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兩種江湖，以及他的香江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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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30 日下午，以筆名金庸而為人所知的武俠小說家、香港《明報》創刊人、曾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查良鏞因病逝世，享年 94 歲。

曾經著有《劍橋倚天屠龍史》向金庸致敬的作家寶樹（另一筆名「新垣平」）覺得「很意外」，回想起了金庸的很多小說，「悵然若失」。「金庸對我來說，就是青春，就是少年時代。」

香港作家馬家輝聽到這個消息時正在上課，「剛聽到，很奇怪，馬上想起倪匡，匡叔。因為他們這麼多年來老友，匡叔身體也不好，年紀大了。雖然他很瀟洒，我想他心裡終究會難過吧。」

「六神磊磊讀金庸」的作者王曉磊知道後「有點手足無措」。各種電話陸續打給他，他不敢接，覺得自己沒想好。「走來走去，不知道坐到哪裡，後來就一屁股坐在馬桶上，我覺得馬桶上有安全感。」

耶魯研究生院東亞研究博士生 Nick Frisch 在 4 年前完成了金庸人生最後一次採訪。他得到消息後回應說，金庸的作品應該算是二十世紀中華文化最寶貴的產品之一。「金庸是非常獨特的天才，一邊尊敬傳統文化的審美觀，一邊創造很新鮮的、很現代的敘述風格。」

《金庸傳》作者傅國涌當時「正在夜色中散步」。他想起 15 年前那個酷熱的夏天，金庸為自己設計的墓志銘（「這裡躺著一個人，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他寫過幾十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 「如今，他真的走了。毫無疑問，這是值得悲傷的一個事情。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香港養和醫院——「一個時代結束」的地方——查良鏞在這裡去世。香港本地媒體的記者早已聚集，然後趕到的是內地媒體常駐香港的記者，有的還是一身運動打扮，一聽聞此事就直奔這裡，再接下來，各路因為探親、旅遊、或者其他報道，陰差陽錯路過香港的內地媒體記者也分批出現。晚上 21 時多，人群擁擠起來。試光，試音，現場嘈雜。

媒體沒能從醫院帶出更多消息，社交網路上以金庸為關鍵詞的信息開始爆炸式增長。人們回憶起自己第一次閱讀金庸作品的情景，並感謝他為自己奠定了紮實而又正確的三觀；出演過金庸武俠劇的藝人們感謝金庸為自己提供了一個職業生涯難以磨滅的角色。

金庸幾乎一生都生活在各式文化孤島之中，但有著最深的「大中國主義」情結；他的報業、小說的成功拜香港商業社會所賜，但他以一己之力營造出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快意恩仇的世界。

金庸一生始終予世人以兩副面孔，在保守與激進，入世與出世，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郭靖式家國天下和韋小寶式拈花浮世之間騰挪。他構建了一個異常豐富的資料庫，人皆可取之，但又能讀出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縱觀一生，金庸的大部分成就建立在香港一個詭譎而快速成長的時期，傅國涌說：「毫無疑問，他也是香港神話的一部分，香港奇蹟的一部分。」

金庸 1924 年出生於浙江海寧一個士大夫家庭。不過他並沒有享受多久安穩的生活，整個家庭都在社會動蕩中受到影響。抗日戰爭發生後，母親逃亡過程中患病身亡。父親則死於 1949 年後的階級鬥爭。金庸在 1948 年已被調往香港工作，他沒能見到父親被處決，也因此逃過一劫。

在離開內地、前往香港前，金庸受到過至少兩次處分。一次是 1941 年諷刺學校的教導主任是個抗日投降分子，他在牆報上寫了一篇《阿麗絲漫遊記》而被開除。另一次是 1944 年，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學生投訴學生黨員行為不當，被退學。

對時事敏感、反應有力在此後長達三十多年裡都成為金庸的重要特質。

傅國涌認為，這些早期經歷也使得金庸中西貫通。而且他非常幸運，遇到了一個「充滿了可能性的新聞出版自由的環境」。

金庸最早以報人身份前往香港。 1946 年，金庸進入上海《大公報》擔任國際電訊翻譯。這是他第一份正式的報紙工作，此前他曾在杭州的《東南日報》任暫時的外勤記者。 1948 年，他被調往《大公報》的香港分社。

1952 年，他調入《新晚報》，編輯副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報紙的副刊是刺激報紙銷量的重要手段，卻也成為很多香港作家一舉成名的地方。劉以鬯在當時主編了《香港時報·淺水灣》，他的小說《酒徒》被王家衛改編成《花樣年華》、《2046》，梁朝偉飾演的周慕雲就是一位 1960 年代的香港報人。

金庸作為筆名在《新晚報》時期被第一次使用。金庸的《書劍恩仇錄》和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引起轟動。2009 年梁羽生去世，金庸作輓聯：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輩，亦狂亦俠亦文好朋友。

1959 年，金庸創辦《明報》時，沿用了這種辦報模式。副刊和連載小說是重要的。他在《明報》上連載《神鵰俠侶》，大獲成功。他親自挑選作者，旁人沒有決定權。事實證明，儘管他在管理上有諸多為人詬病的地方，但他了解才華，也善於用人。作家陶傑在一個月前的一檔視頻節目里對此有過一段描述：「他不寫了之後，馬上找古龍。推上版面的右上角，找最好看的雲君插圖。溫瑞安先在左下角，先看看行不行，行的話再推到右上角。一路找接班人。」

這些作者寫小說，也寫雜文社論，他都親自過目，但通常並不提出修改意見。包括林燕妮、《衛斯理系列》的作者倪匡在內的作者對此印象深刻。林燕妮在 2010 年的一篇文章里寫道，連一些重要時事的社論，金庸也完全給予作者自由，他樂於在《明報》上刊發各種觀點，但唯獨不能接受對此全然緘默。

他的摯友、 83 歲的倪匡在一個月前的一檔視頻節目里和陶傑聊起金庸時說，金庸打牌非常謹慎，可以半個小時都不動牌。倪匡相反，人稱「倪必跟」。金庸做事不怕麻煩，詳細，一板一眼。他不光反覆修改自己的作品，還廣收別人的意見。有兩個道士從青城山下來，質問金庸，為什麼總是把青城山寫成壞人？金庸說我改我改。倪匡說，要是我，我會說我就喜歡把青城山寫成壞人。青城山沒壞人嗎？

「他不是那種莽撞的人。」傅國涌說。

王曉磊認為，理解金庸有兩個維度，一個是實用主義者，不支持過於偏激、不切實際的東西，不要硬碰硬。這是由他的身份決定的。他是社會的上層，是個做決策的人，說話要負責任。但他同時是個人道主義者，因此會不顧一切在六·七事件中和左派論戰。自由在金庸這裡非常重要。「人道主義者才能寫出一流的武俠。人道主義者才反對極權、同情生命、憐我世人。」王曉磊說。

金庸當然還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小說家。《明報》成為香港第一家約到與鄧小平專訪的媒體，據稱是因為鄧小平喜歡讀金庸的小說。金庸的小說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雖然每個人讀到的東西都不一樣。馬家輝認為，金庸的小說是一部分香港人最早家國情懷的來源，同時也是青春期的情感教育來源。馬家輝住在灣仔，他說他有意地控制自己，不讓自己沉迷在金庸世界裡。

香港著名的女政治家葉劉淑儀是金庸迷，因為她喜歡裡面的愛情故事。美國記者 Nick Frisch 則在一篇為《紐約客》撰寫的報道中指出，寫於 1950 年代末的《射鵰英雄傳》完全能引起金庸這一代香港人的共鳴，是否要逃到南方做一個移民，同時飽受失去故國山河的創痛。

對於禁止金庸的人來說也一樣。在 20 世紀 70 年代，金庸的作品在內地被禁，因為一些人認為小說中充滿了政治隱喻。同樣的禁令也發生在當時的台灣。

禁令取消後，金庸在內地大受歡迎，和瓊瑤成為當時年輕人必看的通俗小說。這些小說充斥著內地在政治運動中被極力打壓的傳統元素、道義，也有討巧的現代小說筆法。灣仔少年讀金庸的故事不斷重現，要麼放任自己，讀到掛科；希望克制的，讀完幾本不敢再讀下去。

經過大量的影視劇改編後，沒有人不知道韋小寶是個多麼容易滑頭和犯花痴的人，當人們形容一個男人像楊過時，誰都知道，這並不是一句完全的褒獎，可能是在指責他多情，時常讓自己陷入兩難。馬家輝將這種現象稱為金庸在中華文化的語言符號。

阿里巴巴的員工被要求選擇一個金庸小說中的人物代表自己，並共用一個名字，作為自己在公司里的代號。馬雲自己的名字是風清揚，這是《笑傲江湖》里一位絕世高手。

金庸從 1972 年開始就不再創作新的小說了，但他還在不斷修改過去的作品。韋小寶是他改動的一個重要任務，因為他被太多地批評與道德不合。

金庸的角色變得較以前不同。在娛樂圈明星都紛紛步入天文界，為小行星冠名之前，金庸在 2001 年成為國際永久編號為 10930 號小行星的名字。這是由中國國家天文台授予的榮譽，表彰他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推動當代中國文學事業發展中表現出的傑出才華和巨大成就，以及他對祖國建設發展和世界文化事業的貢獻」。

他在內地有過一段在高校擔任教職的經歷。但這段經歷並不愉快，批評者認為他缺乏學術和教學能力。後來他離開了浙江大學歷史系。南京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董健認為金庸辭職是「結束了一場錯位」。

馬家輝認為，這段經歷並不應該遭到諷刺。「因為他覺得自己被低估了，然後他又有能力又有機會讓大家來發掘自己作品的深層意義。我覺得這是應該的」。馬家輝反倒感到惋惜的是，金庸本來可以在內地做更多事，但他沒有做。

再到後來，金庸以一個永不停歇的好學老人形象出現。他被報道拒絕直接接受由劍橋大學頒發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選擇像普通學生一樣修讀課程，並完成了碩士和博士論文。

王曉磊覺得，內地、西方和香港合在一起才是金庸。大陸的經歷給了他學養、閱歷、一種大的格局；西方帶給他養分，他喜歡雨果、巴爾扎克，觀念裡面有現代性的東西；香港則給了他創作的自由，給了他發揮的土壤。

通俗與嚴肅

在記者們等候養和醫院發布最新消息的時候，圍坐的人們開始回憶起金庸為自己的 14 部作品所擬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這指的是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初，金庸在《大公報》《香港商報》《明報》等報刊上連載的武俠小說，直到 1972 年金庸宣布封筆，不再寫武俠小說。上面的 14 部，再加一部未被囊括其中的《越女劍》就組成了人們對於金庸最熟知的那一面。

從一開始，武俠小說的誕生就是出於市場的考量，尤其是以金庸、古龍、梁羽生為代表的新派武俠。 1954 年，當時香港武術界的兩大流派太極派和白鶴派，發生爭執並相約擂台決戰。事情鬧大以後，《新晚報》主編建議本名為陳文統的梁羽生試水寫作武俠小說，並因此一炮而紅。為了滿足每日一篇武俠小說的連載需求，梁羽生慫恿金庸寫出了《書劍恩仇錄》。

相比起清代與民國時期的老派武俠。梁羽生、金庸等人更多將西方的小說寫作技巧加入傳統的武俠題材當中。「比如說阿紫給喬峰喝一碗水，喝了之後，喬峰就可以愛上她。這就是希臘悲劇的橋段。」王曉磊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金庸的小說里有很多西式的技巧，比如說學巴爾扎克的橋段，學《基督山伯爵》的橋段，還有學古希臘悲劇的橋段。」

王曉磊認為，金庸的作品價值兩句話，一句話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有著家國情懷，比如郭靖保衛襄陽城，倚天屠龍抗擊元兵；另一句話是，「憐我世人，憂患實多」，充滿著人道主義的悲憫。「他悲憫所有的角色，比如說被權力扭曲的人，比如任我行、東方不敗；被愛情扭曲的人，比如阿紫、何紅葯；還有被複仇扭曲的人，比如林平之、游坦之……「他說。

新垣平覺得，金庸的作品塑造了一代人的價值觀。馬家輝則稱，蠻多的香港年輕男生通過讀金庸學好中文，而且「金庸作品不僅是文學上面的閱讀的經典，更是華人文化符號裡面有待去發掘的、使用的資料庫。不管你是哪一類型的中國人，哪個時代的中國人，你都可以在金庸作品裡面看到你的影子、朋友、愛人。這才是讓他成為全球華人共同語言很重要的力量。另外就是對中國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在歷史虛構情景裡面呈現。什麼叫俠？什麼叫義？什麼叫情？」

金庸自己則認為，他所寫的這些武俠小說最大的價值在於其是非觀念。在與澎湃新聞的一次對談中，金庸說：「我的小說價值在於強調是非觀念，做人強調要有俠義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來，同情弱者，見義勇為，不該做的事情不做。」

在那個年代，中國革命剛剛塵埃落定，新的社會秩序亟待建立，而什麼是好的社會，標準並不明確。金庸用一種近乎於童話世界的方式，重申最簡單的是非曲直，並給予好人有好報的結局，為當時的讀者提供一絲心靈的慰藉。這也是為什麼，當人們在社交網路上緬懷金庸的時候，他們總會提到金庸武俠是他們確立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基礎所在。

隨之而來的一個疑問便是，應該如何理解金庸武俠之於整個文學史的價值。夏濟安和夏志清，這對同為文學評論家的兄弟，就在如何看待金庸的問題上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夏濟安是金庸的鐵杆粉絲，而夏志清則始終拒絕閱讀金庸，「你要看武俠小說，有多少小說要看？金庸的小說要看的話，早期的《江湖奇俠傳》也要看，那還得了？武俠小說，我一律不看。」

批評者則總覺得金庸武俠無法避開類型小說的俗套，並對其嗤之以鼻。在金庸的故事中，總有一個起初不那麼起眼的男主角，獲得奇遇之後神功大成，恰巧他又捲入家國是非和民族大義，並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在後期的《鹿鼎記》中，金庸則創造了一個與此完全相反的角色韋小寶，但是反套路依舊是建立在此前套路基礎之上的類型化選擇。

「（金庸）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來了，只留下一個印象，情節重複，行文啰嗦，永遠是見面就打架，一句話能說清楚的偏不說清楚，而且誰也干不掉誰，一到要出人命的時候，就從天下掉下來一個擋橫兒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亂的深仇大恨，整個故事情節就靠這個推動著。這有什麼新鮮的？中國那些舊小說，不論是演義還是色情，都是這個路數，說到底就是個因果報應。「這是王朔對金庸的評價。

與之相反，喜歡金庸武俠的人們總是迫不及待地想為之正名，並將他擢升到文學殿堂的角度。傅國涌看中的是金庸在文學史的地位和語言的典範。他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在上世紀 50 到 70 年代的香港殖民地環境中，他將這一新武俠小說的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創造了武俠小說史上的最高峰。他的文字如此乾淨，如此生動，完全堪稱母語的典範。即便放在一百年的中國白話文學史中，金庸也可以毫無爭議地排進前一百名。」

關於對金庸作品通俗，上不了大雅之堂的指責，馬家輝、新垣平和王曉磊都覺得這是個偏見，比如莎士比亞、簡·奧斯汀當年也很「通俗」，但一點也不妨礙他們的偉大。所謂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並沒有清晰的鴻溝。「我們的腦袋被很多的觀念格式化了。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很多人一說金庸，一說文學，非常糾結一個問題：你是新文學還是舊文學？那時候很多人批評金庸，就說你是舊文學，不是新文學。什麼叫新文學？五四以後是新文學，才是好的。舊文學需要批判，新文學需要提倡。那時候，人被這些觀念束縛。現在，我們又被經典還是通俗束縛。這很正常。文學家要接受質疑，沒有關係，留給時間。」王曉磊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

夏濟安的好友，文學評論家陳世驤則試圖挖掘金庸武俠的深度。在談及《天龍八部》時，陳世驤說只要扣住楔子中「冤孽與超度」這一主題就能發現，「書中的人物情節，可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寫到盡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寫成離奇不可；書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處藏著魍魎和鬼蜮，隨時予以驚奇的揭發與諷刺……這樣的人物情節和世界，背後籠罩著佛法的無邊大超脫，時而透露出來。」

而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則為理解金庸武俠提供了一種社會背景的解讀。他相信，1956 年，毛澤東在內地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金庸供職的《新晚報》希望在一個資本主義殖民社會裡延續左翼思想。為了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就復活了武俠小說。金庸自己持左派立場。「我們通常不會想到金庸的《書劍恩仇錄》是跟左翼在海外打破冷戰僵局的企圖有關的。」

對於這些附加在小說之上的解讀和觀點，金庸的態度總是表現得非常超然。在採訪中，他總是會說，「我認為自己的小說只是比較熱鬧、娛樂性強而已，大家空下來看時覺得味道還不錯就行了。」至於如同紅樓夢研究被冠以紅學之名，金庸武俠被冠以金學一事，金庸也是敬謝不敏，「『金學』的說法不敢當，『金學』不值得研究。不如大家有興趣談。」

除了小說家，金庸另外一個重要身份是報人。

金庸後來在小說上的成就——一種起初無心插柳的成就，蓋過了他辦報的成就。金庸也似乎並未將武俠小說家這個身份看得太重。在提及自己的人生理想時，除了空泛的努力學習，積累知識；辛勤發奮，造福社會；安度晚年，逍遙自在這些目標以外，他唯一提及的與工作相關的事情就是，「我創辦了《明報》，確信這事業對社會有益，希望它今後能夠長期存在，繼續發展，為大眾作貢獻」。

事實上，馬家輝認為，金庸因為出色的社論，在當時的香港是一位著名的意見領袖。他最常被提起的是對內地文化大革命和在香港六·七暴動中對左派等的批評。後者甚至讓他的生命受到威脅。

傅國涌指出了其中更複雜的一面：內地讀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不知道有《明報》，也沒有看過《明報》，但是《明報》卻關心著那個時代的內地，關心著那個時代的兩岸三地，乃至整個世界。金庸親手執筆寫的社評，影響過許多讀者。

「他從 1948 年來到香港，在新聞界工作，他一生大部分的時光，或者說最寶貴的黃金時光都在從事報業。從杭州《東南日報》、上海《大公報》、香港《大公報》《新晚報》。直到自己創立《明報》，把《明報》辦成了一個報業集團。這大半個世紀中，從 1940 年代到 1990 年代，金庸成為了華人世界傲然獨立的一位報人。所以他留在新聞史上的影響，和他留在武俠小說史上的影響，是一樣的重要。」傅國涌說。

傅國涌覺得，作為報人的金庸承繼的是中國「文人論政」的傳統。所謂「文人論政」，按照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講座教授李金銓的說法，百餘年以降，中國報刊維繫國運民生，其三部曲是啟蒙、革命與追求國家現代化。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學者、報人活躍其間，傳播新知，激勵民氣，鞭笞腐惡，探索前途，凝合了中國士大夫傳統及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形成一種鮮明的「文人論政」風格，比如王韜、梁啟超、胡適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與此類似，王曉磊認為，《明報》從一個小報變成後來的大報，其實基本上還是金庸堅持的兩個情懷，一個家國，一個人道。金庸是巴爾扎克的體，雨果的靈魂，「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出自《悲慘世界》）。

比如《明報》在 1967 年的香港動亂中就有出色表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曾撰文稱：「在六七暴動中批評左派的，不單止商台，也包括《明報》，當時查良鏞撰寫了多篇社論，譴責暴徒暴行，惹來左派的全線圍剿，惡毒的攻擊自然少不了，更大的威脅，來自林彬被燒死後不到一個星期，被左派謔稱為『豺狼鏞』的查良鏞之住宅，收到了炸彈郵包……但在這形勢兇險、人人自危的時刻，《明報》仍然繼續堅持發表譴責暴徒暴行的社論，絕不退縮。」

「《明報》在 1967 年香港動亂期間，報社受到左派斗委的攻擊，《明報》主事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反倒強化了《明報》站在大多數市民的立場，堅決反對左派的形象。《明報》社評強調以香港為家，支持港英政府，又進一步樹立了《明報》是一份香港報紙的形象。」 張圭陽在《金庸與報業》一書中寫道。

再比如 1973 年 4 月 22 號，金庸在《明報》發表題為《最偉大的三結合》的社評，提出「平等的社會主義、自由的民主主義、仁愛的人文主義」的三結合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這也是金庸的理想。

但是，到了 1980 年代，金庸在香港和內地的很多問題上「引起了蠻多風波」。「對於香港民主制度的發展，對於香港應該站在什麼角度來跟北京規劃香港的未來，（很多人）都不太滿意金庸的保守。甚至《明報》自己的高層員工，都燒《明報》的報紙，對他攻擊很大。當然，金庸先生不一定是為了個人私利，等等。他覺得，（香港）基本上沒辦法跟北京硬斗，只能將來在現實的框框裡面前進。」馬家輝回憶。

金庸在一次英文採訪中談及獨裁者時說，獨裁者今天可能還是通情達理的，但明天可能就會很瘋狂，以此表達他的政治立場。但金庸是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在處理香港和內地關係時的態度讓這個問題變得複雜起來。 1985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時，金庸是委員之一，並擔任《基本法》政治體制起草小組的港方負責人兼經濟體制起草小組成員。金庸和査濟民提出「政制協調方案」，這個方案關於 1997 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安排被認為太過保守妥協，引發抗議。

一些人因此將金庸比作他最後一部作品《鹿鼎記》中的主人公韋小寶，圓滑，缺乏原則。這也是香港人被詬病的地方。香港人最理解韋小寶。不過金庸說自己不是韋小寶。

在《明報》的管理上，很多人認為金庸是一個「皇帝」，「對員工的薪水蠻刻薄」。但是，馬家輝稱，金庸最重要的特長是用人，知道什麼樣的人好，也懂得訓練人。「今天中壯年以上那一輩，很多都是《明報》出來的。「

當內地讀者了解到《明報》時，《明報》差不多已經易主。 1991 年，擁有多項業務的明報集團上市，金庸退出管理層，開始將報紙出售給於品海。之後這份報紙有了較大變化。但因為過去的遺產，「《明報》在今天還是一份響亮的招牌，所有認真對待公共事務的人都要看《明報》，都在《明報》交流，都在《明報》發表意見。」馬家輝說。

而由於報人和小說家的雙重身份，外界常常會探討金庸作品中是否存在政治隱射的問題。

耶魯研究生院東亞研究博士生 Nick Frisch 在 4 年前曾經採訪過金庸。他稱，金庸承認他後幾部小說的確是「文革」若干事件的寓言。

王曉磊有類似的看法，但他認為金庸的作品中，人性的價值最後超過了所謂的政治影射。「確實，他小說有非常明顯的影射。這個也不稀奇，（比如）日月神教已經叫朝陽神教；為什麼叫《葵花寶典》？葵花向太陽。但是，更有價值的是那些講人性的東西。比如說人性因為權力而扭曲。」他說。新垣平也覺得，對於金庸而言，藝術比狹義的現實政治有著更長遠的生命力。

除了中國政治，馬家輝覺得，金庸作品重要的還是普世那一面，常常有著關於人的命運的探討。 2018 年 2 月，《射鵰英雄傳》出了英文版，走向了外國讀者。英國譯者郝玉青（Anna Holmwood）曾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表示：「金庸最厲害的地方，就在於你看他的書會有種回到青春期的感覺。」

傅國涌感慨：「作為生在 20 世紀到 21 世紀這個特定時空中的金庸，他的故事仍然提供了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讀書人非常重要的範例。他讓世人知道一個人可以達到怎樣的一種極限，他可以兩手寫文章，兩手都成為時代和眾人的祝福。」

10 月 30 日晚上，王曉磊在公眾號更新了文章《我再也沒有後台了》，回憶了和金庸有關的故事。這篇文章迅速獲得了 10 萬+的閱讀量，近 5 萬個點贊。和其他名人逝世新聞一樣，各式各樣的文章一齊湧現，金庸在紀念狂潮里陡然德高望重起來，每個人都似乎認識金庸，跟他很熟，奉為圭臬。

王曉磊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令狐沖是金庸價值的典型代表。「令狐沖就是典型的什麼？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魔教的教主說，令狐沖你要娶我女兒可以，但你要加入我的魔教。令狐沖也曾經想過答應，但是他一看魔教里的情形，對著魔教的首領山呼萬歲、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令狐沖覺得，做這種事情，令人作嘔。男子漢大丈夫豈能做這樣的事！寧可不娶盈盈，最後也不願加入神教。」

「我覺得這幾個是金庸的貢獻。他創造了成人的童話，講述了動人的愛情，嘲笑了極權的可笑，嘲笑了極權的嘴臉，歌頌了偉大的自由。」

（感謝肖暘、陳莉雅在聯繫採訪時的幫助）

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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