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的眼光，看待沈從文筆下的「江湖」 | 紙城TALK·專訪漢學家金介甫

天下 11-01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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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一方面來說，他的心仍留在鄉下，從來不在城市和官場——『我是個鄉下人，不懂禮貌』更多的是沈謙虛的說辭，背後是他對城市派系關係的一種拒絕。然而在1934年、1938年和1957年的三次回鄉中，湘西地區的日益『世故化』也讓他越來越感到自己既不屬於鄉下，也不屬於城市，已經成為了一個異鄉人。」

—金介甫

一

金介甫

「1980年，我第一次見到沈從文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70多歲的老人，而我還很年輕，現在我也差不多活到了他當時的歲數。」2018年9月，坐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迎賓賓館內的金介甫已經70歲了。他笑稱自己是一個「愛說教的老教授」。

1990年，金介甫所著的《沈從文傳》第一次被翻譯成中文時，曾經做過沈從文學生的汪曾祺在推薦序中形容金介甫「長得年輕，單純天真處像一個大孩子」。如今這份天真依然沒有從金介甫的眼神中消失。

1948年，金介甫出生在美國中西部伊利諾伊州的厄巴納-香檳市，父親是農民，母親出生於工人家庭。金介甫從大學起就離開家鄉，先是畢業於芝加哥大學，而後進入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導師是美國漢學界地位顯赫的史華茲教授。1979年之後，金介甫便一直在紐約聖若望大學歷史系任職，直到退休。在很多公開場合，金介甫總是被問及一個問題——起初是什麼原因讓你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產生了興趣？他總是半開玩笑半轉移話題說：「在美國有一個說法，他們認為之所以中西部多產漢學家，是因為這些地區太無聊了。」這種「自我貶低」式的回答像極了沈從文以「鄉下人」自居的口吻。

金介甫開始對沈從文其人產生興趣，要從一個名為「用文學了解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研討會說起。金介甫回憶道：「直到十七世紀，中國文字的記載和資料比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這裡面也包括日本和韓國這些使用過中國字的國家，但基本上都是從士大夫階級的觀點來看待問題，而作為個體的『我』應該有什麼樣的情緒？這是我感興趣的問題。所以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開始了『新文學運動』，開始有了白話文寫作，出現了個人情緒的表達，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對我來說很有價值。」隨後，金介甫在教授的推薦下開始閱讀沈從文的作品《邊城》。

當時的金介甫對於沈從文的人生所知無幾，只是單純地著迷於故事中那個遙遠而神秘的湘西世界。隨後，在史華茲和費正清兩位教授的指導下，金介甫開始深入研究沈從文的一生以及著作，並於1977年，以《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與文化》為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此時的金介甫對於沈從文的喜愛和了解都僅停留於紙上，他壓根沒想過自己真的有機會見到這位傳奇人物。

二

1980年接受美國學者金介甫的訪問

1980年，在中美建交和「沈從文熱」的背景下，金介甫得到了來華機會，與沈從文相見。「1980年夏天，我和沈單獨物晤談了12次，1980年冬到1981年，沈在美國探親期間，我又和他談了6回，1981年沈回國後，我又多次到沈老家做客。」在此期間，金介甫抓住一切機會，向沈從文本人進行過往史料的核實工作。隨後，金介甫用十年的時間將自己的博士論文擴充而成《沈從文傳》（1987年出版），在幾乎與正文相等的注釋中，沈從文的談話內容成了珍貴的一手資料。這本「幾乎可以說是沈同意的一部傳記」讓金介甫成為了「沈從文研究第一人」。

與此同時，金介甫也一直在為沈從文能夠進入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名單而努力。而沈從文在1988年的突然去世，讓一切戛然而止。「近些年，已經有兩個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證實了，如果1988年沈從文沒有去世的話，他會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那樣的話，也許『沈從文熱』會持續的更久。」在這句感嘆背後，是金介甫對於沈從文一直被國內學者定義為「鄉土作家」的遺憾。曾經，有可能通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持，讓人們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評估沈從文的文學價值。

在1995年台北幼獅公司出版的較為完善的中譯版《沈從文傳》的序言中，金介甫就表達了這樣的期許：「那樣的一天必定會到來，既不再把他的作品局限在鄉土方面，也不僅供中國人研究，而要步入世界文學的領域。」時隔三十年的今天，在金介甫為最新再版的《沈從文傳》撰寫新序時，他依然在努力提醒人們：「以新的眼光來看待沈從文筆下關於中國城市的故事，或許是當今文學學者們的任務之一。」

金介甫在傳記中也滲透了看待沈從文作品的不同視角。他認為，「對文學史家和傳記作家來說，沈從文的早期作品留下了一道輝煌的蹤跡，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線索」。在金介甫拜訪完沈從文之後所寫的《沈從文論》中，對此做了更具體的說明：「1922年，從湘西遷到北京，沈從文就是跨過一個歷史時代到另一個時代。這激勵著他向他的讀者們傳遞出他感覺到的那種突變。沈從文的品質、性格，以及對於生命的千變萬化的驚奇之感在這些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同樣看到的，是以一個鄉下人的眼光看待都市社會及都市生活的問題而感到憤慨的反應。沈從文的苦澀反映的是有關社會生活的值得重視的素材。」

雖然沈從文自己認為，1922年到1929年期間所寫的作品只是不成熟的「習作」。但金介甫在傳記中指出，沈的早期作品融會了古今中外各種觀點、題材和文學傳統，「『他』讀一切他能消化的東西』，不管它是新是舊，卻從不曾對任何一種政治綱領、意識形態或哲學思想表示過歸順之忱」：在《用A字記下來的事》（1925年）中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影響，提及過「潛意識」；從《聖經·舊約》中學習了比喻的修辭手法；從劉易斯·卡羅爾的作品《愛麗絲漫遊奇境》中受到啟發，模仿並創作了具有諷刺和批判意識的《阿麗思中國遊記》（1928年）；在1925到1926年，還創作過話劇和獨幕喜劇，融合了諸多文學體裁和敘述方式；《在別一個國度里》（1926年）里沿用了中國話本小說的技法；《公寓中》（1924年）、《棉鞋》（1925年）、《絕食以後》（1925年）、《不死日記》（1928年）、《一個天才的通信》（1929年）等等這些抒寫自我的作品中，把對於城市和社會的不滿和青年人「一腔怒火又顧影自憐」的形象刻畫的惟妙惟肖；在《嵐生同嵐生太太》（1926年）、《重君》（1926年）、《呆官日記》（1929年）這些作品中對城市資產階級、偽知識分子、愚昧官僚以及時局進行了生動的諷刺。除此之外，沈從文更是在抒情小品文、速寫、散文、詩歌等各種風格和體裁中切換自如。

此外，金介甫還認為，沈從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之間書寫的當代都市生活作品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看似脫離政治氛圍，更注重人物心理和生命本質的作品在金介甫看來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沈的確需要發展新的寫作技巧來躲過圖書檢查，一方面他也用隱喻的方式批評了時局。採訪中，金介甫提到沈在1932年所寫的《看虹摘星錄》，「沈從文最創新的作品在戰爭時期出現，是用《看虹摘星錄》的形式。它給當時文壇帶來了一點詹姆斯·喬伊斯的味道，但在戰時氣氛中這類作品沒有被人十分欣賞。」

三

1938年，沈從文在昆明

「在一些文學批評的文章中，雖然沈總是稱自己是鄉下人，但實際上他是否真的完全認同鄉下人，是很難說的。」在談到沈從文筆下的「鄉下人」時，金介甫特彆強調，「沈從文所說的鄉下人並不是指一般意義的』農村人』，而是苗民或者是手藝人，比如工匠、水手，或者是他的小說《新與舊》里所刻畫的劊子手。這些人是沒有土地的，可以說是江湖中人。」在金介甫的早期文章中，他對沈從文「鄉下人」的身份做了分析，「從某一方面來說，他的心仍留在鄉下，從來不在城市和官場——『我是個鄉下人，不懂禮貌』更多的是沈謙虛的說辭，背後是他對城市派系關係的一種拒絕。然而在1934年、1938年和1957年的三次回鄉中，湘西地區的日益『世故化』也讓他越來越感到自己既不屬於鄉下，也不屬於城市，已經成為了一個異鄉人。」

所以，金介甫認為，立足於湘西的風土人情進行創作，只不過是沈從文多年寫作摸索出來的一個長期發展方向，而不能簡單地把沈筆下的湘西世界看為是一種「思鄉病」和「世外桃源」。如果把沈從文筆下的城市和鄉下看為一個作家的一體兩面，那麼沈在都市題材中所掌握的文學技巧和思考也會體現在鄉土題材上。在《貴生》、《丈夫》和《夫婦》（1928-1932年）這些作品中，沈從文暗示了鄉下人的消極面和舊的鄉村秩序的崩潰。這也完全符合沈從文在作品中為他的鄉下人提出的兩種社會論點：在當今世界，鄉下人站不住腳，然而他們頗有感召力量，儘管從世界商業價值看它是不值一文的。

金介甫在傳記中認為，「如果讀者看不到沈從文作品的現實主義廣度，就體會不到他作品的深遠意義。從一個湘西人的觀點來審察全部中國現代史，就等於從邊疆看中國，從沈從文的眼光看中國。」

本文首發於經濟觀察報·書評，原文名為《從沈從文的視角，凝視現代中國》

《他從鳳凰來：沈從文傳》

（美）金介甫 / 著符家欽 / 譯

雅眾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