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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解讀易經陰陽與術數

我國學術界多數意見,認為《易經》成於殷末周初,成立的時候極早,本來的作用是卜占吉凶,作為行為的指導。古人迷信,對於自然界、命運、戰爭的結果、婚姻、建屋等等大事都不了解,惴惴不安,便占卦來作決定。《易經》的基本道理,是古代哲人根據觀察事理和人生經驗而得出來的教訓,教導人們:萬事變動不居,不會固定不易,物極必反,做事不可趨於極端。即使以現代的哲學來看,那也是極有道理的。一般認為,《周易》應當在西周初年即已成型。向來說是周文王所作,這未必為事實,但周文王根據傳統資料,加以整理編輯,當有可能。

《易經》以八卦來表示,以一表示陽,以一一表示陰(現代西洋自然科學以十表示陽,以一表示陰,意思相同)。《易經》的根本觀念是陰陽,這本是道家的觀念,後來為儒家所利用。

孔子對《易經》是很佩服的,似乎遺憾沒有好好地學習它。《論語一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經》的爻辭之後,有十篇解釋經文與爻辭的文字,稱為《易傳》,或稱《十翼》,儒家相傳都說是孔子所作,但宋代歐陽修即表懷疑,近代學者如馮友蘭、錢穆、李鏡池、戴君仁、陳鼓應等諸位先生以充分證據證明非孔子之作,大概是戰國較後期學人加上去的。

儒家的最重要經書《論語》中極少提到陰陽,孔子也幾乎不談陰陽。

陰與陽是中國人思想中極早出現的一種觀念。本來是指曰光的向背,向日為陽,背日為陰。中國的地名中陰陽二字甚多,一個地方在山峰或河流附近,太陽照到的稱之為陽(水之北、山之南),背著日光的稱為陰(水之南、山之北、在西周時代,周太史伯陽父即以陰陽二氣來解釋為什麼發生地震,認為那是陰陽二氣不能調和而衝擊,因而發生地震。《紅樓夢》中,史湘雲向她的丫環翠縷解釋陰陽的概念,就既淺明而又有趣。一般認為,天地宇宙之間,任何事物都有陰陽,所以電有陰電、陽電,人有陰(女)陽(男)之分。日為太陽,月為太陰。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莊子更以為,陰陽二氣是人以及萬物的直接根源。《莊子……田子方》:「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易經》的原本本來很注重陰陽,但後世的傳世本《易經》反而不大討論陰陽的互濟,可能是目前流行的傳世本經過後世「尊陽貶陰」的儒門弟子所改動。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本《易經》,時代較傳世本為古,對陰陽規律性的談論反而更多且更好。李學勤先生著《周易經傳溯源》一書見解精闢,其中說:「易卦由陰陽兩爻構成,本來蘊涵著陰陽說的哲理,故《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但傳世本經文的卦序,卻很難找出合於陰陽說的規律性。在體現陰陽規律這一點上,帛書本顯然勝於傳世本。」

《易經》中有八卦,以一表示陽,以一一表示陰,古代書寫與印刷術不如今日,八卦重疊有時寫或印時容易不清楚,用數字來表示就不易誤會,而且以後談到時易於引用。八卦每一卦都由兩卦重疊而成,每一畫叫做一爻,從下向上數上去。例如「泰卦」,是乾下坤上,畫出來是堊,用數字來表示,陽以九代,陰以六代,第一畫叫「初」,第二畫叫「二」,最後第六畫叫「上」,這泰卦寫出來便是初九、九二、九三、六四、六五、上六。「同人卦」是離下乾上堊,用文字寫便是初九、六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以數字代表符號是到了戰國後期的《易傳》才見之於書,所以拿九的數字代表陽,拿六代表陰,據我個人猜想,當時紙張筆墨尚未發明,戰國人著書,用刀在竹簡、木簡上刻畫八卦,兩種符號很易混淆,用九六兩字代表就易得多,寫在文字中不易誤會。有人以為,陽必須九,其他數字不可,陰必須六,其他數字不可,這是混淆了兩種不同觀念,等於說陽電以十表示,陰電以一表示,所以計算陰電陽電的數據時只能加(十)減(一),不能乘(×)除(÷),因×÷不代表陰陽電也。其實傳統的中國人並不這樣拘泥,新年祝賀時常說「三陽開泰」,並不說「九陽開泰」,中醫認為頭部是手三陽、足三陽經絡的六陽之會,所以稱頭為「六陽會首」或「六陽魁首」,並不稱之為「九陽魁首」。「六陽正氣丸」是一種流行極廣的中藥,並不需改稱為「九陽正氣丸」。

以戰國後期之人的意見,硬要去約束殷周或西周時代的《易經》,未免是以後拘前了。《紅樓夢》中林黛玉生肺結核,至近代才有肺結核特效藥,論者指摘曰:何不使用特效藥Ri-fampicin、Isoniazid去治林妹妹的病?薛寶釵送她燕窩,有什麼用?尤二姐覺大限吞生金,痛苦不堪而死,現代讀者指摘曰:尤二姐缺乏常識,何不服安眠藥,痛苦就少得多了?

道家哲學一直認為陰陽並重,太極圖中雙魚對稱,陰盛則陽消,陽盛則陰消,陰陽完全相等,物極必反。陰漸盛,自少陰發展至老陰,陰盛極就開始衰,出現少陽、陽明而至老陽,有一個循環轉變的過程。強調陽剛而貶低陰柔,是儒家中某一派(有人認為可能是子張之徒〗的觀點。董仲舒更將陰陽之說用之於人事,尊陽貶陰,用以尊君貶臣、重男輕女。董仲舒《繁露!基義》:「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儒家強調人倫之中,以三倫為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儒家為了維持宗法社會中禮教的架構,將陰陽作了便利的解釋。董仲舒之學在西漢大盛,《易傳》中九陽六陰的代號更為人用作表示重陽輕陰,其實《易傳》本身,也未必認為九比六更重要。

在世界各民族中,數字大致上並無特殊意義,西方人說七字吉利,十三不祥,六六六是魔鬼,都是後世的迷信。中國人、日本人不喜「四」,因與「死」同音,也非古俗。當代廣東人喜「八」,因音近「發」,最近上海人認為「四」字吉利,因在簡譜中為Do、Re、Mi、Fa之Fa,即「發」,表示發達、發財。卜占本來以龜甲、牛骨為工具,但甲骨卜占不易,後來改采簡易的方法用筮草。筮草常一五一十地來數,五與十這兩個數字在術數家的說法中有了特殊意義。《易傳!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乾鑿度》云:「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為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五音六律七變,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日十干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而出之者也。孔子曰:陽三陰四,住之正也。」鄭康成注云:「五象天之數,奇也;十象地之數,偶也。合天地之數,乃謂之道。」到宋朝,劉牧有所謂「河圖」,朱熹有所謂「洛書」,都是一大堆數字。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說:「所謂象數之學,初視之似為一大堆迷信,然其用意,亦在於對於宇宙及其中各方面之事物,作一有系統的解釋。」到後來曆法、方位、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宮商角徵羽、政治吉凶、行軍打仗、生辰八字、婚姻風水,無一而不與術數有關。

古人說到數字,遠不如今人之精確。《呂氏春秋……有始篇》謂:「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地有九州,那是事實,天有九野,是哪九種野?就不詳說了,這已接近於陰陽五行家的說法。

吾友台灣葉洪生兄有《論劍》一書之作,根據《易傳》的說法而堅認《九陰真經》之名不通,蓋《易傳》認為陽為九而陰為六,所以應改稱「六陰真經」,他說:「道家既無『九陰』怪談(佛家亦無)。」其實宋人黃裳撰寫《九陰真經》,本為子虛烏有之事,而且他只研讀道書,根本不理儒家所尊崇的《易經》,《易傳》中之大部分當非孔子所作(郭沂先生主張《易傳》中的一部分可能經孔子整理),可能是戰國後期的儒門弟子(或非儒門弟子)所撰,雖內容甚佳,但黃裳先生自可以「我道不同」,置之度外。他硬要寫《九陰真經》,別人恐亦無可奈何。(你打得過他嗎?)吾友楊興安兄在談論拙作《月雲》一文文末有注云:「台灣葉洪生在專著《論劍》中說『陽爻以九為老(至陽),陰爻以六為老(至陰)』,認為無『九陰』。」友人嚴曉星查得道教類書中有《帝君九陰經》。「九陰」一詞,最早見於《山海經、大荒北經》。三國葛玄《道德經!序》有「禍滅九陰,福生十方」之言。《易傳》是儒家及陰陽家之學,認為陽重於陰,因此陽九陰六,至西漢儒家為了尊君、尊父、尊夫,更大大地重陽輕陰,出於政治及意識形態的需要,並無適當的哲學內容。《九陰真經》是道家武學,主張柔能克剛,陰勝於陽,因此稱為「九陰」。「降龍十八掌」特重乾卦,因此為陽剛武學,與「九陰真經」截然不同。

葉洪生兄研究近代武俠小說,功力深厚,唯將拙作小說中的胡思亂想,一本正經地考據一番(《九陰真經》講的是武學,與陰陽八卦、老陰老陽的術數完全無關),未免近於「覺遠大師風度」了,做學問如此認真,令人佩服,只不過我的即興空想並非學問。楊興安、嚴曉星二兄辛勤為此小問題查閱道藏,極感。其實儒家、陰陽家在先秦均為諸子,《易傳》混和儒、道、陰陽家諸說,陰陽家盛於齊東,喜浮誇虛妄,先秦學者稱之為「齊東野語」,未必能為一切學問之權威根據。但陰陽家的術數理論,對後世儒家影響很大。漢代經學主流是以陰陽家學說說經,王莽好符命,漢光武信緯讖,都有政治和宣傳目的,宣傳的宗旨是「主公應做皇帝」。後來古文家經學興起,反對緯讖及陰陽家之言,但直到大學者揚雄,仍脫不了陰陽術數之說。揚雄撰《太玄經》,總原理為「一玄」,分而為三,共為「三方」,又各分為三,共為「九州」,又各分為三,共「二十七部」,又各分為三,共「八十一家」,結論說:「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贊上群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歲事咸貞。」《太玄經》的象數是「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這些數字遊戲,說來神秘得很,與方士神仙之道相通,到底有甚道理,誰也說不清楚,似乎對之不必太認真,正如馮友蘭先生所云,是「一大堆迷信」。

其實,我們把《易經》以及其中的《易傳》當作是一種人生哲學以及宇宙觀來閱讀,可以見到很多深刻而有益的思想。《易傳》由於吸收了大量老莊以及田齊稷下的道家思想,表達了富於哲理的對人生、人事、事物發展的思想,很值得作為我們思考的依據。

例如,《易經》強調陰陽兩種矛盾力量的互相衝突,就像辯證法中所說那樣,陰陽兩種相反力量不斷地在發展、矛盾、激化、消長、轉換。辯證法認為一種力量壓倒了另一種,出現了「否定」的結果,又可以「否定的否定」。《易經》則認為陰盛陽消或陽盛陰消只是部分的消長,一種力量增強了,另一種相反的力量相應減弱,而不必完全消滅,中間有一個發展過程。《易經》中有時一個卦陽多陰少,陽極多時陰完全沒有了。到陽發展到頂點時又可一變而出現陰。所謂「亢龍有悔」、「履霜堅冰至」,都強調「物極必反」,「相反力量在不知不覺中來臨」,有「自量變而質變」的含義。

《易經》與《易傳》強調「變動不居」,《易經》之「易」,其中一義指的是「變易」,「豐卦」:「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損卦」:「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復卦」:「復,亨,剛,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覆其道,七日來複』,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心乎?」《易經》把「有往必有復,往複循環」當作是天地的主要規律,人事也是如此。

《易傳》中也發揮一些老子「柔弱勝剛強」、「弱之勝強,柔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的道理。但基本上是崇陽剛而貶陰柔。

《易經》與《易傳》中教導人謙遜而不自滿,不可貪心務得,所以「謙卦」、「損卦」都是好卦。喜歡釋《易》的人常說:最壞的「否卦」比最好的「泰卦」更好。因為到了最壞的谷底之後,往後發展只能漸漸變好,到了好的頂點糹往後只能走下坡,所謂「否極泰來」,「泰極否來」是也。

道家有「陽九」、「陰九」之說,都是指大災難、大厄運,「陽九」指大旱災九年,「陰九」指大水災九年,平均數每八十年有一個大災年。曹植《王仲宣誄》:「會遭陽九,炎光中矇」,弔唁其喪。錢謙益《慈光寺》詩:「嗚呼,卅年來滄桑逼陽九。」小說中用「九陽真經」、「九陰真經」是逆用其意,意謂武功本身之中,包含有重大災難,必須謹慎使用。

我國古文辭中,確有「九陰」、「九陽」的名稱,並不如葉君所云:「九陰不成立。」其實所謂「九陰不成立」,只是《易傳》中不用「九陰」這個術語而已。黃裳鑽研道藏,他的著作不必依據儒家「六經」中的《易經》,即使重視《易經》,也不一一定要重視戰國時儒門弟子所私撰的《易傳》,更加不必重視西漢董仲舒為了尊君、振三綱而強調《易傳》中尊陽貶陰的不平衡觀點。王莽、漢光武搞符命、緯讖,是一種宣傳「天命在我」的政治行動,道家的武學著作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在我國古文辭中,「九陰」表示陰氣極盛,《葛仙公道德經序》:「禍厭九陰,福生十方」,意謂陰氣極盛有禍,又指極北的幽冥之地;柳宗元《天對》文中云:「爰北其首,九陰極冥。」湛若水《交南賦》:「燭九陰於赤水兮,覿馮夷之幽宮。」馮夷為水神,居極北之地。「九陽」指太陽或日出處,《後漢書!仲長統傳》:「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楚辭……遠遊》:「朝濯發於湯谷,夕晞余身兮九陽。」稽康《琴賦》廣夕納景於虞淵兮,晞干於九陽。在《神鵰》及《倚天》小說中,《九陰真經》的宗旨極重陰柔,是老子的道家之學;《九陽真經》的宗旨是陰陽調和及互濟,糾正道家之偏。

武俠小說中的門派、人名、招式、功夫等等,都是作者的杜撰自創,可以批評其名稱不雅、違反常規、不合邏輯,但不能以清朝人的著作,來批評唐朝人的著作。什麼「辟邪劍法」、「葵花寶典」、「獨孤九劍」、「降龍十八掌」、「凌波微步」、「九陰真經」、「九陽真經」等等,全是金庸的胡思亂想,等於是令狐沖和岳靈珊所創的「沖靈劍法」。桃谷六仙如宣布已創製成功「桃谷六神功」,只金庸可予以制止,不令宣布,別人大概也沒有什麼法子,不能批評其「六神功」不妥,以「七神功」較合。你如能辯得贏這六位仁兄,放棄原意而改采閣下建議,閣下已有資格列人「桃谷七仙」了。

「九陰真經」、「九陽真經」之名,系撰作人黃裳先生及另一位無名高人根據道書而撰作,與儒家無關,與儒家尊為六經之一的《易經》無關,更與可能是戰國後期甚至是秦漢時始成的《易傳》無關。《易傳》方創九陽六陰之說,黃裳與無名高人全當他們是「放那種氣」。正如老子的哲學中有若干樸素的辯證法,豈能以後世黑格爾、恩格斯、馬克思之辯證法來指摘老子乎?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此「黑」,非黑格爾也;公孫龍子曰:「白馬非馬。」此「馬」,非馬克思也。

少年讀者要學習《易經》,可參讀朱伯昆、高亨、張岱年、錢穆、侯外廬、任繼愈、李鏡池、馮友蘭、李學勤、陳鼓應等諸位先生的著作。我的小說中所說的「九陰」、「一陽」之類,屬於遊戲文章,並無真正的實際意義,不必認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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