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蕙蘭自述：我眼中的顧維鈞

黃蕙蘭（1893年—1993年），1893年出生於印度尼西亞，外交家顧維鈞第三任妻子，南洋富商黃仲涵之女。

她一直過著富室豪門掌上明珠的生活，接受其家庭和社會教養，嫻習多種語言，形成了獨立的性格。

1920 年，她在巴黎與當時已嶄露頭角的青年外交家顧維鈞相識。顧氏適在新鰥，兩人一見鍾情，不久就在歐洲結婚。

在30多年的交際舞台上，黃蕙蘭活躍穿梭於各國、各路外交圈中，為國也為己爭光添彩。一外國友人寫詩稱她是「遠東最美麗的珍珠」。

黃蕙蘭

幾乎每一個知道顧維鈞的人都聽說過他的這樣一個故事。

據說有一次他到一個旅館參加一次盛大的宴會。貴賓席上有一個美國人坐在他旁邊，側過身來說：

「You likee soupee．—soupee ？」（「你喜歡湯嗎？」這是美國人裝著怪聲怪調學東方人說英語。——譯者注）

維鈞，只是微笑著點點頭。過一會兒，維鈞作為當晚的主演講人被介紹給大家，並就國際事務作了演講。

演講結束後在熱烈掌聲中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並問他的美國鄰座說：

「You likee speechee—speechee ？」（「你喜歡我的演說嗎？」這是顧氏即以其人之道回敬——譯者注）

這個故事當然是虛構的。但這表明我們在西方世界代表中國時所遇到的問題和受到的挑戰。

如果我的生活以一個低級員司的卑微妻子開始，正如絕大多數外交人員的妻子一樣，事情也許就不相同了。

但我卻是從頂層開始的，由於我的天真，我既不理解這些問題，也不理解我是多麼無知，或者我有多麼幸運。

許多我在政府圈子裡見到的中國人都懷有帝王欲。那些不文明的軍閥和政客在貪求絕對的權力方面基本是一樣的。

並不光是男人，其中也有少數幾個女性，包括維鈞任駐美大使時期在華盛頓的一位年輕的女客人，她有一種當皇太后的幻想。

也不僅僅是在政府圈子裡那些妄自尊大的中國人；至少我發現有一位美國總統令人難以忍受。

黃蕙蘭在中國駐美使館「雙橡園」留影

儘管顧維鈞是如此聰明和藹，他有他的缺點錯誤，而我作為他的妻子，學會了和這一切共處。

但是他從沒有自我膨脹的想法，他獻身於中國的精神和為了服務於中國在必要時寧願自我犧牲的意志是非同尋常的。

20世紀30年代一位英國報紙、雜誌的專欄作家曾這樣評價：

中國很少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

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著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

如果你在國聯行政院，在他和日本代表辯論時觀察他，你也許能發現他的一些秘密。他對他爭論的事件每一點細節都了解得很透徹。

他從不發怒。他知道你的困難之處，但他不顧這些。

他極力維護他的主張，歸根結底只是為了原則的重要性，因為他知道，對你對他都一樣，在君子之間，熱忱維護國聯章程是一切的基礎。

顧維鈞

有人曾如此評論顧維鈞說，沒有辦法不喜歡他。他是如此公允，如此懷有崇高的理想，具有有學問的聲名，博得「無限的敬意」。

他有時把自己的理想主義推己及人到如此程度，以致看不出別人對權力的慾望，不止一次我看出他前面設下了陷阱，而他卻沒有覺察。

可是他和我結婚並不是希望我走到他的事業的前面。

他娶妻子是把她當作家庭中的一件裝飾品，就像托爾斯泰一篇小說中的那位丈夫一樣，把妻子當作家中的一把安樂椅。

當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見解時，這位托爾斯泰筆下的主角就會感到厭煩而又氣憤。

最初，顧維鈞沒有真正可擔心的理由，我就像他所能希望的那樣天真。即使我犯的錯誤也是那麼使人安心，討人喜歡。

例如我們頭一次因禮儀問題而發生的小衝突就是這樣。

我們要舉行在日內瓦的第一次正式午宴，我已期待多日。許多年長的人歡迎我，對我很好，我很希望回敬。

出乎我意料，我丈夫和王管事沒有和我商量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這使我略感不快。

我丈夫寬容地讓我把餐桌裝飾一下，我打算穿紫色衣服，因此要在餐桌中央放一大束紫羅蘭。

餐桌擺好，座位名片也安排就緒，當我帶著花進來時，瞥了一下我座位兩旁客人名字，使我嚇了一跳。

請了那麼多日內瓦討我喜歡的紳士，我丈夫偏偏在我座位兩邊擺上兩個我不喜歡的人。一個人令人討厭，另一個則眼中根本沒有我。

我迅速地按我的脾氣親自下手了。我重新安排了座次，把兩位討我喜歡的男客人排在我兩旁，把那個令人生厭的和那個勢利眼「充軍」到「西伯利亞」。然後我去換上我心愛的美麗紫色服裝。

我剛剛化妝完畢，我的新婚丈夫就敲我的卧室門，接著進來給我上第一節外交課了。

「蕙蘭」，他說，「這不是你的私人宴會。你是為中國國家款待客人，要按照他們的品級安排座次，這才符合禮儀，不致讓客人有失體面。」

後來，我懂得了禮儀的重要。我認真學習外交圈子裡的規矩，我變得如此擅長，以致我丈夫不再依靠使館的禮儀專家，反倒倚仗我的指點。

1938年，在巴黎大使館，顧維鈞夫婦與使館人員的妻子們為一次慈善活動盛裝準備

那時，中國的政治就像中國本身，使西方人士感到混亂。有才幹的人從一個政權轉移到另一個政權，這種事曾發生過，將來還會發生。

往往一個新政權執政，在前政權任職的某人就會暫時引退，也許為他的健康而出洋，也許退居家鄉為他的父母守喪，靜候有利時機到來。

或是一個武人，想拒絕接受一個即將失敗的統治者的命令，就可以託詞身體不好而辭職。

顧維鈞對這種演劇般的把戲也不例外。

20世紀20年代我們住在北京時，他是政府中第二號人物。

蔣介石和他的手下從南方興起，奪取了政權和我們的私邸，於是維鈞審慎地退居到加拿大「垂釣」去了——正好他也喜歡釣魚，等待對他不利的高潮減退。

時間不長他又回國了。因為蔣委員長需要他的才幹去做對西方的外交。

顧維鈞生於使人關注的1887年，中國正在清朝腐敗的政府統治之下呻吟。清朝有過幾個好皇帝，可是末期的朝廷又弱又腐敗。

正如許多年輕有為的中國人——蔣介石是其中之一——一樣，顧決心要為提高中國的地位，立足於強國之林而一顯身手。

維鈞認為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途徑是到外國留學，因為要想很恰當地和不同的文明打交道，必須掌握他們的語言和各種國家的立國之道。因此他選擇去美國。

1911年10月10日維鈞正在美國上學，當時清王朝被推翻了。不久，宣統皇帝——溥儀——退位。孫中山先生當了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

孫大總統——人們常稱他為國父——後來和宋慶齡結婚，宋是著名宋氏三姐妹中的一位。民國成立不久孫讓位於袁世凱以利於南北的統一。

維鈞任袁的秘書，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回到中國。

當時日本參加協約國一邊，它借口和協約國共同作戰，乘機佔領了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和鐵路。實際上日本居心貪婪險惡，決意要分割強佔山東。

宋美齡、顧維鈞夫婦在華盛頓出席一個慈善事業的聚會

日本這一行動凌辱了、也激怒了中國，中國拒絕了日本對山東半島權利的狡詐要求。

從一開始維鈞就是為歸還山東而奮鬥的帶頭人物。

1917年他把西方四強國和日本之間訂立秘密協定同意將中國山東的主權讓給日本一事公之於眾。他為保衛中國地位的努力在西方得到讚揚。

1919年，在我們兩人見面之前不久，他在法國在準備簽訂《凡爾賽和約》的代表會議上發表了一篇強烈的演說。結果，代表們否認了條約中有關山東問題的處置，拒絕簽字。

這個舉動充分表現了中國人維護領土主權的尊嚴。

維鈞和我結婚的時候我對這一切很少了解，但我逐漸理解我丈夫所處的地位和肩負的責任，並且在靜坐傾聽中學習到有關政治和權力活動的知識。

我對中國的愛國心並沒有因政治而變得複雜化。我是中國人，所以我愛中國。

然而我的無知卻也為我帶來了好處，因為我純樸自然，毫不做作，所以人們對我總是懷有善意。

即使是日本代表團領導人，駐法大使石井子爵和駐英大使林權助伯爵對我來說都很可親。

林愛重複的一番話是：「你的丈夫對中國來說是過好了。他超越中國20年。你也過於現代化了。中國對你們兩人都不會賞識。」

我重複這番話給維鈞聽，他點點頭，而我則按我的天真想法，認為這似乎是對我們所代表的國家的批評。

事實上維鈞是忙得顧不上去注意對他的年輕妻子的評論或關切了。我很少有機會單獨和他在一起。

他的日程填滿了大會小會。等他回到家中，又馬上坐到書桌旁，向他的秘書們口授演講詞或是親自起草每天向北京彙報的電稿。

我們常常一同接到邀請去參加各種宴會，但是當我打扮整齊等待他的讚許時，他往往只不過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

1929年，黃蕙蘭在北京與墨索里尼的女兒艾達·齊亞諾在一起。艾達的丈夫是義大利派駐中國政府的外交使節

我非常幸運地處於這麼多真正善意和謙遜的一批人之中。

伊格納斯·帕德留斯基，那位大音樂家和他的夫人對我都很親熱。

儘管他們常常大規模招待客人和舉行季節中最好的舞會，他們卻抽空單單在他們的住所兩次邀我們夫婦去吃晚飯，並且也單單來看我們。

這是向一個新娘子表示善意的異常舉動，晚飯後他專為我們彈奏。

英國外交大臣阿瑟·巴爾福，他單身在日內瓦，也是非常通達人情的。他當時一定已年過70，可仍然生氣勃勃，下午還打網球。

他常約維鈞和我在他的自用起居室里共進午餐。那兒沒有任何別的客人，所以他常常好意地鼓勵我談談我自己的事。

有一次在我感謝他如此和善而且周到時，他笑著說： 「如果你們擔任公職也和我一樣長，你們也會厭倦宴會。幸得有你們兩位年輕人在這裡談談外交活動以外的事，真令人高興並使我的精神為之一爽。」

這是我進入新角色的一個溫和的導程。如果我不是一個新娘，維鈞也不那樣為人所欣賞，我的經歷可能會困難得多。

不過我也受惠於媽媽，我的衣著合拍，法語、英語流利。在我對歷史的敏感下，我大膽地買了一本客人題字的紀念冊，請這些有名人物簽名。

前些日子我曾翻閱一次，看到那些花哨的題詞感到很有趣。

有的人甚至用我不懂的語言寫詩獻給我。還有一位用英語稱讚我是「遠東最美麗的珍珠」。

如果我們僅僅是從一個被視為二等國家來的普通安詳的年輕夫婦，我們肯定會被忽視了。

人們定會對我丈夫抗議外國人對中國的侵略的企圖置之不顧，而太太們肯定沒有時間理我。

然而現實是我們為人所注視和談論。我當然不領會這些，而我丈夫大概在頗長一段時間之內也沒有注意到這些。

也很可能有時人們注意到並且談論我們時，不是那樣的友善。因為我發現有時我丈夫有些煩惱情緒。

是不是有些對中國不友好的人批評了我的表現？

1944年，英國瑪麗王太后由她的侍女、侍從官陪同，首次訪問倫敦中國大使館茶敘。黃蕙蘭、顧維鈞的二兒子福昌後立，即將參軍

一晚，會議即將結束，我們就要回倫敦，我問他：「是不是我有什麼舉止不當的地方？」

他注視著我在卸妝，正摘下我戴著的鑽石耳環不經意地扔在我的梳妝台上。然後他走過來。

他並不伸手摟抱我而是拿起我的耳環。

他望著耳環而不是望著我，說：

我曾送給你我僅有的力所能及的首飾。

以我現在的地位，你戴的為眾人所欣羨的珠寶一望而知不是來自於我的。

我希望你除了我買給你的飾物外什麼也不戴。

我真是目瞪口呆。我所戴的珠寶是媽媽為我挑選而爸爸買給我的。而我丈夫卻希望我把它拋開一邊，只戴他買得起送給我的首飾。

這種想法刺傷了我。他並不是為了我的錢而娶我，但是他曾經看到我戴著我的珍寶首飾，知道那是我的一部分。

他這種不公平的要求使我一時找不到回答的話。他於是說： 「我希望你也能取消你母親為我們訂購的汽車，我買不起一輛羅爾斯—羅伊斯汽車。」

「但是爸爸買得起。他要送給我們。為什麼我們不應當乘坐一輛由司機開的汽車？別國的外交官都是這樣做的。」

到這時他才把他的計劃告訴我。施肇基公使就要離英去美國，他有一輛小英國汽車要賣給我丈夫。他也有一套司機制服要送給維鈞。價錢不貴，我丈夫的收入足以購置。

我瞪著他： 「一輛舊汽車？還有一套舊司機制服？」

他不說話。我走近他說： 「媽媽已經把羅伊斯的錢付清了而制服也為未來的新司機在登希爾訂下了。你不要指望我坐舊汽車。」

他安詳地說如果我想坐就用那輛羅伊斯，但是他也要交通工具，他要買下施公使的汽車做他自己的交通工具。

我說：

我在和你結婚以前從來不懂得政治，但是我並不傻。

我知道別的國家怎樣看今天的中國，他們把它看作一塊可以進行經濟剝削的地區。

我曾經在爪哇生活。在那裡荷蘭人看不起中國人，除非你有足夠的錢可以不理睬他們。

為什麼我們不坐爸爸花得起錢買給我們的好汽車？

我有珠寶飾物，為什麼別國的外交官妻子們在盛大集會中用她們所有的一切裝扮她們自己而我卻要把我的珠寶棄置一旁？

如果我們和旁人同樣做法，這將有助於使他們理解中國不能忽視，我們並非如他們所想像的來自落後的國家。

我丈夫沒有說話，他也許正像托爾斯泰小說中的主角，逐漸承認他娶了一個有個性的人為妻的現實。

本文摘自《沒有不散的筵席——顧維鈞夫人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出品，即將於2018年10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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