提出「遼西古文化區」「燕北文化區」等概念，主要是指醫巫閭山以西，北至西拉木倫河兩側，南至燕山以北，包括西拉木倫河、老哈河、大小凌河、灤河及其支流地區。這一地區從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經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到夏家店下層文化，時間跨度為距今8000年至3000年。在這5000年之間，這幾種考古學文化在地域範圍上大體相同，在文化內涵上表現為一定的文化承繼關係，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域。從文化地理學看，這一區域處於游牧、漁獵和農耕文化區交匯處，自古以來就形成獨特的文化因素。從歷史行政區域看，遼西作為郡級行政區域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燕秦漢時期，在遼西地域設立遼西郡、右北平郡。清朝乾隆年間設立承德府，管轄承德、朝陽和赤峰等地區，民國時期設熱河道，後改為熱河省。

綜合諸項因素，「遼西」地域範圍並不局限在當代遼寧省的行政區劃範圍內。本文所謂遼西地域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倫河以南，醫巫閭山以西和七老圖山以東的區域。從現在行政區劃看，它處於遼寧省西部（朝陽、錦州、阜新、葫蘆島）、內蒙古自治區東部（赤峰市）和河北省東北部（承德市）的三省交界處。

遼西地域處於蒙古高原與華北平原、東北平原的結合地帶，位於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東段，為溫帶半濕潤、半乾旱地區。遼西地域處於地理、氣候、生態環境過渡地帶。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東南瀕臨渤海。西遼河水系、大小凌河水系和灤河水系構成了聯繫遼西地域的內在脈絡。區域內有東北一西南走向的努魯爾虎山和松嶺兩大山系，水系和山脈交錯，形成東北一西南走向的河穀穀地，成為天然的交通廊道，起到溝通東北與中原的重要作用。

二、遼西地域與中國古代文明起源

從考古學文化看，遼西地區史前古文化源遠流長，不僅不落後於中原，有時甚至更先進。遼西地域發出照亮中華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下面主要從文明起源的精神層面略述遼西地域古代文明起源及在中華文明史中的地位。

（一）社會組織形態方面

遼西考古學文化系列從興隆窪文化開始，經歷了數千年的演變，由氏族到部落，再到「古國」，率先邁入文明的門檻。從查海、興隆窪遺址揭露的村落房址看，當時人按照血緣關係聚族而居，同一血緣聚居一處，為一個基本單位，社會以這些平等的村落組織聯繫起來。到趙寶溝和紅山文化時期，在彼此分散的平等村落基礎上，出現了中心聚落，並進一步形成聚落群。人們的關係不再純粹以血緣來維繫，而是突出了政治、經濟和地域的關係，說明社會組織向更高階段發展。紅山文化晚期出現由「環壕聚落」向「環壕石城」演變，這是早期城邑的雛形。至紅山文化晚期，遼西地區進入到「古國」階段。遼西地域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上具有「早熟性」和「先導性」，率先在中華大地上放射出第一道文明曙光。

（二）崇龍與尚玉

遼西考古學文化系列很早就形成崇龍、尚玉觀念。在查海遺址中，就出現了用石塊擺塑的龍形堆石，被稱為「中華第一龍」。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有玉龍、石龍。在牛河梁遺址女神廟，還出土有泥塑的豬龍，這都說明紅山文化居民的龍崇拜。夏家店下層文化，崇龍由自然崇拜向政治禮儀過渡，從而禮制化。遼西地域古文化崇龍觀念對中原文化產生巨大影響，紅山文化崇龍觀念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成為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

遼西古文化的尚玉傳統也是中國玉文化的源頭。在興隆窪文化遺址中，普遍出土有玉器，製作精細。這些玉器主要用於表達某種觀念，服務於宗教或政治目的，說明興隆窪文化已經出現禮制的萌芽。人們通過「禮」這種形式向神靈獻玉。玉具有「神性」，專門用於宗教禮儀活動，所謂「玉亦神物也」，「行禮以玉」。玉成為社會等級地位高低的標識。紅山文化「惟玉為葬」，牛河梁遺址中心大墓的主人兼有巫——王的身份。遼西古文化形成以玉為神、以玉禮神、以玉別人的「巫——玉——神」的直接聯繫，說明「遼西一帶的社會分化早於中原」，紅山文化在精神領域已經進入文明社會。

（三）祭天祀地與崇祖尊王

禮制的形成是文明起源的一個主要標誌，在遼西古文化序列中，紅山文化的禮儀性建築壇、冢、廟最具有典型意義。從壇、冢、廟結合看，牛河梁遺址是遼西地域規格最高的祭祀整體，是一個更大的文化共同體崇拜共同祖先的聖地。東山嘴和牛河梁遺址祭祀各有側重，東山嘴遺址側重祭天祀地，牛河梁遺址重點在於崇祖尊王。牛河梁積石冢體現了「一人獨尊」的等級制，女神廟已具有「宗廟」性質，說明此時「王」已經產生。紅山文化的壇、廟、冢，「這種反映中國傳統禮制的大型禮儀性建築，與文明起源的其他要素，如金屬的發明，文字的出現，城市的形成相比，更具中華文化的傳統特色。所以，以紅山文化壇廟冢作為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徵，是當之無愧的。」

從興隆窪文化到夏家店下層文化，遼西地區與全國其它同一時期文化相比，在很多方面處於領先和超前的地位。在紅山文化晚期，遼西地區社會發展進入「古國」階段，率先出現文明社會的曙光。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區域，遼西地區與周邊文化不斷進行著碰撞與交流，創造了遠古遼西地區輝煌燦爛的文明，成為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

三、多民族起源與匯聚之域——

民族主體流變與民族融合

遼西地域是諸多民族（部族）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原漢族與北方東胡族系、東北肅慎族系、穢貊族系等民族遷徙、聚居的重要場域和民族融合的大熔爐。歷史上起源於遼西地域的民族主要有先商、孤竹、屠何、山戎、俞人、東胡、肅慎、庫莫奚、契丹等，在遼西地域流轉遷徙過的部族、民族眾多，主要有匈奴、烏桓、鮮卑、吐谷渾、高句麗、渤海、女真、蒙古、滿族、錫伯族和漢族等。

有學者認為，遼西地域的紅山文化屬於黃帝文化區，其時空框架與黃帝部族相吻合，紅山文化即黃帝時代的遺迹。當以「龍」為標誌的紅山文化先民們和以「花」為標誌的仰韶文化先民們在遼西地域相遇時，作為一種文化融合的結果，產生了以龍紋與玫瑰花紋相結合的新的文化。蘇秉琦先生把花（華）與龍的結合過程形象地概括為「華山玫瑰燕山龍」，認為「龍與花的結合會使人自然聯想到我們今天的自稱『華人』和『龍的傳人』」。可以說，紅山文化先民就是華夏族的直系之一。

商人也是從遼西大地走向中原的遠古民族。有學者認為，商人祖先起源於遼西，並從遼西走向中原建立商王朝。從文獻記載看，遼西地域分布著眾多的商子姓方國，如孤竹。孤竹的疆域很廣，一般認為包括河北省東北部和遼寧省西部。「營州柳城縣，古孤竹國也。」在喀左北洞曾出土刻有銘文「孤竹」的商代銅罍，說明遼西的大、小凌河流域是其主要活動區域。

商周至春秋戰國時期，活動在遼西地域的少數民族（部族）有「山戎」「令支」「屠何」「孤竹」「肅慎」「俞人」「東胡」等。史載齊桓公曾「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山戎活動在河北北部和遼寧西部一帶，其強盛時多次侵燕。「令支」也在遼西，是「山戎之與也」。「肅慎」與先商相鄰而居，據傅斯年、陳夢家、鄒衡等學者考證，肅慎原居地在燕山南北地區，居於遼河、山海關之間。「屠何」亦作「徒河」，西周至春秋時期活動於小凌河下游錦州一帶。「俞人」生活在大、小凌河流域，有人認為「俞人」就是後來建立「扶餘國」的扶餘人的先祖。戰國時期，東胡活躍於遼西地域，與燕和匈奴經常發生戰爭。

戰國末至秦漢，中原漢族大量進入遼西地域，改變了這一地域的民族主體。東漢魏晉時期，烏桓、鮮卑南遷至遼西地域，慕容鮮卑建立三燕政權。隋唐時期，奚和契丹族崛起於老哈河和西遼河地區。奚亦稱庫莫奚，與契丹「異種同類」，屬於東胡族系。奚和契丹最早游牧於松漠之間，過著「善射獵」、「隨逐水草」的游牧生活。遼亡後，奚人曾一度立國，但很快滅亡。契丹於916年建國，稱契丹國，後改稱大遼。契丹政權佔據北部中國，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自春秋戰國以來，不同民族在遼西地域流轉遷徙，碰撞融合。山戎、東胡吸收、融合其他部族，建立部落聯盟。燕秦漢時期，匈奴、烏桓、鮮卑在遼西往來遷徙。魏晉南北朝時期，遼西地域周邊許多少數民族如鮮卑、高麗、夫余、契丹等遷入遼西並從遼西古廊道進入中原。隋唐時期，營州匯聚了漢、高麗、突厥、奚、契丹、靺鞨、渤海、雜胡等諸多民族，營州同西北的敦煌一樣，乃「華戎所交一都會」，呈現「胡化」趨勢。遼金元時期民族遷徙頻繁，遼西地域奚、契丹、女真、漢人、渤海、高麗、蒙古等雜居，出現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明、清時期遼西地區主要聚集著漢族、蒙古、滿洲和朝鮮等民族，漢人與蒙古、滿族等雜居通婚，文化上相互吸收，最終形成滿、蒙、漢一家的民族大融合。

遼西地域是一個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不同民族通過遼西走廊遷徙往來、聚居融合，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正是民族之間的遷徙、交流和融合，使東北民族不斷融入漢族，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逐漸形成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遼西地域的諸多少數民族在歷史上亦頗有建樹，其中有的民族不僅實現了本民族的統一，還征服了許多其它民族，在遼西、東北乃至北中國建立了轄域廣闊的多民族地方政權。「這些政權對開拓東北邊疆，溝通中原王朝，推動東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貢獻，進而為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疆域的奠定起著先導作用。」

四、「詩書之路」：

遼西走廊與文化交流傳播

走廊具有地理和文化兩層含義，是民族遷徙、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中國自古就有西北河西走廊、西南藏彝走廊和東北遼西走廊，這些走廊通道在人類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成為溝通東西方、農耕與游牧和中原與邊地的重要民族—文化廊道。在各走廊通道的連接下，不同民族通過走廊而遷徙往來，不同文化得以傳播交流，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持續不斷的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和壯大。

「遼西走廊」指的是分布於遼西地域的連接中原和東北的交通廊道。遼西古廊道在歷史時期形成，並不是單指傍海通道，而是包括傍海通道在內的幾條古代交通孔道，總稱為「遼西走廊」。

遼西古廊道早在紅山文化時期已見雛形。從遼西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分布看，遼西核心區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經發現的紅山文化遺址基本連成一線，形成交通廊道。這些廊道也是後來山戎、東胡、烏桓、鮮卑、契丹等部族多次遷徙和南進的最主要的孔道。漢魏以後，經遼西地域由中原通往東北的古廊道主要有四條，即古北口——平剛——柳城道；盧龍——平剛——柳城道；無終——平剛——柳城道；臨渝關——錦州傍海道。前三條古廊道的樞紐是平剛（今凌源市）和柳城（今朝陽市）。從中原出發前往東北，一般都是穿過燕山關隘，沿瀑河、青龍河河谷北上，進入遼西大凌河流域的重鎮平剛。由平剛北上，沿老哈河可直達赤峰以北；由平剛順大凌河東北行，經柳城越醫巫閭山抵達遼東，北上便進入東北腹地。遼金以前，這三條道路發揮著重要作用。遼、金時期，傍海道（碣石-錦州段）得到進一步開發，地位逐漸提升。明清時期，傍海遼西走廊「扼山海之衝要，為京師之樊籬」，成為中原通往東北的咽喉要道。

歷史上，沿著遼西古廊道，中原漢族與東北諸民族進行著持續不斷的物質與文化交流。但與西北絲綢之路、西南茶馬古道相比，遼西古廊道更突出的是文化交流。遼西地域在青銅時代到來之前，屬於玉器崇拜和玉石信仰時代。玉作為禮器而傳播，形成了具有精神信仰的玉石之路。「玉文化傳播不僅是物質文化的傳播，同時也有史前信仰觀念的傳播。」夏家店上層文化南山根等石槨墓中都出土有中原地區的青銅禮器，說明夏家店上層文化所代表的部落首領或貴族仿效中原諸侯國的禮俗，遼西地域與中原通過遼西古廊道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商周之際，箕子從遼西去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即「詩書達於禮教」。遼西是商周時期中原人主要遷徙地，也是從陸路到東北的第一站。從喀左發現的商周青銅器看，一部分從中原傳來，屬於禮器，說明商周的禮樂文明沿遼西古廊道傳播。漢晉時期，中原漢文化通過遼西古廊道不斷向東北傳播擴散。慕容鮮卑建立三燕政權，「漸慕華風」，而佛教也傳入遼西朝陽，慕容皝在龍山建龍翔佛寺，這也是東北第一座佛寺。後佛教傳向高句麗，前秦苻堅「遣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佛教通過遼西走廊傳入東北腹地並傳至朝鮮半島。

遼西走廊不僅是地理交通廊道，更是一條承載文化的「詩書之路」。遼西古廊道的文化符號更具有特殊意義。「詩書之路」側重於強調和突出文化與精神層面，包括信仰觀念。玉器、青銅禮器、典籍和佛教等都表現為文明與文化，屬於精神層面，要高於物質層面。遼西古廊道這條「詩書之路」對於漢文化圈的拓展起到重要作用。不同民族文化認同越多，文化的衝突就越小，矛盾就越少，最終由民族心理上「非吾族類，其心必異」而實現「車書一家」。這種超越地理意義上的文化認同，正是「詩書之路」精神文化傳播的結果。

五、遼西地域農耕與游牧的轉換

遼西地域處於農耕、游牧和漁獵交匯區，自然生態、氣候宜農宜牧，不論農耕還是游牧，都有著悠久的歷史。自古以來，由於氣候變遷、民族分布和經濟方式等自然環境和人文因素的影響，這裡的經濟類型並不是單一的農耕或游牧，而是農耕與游牧等經濟類型並存，且農耕與游牧相互轉換。

從考古學文化看，從興隆窪文化到夏家店下層文化，遼西地域農耕、畜牧、與漁獵等經濟類型並存，屬於混合經濟，但原始農業佔有較大比重，說明遼西地域農業起源較早並達到一定水平。西周以後，整個北方氣候趨向乾旱寒冷，森林減少，草原擴大，畜牧業逐漸發展起來。大約到西周晚期，北方進入以騎馬為標誌的半游牧—游牧經濟階段。在老哈河流域的寧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層遺存三號墓出土的銅環上有騎馬射獵立雕，說明當地人已懂得騎馬，在新的生態環境下做出「專化游牧業」的抉擇，由農耕定居逐漸向游牧轉變。到戰國晚期燕文化全面到達遼西之前，這裡已經轉變為游牧業。戰國秦漢時期，以長城為標誌的南北民族、經濟和生態分界線最終形成。長城以南，為漢文化區，長城以北，屬於游牧世界，農耕與游牧兩大世界長期並存與對立，生產方式和文化差異所導致的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也不可避免，遼西地域成為農耕與游牧民族衝突、碰撞的前沿地帶。

影響遼西地域經濟類型和特點的原因很多，主要有氣候變遷、民族分布、人口流動和國家政策等。大體說來，遼西地域經過幾次農牧轉變。西周春秋時期由農耕轉變為游牧業。燕秦西漢時期，設置燕北五郡，由游牧轉向農耕。東漢魏晉時期，烏桓、鮮卑南下長城塞內外，此地由農耕轉為游牧。慕容氏遷居遼西後，「教以農桑」，又由游牧轉向農耕。隋唐時期，營州農業經濟集中分布在柳城及其附近漢人、高麗人聚居區，其餘地區主要是游牧業。遼金時期，由於不同民族和人口遷移等因素的影響，遼代遼西地域的農牧業北、南有別，北部以游牧業為主，南部以農業為重。金代遼西地域的原契丹等諸群牧多得以保存，但牧業所佔比重恐不如遼代那麼大，當地農業生產有所發展，墾田增加。元、明時期，遼西地域再一次由農耕轉變為游牧為主。蒙古南下，大片良田淪為牧場。明朝時，遼西地域成為蒙古人的駐牧地，如赤峰地區有蒙古烏梁海部，承德地區有喀喇沁部，朝陽、阜新地區有東土默特部。清朝初期，柳條邊以西遼西地域仍主要是游牧區。清朝中期，對東北封禁政策有所弛懈，大量流民進入蒙地墾田種地，「借地養民」使這裡由半農半牧區逐漸變成農耕區。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間，承德平泉地區景觀大變，「井廬相望，禾黍盈疇與內地無異矣。」乾隆皇帝曾感嘆曰：「昔原蒙古游牧地，今作齊民耕鑿場。」清末以來，大量漢人湧入遼西地域，基本形成現代以農耕為主、農牧交錯的文化景觀。

遼西地域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從一定意義上講，二者同根同源。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遼西地域成長、發展、衝突、融合。遼西地域農耕與游牧轉換意味著民族主體、經濟類型、生產方式和文化認同的變化，農耕與游牧交替轉換體現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裂變—聚合這一形成、發展的辯證法。「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一連串問題，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這裡，不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後，從『五胡亂華』到遼、金、元、明、清，許多『重頭戲』都是在這個舞台上演出的。」遼西地域農耕與游牧相互轉換對於理解中國北方民族關係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等意義重大。

六、以漢文化為底色的

多元一體文化特質

遼西地域多民族雜居，民族文化相互影響。一方面，隨著漢文化圈的形成與擴展，為遼西地域文化奠定了基調與底色；另一方面，不同時期不同民族反覆交叉構建著遼西地域文化，形成遼西地域以漢文化為底色的多元一體的文化特質。

遼西地域文化以漢文化為底色。從考古學文化看，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一些文化因子是中華文化根系之一，如尚玉崇龍、聚落形態、祭天祀地、喪葬禮儀等直接成為漢文化的觀念與制度源頭，而由此演生的諸多文化層面構成了漢文化的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遼西地域的漢文化不是外傳的，而是紮根於遼西本土的。

從文化傳播看，漢文化對遼西地域文化的影響是持續不斷的，漢族人口的不斷遷入和在當地人口中的比例決定著漢文化的比重。從文獻記載看，遼西地域與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夏商時期就已出現。箕子率商民攜詩、書、禮、樂、百工去朝鮮，這是華夏系文化在遼西、遼東地域大傳播時期。戰國後期，燕國襲破東胡，築長城確定農牧分界線。這不僅是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擴張，更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化整合，漢文化在遼西佔據主導地位。秦、西漢進一步鞏固這一成果，奠定了遼西地域漢文化基礎。魏晉南北朝時期，烏桓、鮮卑以其獨特的民族文化豐富著遼西地域文化內涵，但受漢文化影響，他們「漸慕華風」，被漢文化所同化。遼金時期，在「胡」、漢文化的相互影響中，漢文化佔主導地位，契丹人制度「大略採用唐制」，「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隨著中原漢族的大量遷入，遼西地域的奚、契丹人也轉向農耕。遼朝皇帝還尊奉孔子，儒家倫理道德對其產生影響。清中期以後，漢人不斷湧入遼西，遼西蒙地得到開發，「內地民人漸集，漢文風氣一開。」漢文化佔據主導地位。

遼西地域文化充分體現多民族文化色彩，有時甚至色彩濃重，局部湮沒漢文化底色。燕國佔領遼西地域後，燕文化亦深受當地少數民族文化影響。從燕山南北地區出土的燕國青銅器看，表現出強烈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色。隋唐時期，遼西地域為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地，胡文化對漢文化產生全面而持久的影響，各個領域各個階層都有胡化傾向，體現出強烈的胡風和多元文化因素特點。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民族文化也影響漢族文化。遼時，北方還呈現出漢民族的契丹化，很多漢族人從事農耕兼畜牧，在居住、飲食、風俗、服飾、婚喪嫁娶和性格、精神生活等方面都呈現更多的北族因素。蒙元時期，遼西地域成為游牧之地，蒙古族文化成為主流，在某些方面，漢文化底色被遮蓋。明、清時期，蒙古、滿洲文化亦影響著漢文化。漢人因久居蒙地，亦「習蒙語、行蒙俗、墾蒙荒、為蒙奴、入蒙籍、娶蒙婦、為蒙僧等等不齊。」所謂「人雜牛羊氣，山多虎豹聲。家家番字幟，寺寺梵文旌。」

遼西地域在不同時期因民族主體的不斷變化而呈現文化的「漢化」或「胡化」，但隨著漢族不斷遷入，漢族文化的底色一次次被凸顯出來，形成多元一體的新的地域文化。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澱，遼西地域形成獨特的文化特徵：一是文化悠久連續，底蘊豐厚。遼西古文化具有悠久性與連續性，從興隆窪文化中經紅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層文化，呈現文化傳承關係，具有很強的文化連續性。漫長的農耕與游牧文化積累，底蘊豐厚。二是文化內涵豐富而複雜。各民族文化碰撞、衝突和互補、融合，形成了極具地域特色的三燕文化、契丹文化、避暑山莊文化、佛教文化、蒙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等，構成了遼西地域文化的豐富內涵，創造了複雜的文化景觀。三是開放與兼容並蓄。遼西地域多種民族雜居，多種文化因素薈萃，遼西古廊道溝通南北，草原絲綢之路貫通東西，從而形成開放與兼容的特質。四是剽悍與創新。剽悍尚勇是東北各民族的基本特徵，遼西地域是多民族匯聚之地，更強化了這種性格特徵。「廣寧，古幽州地。迨元置廣寧路，其地廣袤，漢胡雜處，人性獷悍，冠裳異制，習俗尚武」。與此同時，多元民族文化也使遼西地域文化富含創新精神，窮則思變，勇於進取。五、先進與落後雜陳。由於遼西地域民族成份複雜，發展水平不同，在遼西「這一特定文化場相遇的文化，不僅存在著形態上的差異，而且存在著領先與落後的發展進程上的『文化差』，因此，從相遇之初的碰撞，走向最終的融合或同化的艱難歷程中，必然存在著一個先進和落後雜陳的過渡階段。」但經過痛苦的衝突、選擇，最終向先進的文化融合，共同創造新的富含多民族因子的文化。

七、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

變遷的活標本

人類活動於特定的地理與生態環境中，人類活動受地理與生態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又影響和改變生態環境。從人地關係的演變過程看，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經歷了由對自然環境的被動性適應到對自然環境的選擇性適應和對自然環境的全面改造三個階段。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體現了人對自然支配能力的提高，但也造成人與自然關係的失調。氣候和人類經濟方式選擇是影響、改變生態環境的兩大因素。遼西生態環境變遷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但人為的過度開發、破壞是造成遼西生態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

遼西生態環境經歷了巨大變遷。據研究，全新世氣候和環境經歷了多次變化，在全新世大暖期，遼西地域氣候溫和，雨水豐沛，生態環境良好，表現為森林、草原和原始農業景觀。從興隆窪文化到夏家店下層文化，大凌河流域和西遼河流域成為人們從事農牧業的重要場所，黃土台地成為人們居住的最佳選擇，因此逐漸發展為農耕定居。進入歷史時期，遼西地域的生態環境並不像現代這樣惡化。隋唐以前，遼西地域森林密布，水草豐茂，野生動物種類繁多，山戎、東胡、匈奴、烏桓、鮮卑、奚、契丹等民族游牧其間。唐朝時松漠西部稱為「千里松林」或「平地松林」，原生植被覆蓋率極高，野生動植物種類很多。《新唐書·地理志》載營州柳城土貢有人蔘、麝香、豹尾等。遼金元明時期，由於氣候變得乾旱，森林減少，同時由於移民墾荒，出現土地沙化現象。但整體來說，生態環境保持良好，如西遼河沖積平原上「高原多榆柳，下濕饒蒲草」。明朝時「錦州各邊，山險陡峻，樹木稠密」。朝陽山深林密，「水草肥美，游牧無邊」。清代中期以前，敖漢一帶尚「沙柳浩瀚，檸條遍野，山深鹿鳴，黑林生風。」大凌河在遼金時期可以行船，明末清初仍可泛舟，蒙古人在大凌河上游砍伐木材，順大凌河漂流而下，直到義州。

清中期以後，隨著關內大量移民遷入，遼西地域生態環境破壞日趨嚴重，木本植物速減，草本植物增多，氣候進一步乾旱化，河流水量減少，沙地擴展。如朝陽地區到處是「墾遍山田不見林」，加之官民亂砍亂伐，造成遼西森林資源枯竭，水土流失嚴重，昔日綠色山野變成荒山禿嶺，奔涌的河流變成了干河套，土地嚴重沙化、自然災害頻發，生態環境呈現殘破之相。「在不改變發展模式的情況下，遼西地域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形成惡性循環，遼西地域由原來的先進變得落後，這是造成遼西地域落後的根本原因。」

在此以東北虎在遼西地域的退卻來說明遼西地域生態環境變遷。從遠古到清代，遼西地域屬於東北虎分布區。在喀左鴿子洞遺址、凌海市沈家台遺址、黑山縣姜家屯遺址等都有虎化石發現。西漢時，右北平郡有老虎出沒，郡守李廣「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東漢時，遼西烏桓「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說明有虎存在。遼金元時期，史籍中多有在遼西地域獵虎的記載。「這一時期，狩獵的地域從遼西地區的醫巫閭山到西遼河流域的炭山、黑山，再到金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附近地區，範圍相當大。」明代及清代中期前，虎在遼西地域「諸山皆有之」，凌源東南窟窿山「樹木陰翳，狼虎成群，居民常見有數大虎率小虎往來於洞中」。喀左大城子一帶「樹木成林，虎狼群聚」。清代史料中多有皇帝在遼西一帶打虎的記載。清中期後，由於移民大量遷入，開山墾荒、砍伐山林，給東北虎的生活環境造成了很大破壞，東北虎的活動區域日益向北退卻。自1912年後，遼西再未見虎的蹤跡。至20世紀50年代，東北虎分布區的西南緣已退到吉林省輝發河流域和集安、渾江一帶。

人類在特定的地理與自然環境中創造歷史，這種創造不是隨心所欲的，人們必須尊重生態環境，處理好人與生態環境的關係。遼西地域生態環境變遷是一個典型案例，研究遼西地域生態環境變遷，總結經驗教訓，重新協調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對於遼西地域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性發展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注】文章原載於《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責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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