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私藏刀劍不算大事，但只要有這種裝備，就是死罪

不管哪朝哪代，皇帝都是至高無上的統治，然而哪個皇帝都有一個共同的心病，那就是怕被人取而代之。這就是帝王最需要考慮的事情，他的權力不能讓給別人，必須用盡一切方法來保護。為此，皇帝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謀反、造反等一切以推翻皇權為宗旨的活動。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防範於未然，只要誰有謀反的苗頭，就先下手為強。然而，如何判定謀反呢？謀反最重要還是依靠暴力手段，簡單來說就是要有人，特別是要有軍隊。所以，對於武器的管控，成為歷朝歷代的重點工作。

不過，武器也有很多種，有些生產生活之中還必須要用到，很難界定，但在幾乎所有的封建朝代，只有鎧甲這種防衛性的裝備是最不能容忍的。在很多朝代，即使擁有數量眾多的刀劍，朝廷也無動於衷，但只要出現了鎧甲，一般都會以謀逆論處。

比如說周亞夫，他的父親周勃平定諸呂，他自己平定了吳楚七國之亂，對於漢朝有再造之恩。周亞夫老得都掉牙的時候，無論如何耍脾氣皇帝都拿他沒辦法。但當他偷偷弄了五百甲盾準備為自己死後陪葬時，就被以謀反論罪，偌大功臣淪落到絕食自盡的下場。

在民風彪悍的唐朝，私人擁有刀劍是為了正當防衛，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唐律同時規定：私藏鎧甲達三領，絞；私藏弩機達五張者，絞；槍槊陌刀達十，絞。要知道後面的槍槊陌刀殺傷力巨大，但製作成本奇高無比，有人計算過養一個全副武裝的陌刀手相當於十個刺史的年奉。所以要養那麼多陌刀手還真不容易，而盔甲達到三件就可以定為謀反了。

在調露二年，武則天調查到太子李賢謀反，罪證就是在馬房中找到了幾百副鎧甲。儘管高宗平時對李賢百般縱容，此事發生後也想寬恕，但因為私藏鎧甲之罪，李賢最後還是被廢為庶人。

明朝恐怕是對於武器管理最為寬鬆的時代，在《大明律》中《私賣軍器》和《私藏應禁軍器》規定，現役的軍器是不準私藏的，弓、箭、刀、槍、弩、魚叉、禾叉等「皆民間之所宜有」，不在禁限範圍之內。然而人、馬的鎧甲、盾牌卻與火筒、火炮屬於一個檔次的，都是屬於違禁品。

到了清朝，火器開始逐步成為戰場上主流的武器，對於鎧甲的管控卻依然很嚴格。在順治三年時，以皇帝名義下達的聖旨中甚至允許民間擁有鳥槍，卻仍然不準私藏鎧甲：

諭兵部：曩因民間有火炮甲胄、弓箭刀槍、馬匹，慮為賊資，戕害小民，故行禁止。近聞民無兵器，不能禦侮，賊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與甲胄兩者原非民間宜有，仍照舊嚴禁。其三眼槍、鳥槍、弓箭刀、槍馬匹等項，悉聽民間存留，不得禁止。——《清世祖實錄》

那麼，看似危險性更大的進攻性武器都允許百姓和大臣私有，為什麼鎧甲卻不可以呢？

這是因為在古代，殺傷性的武器雖然厲害，但如果沒有穿著鎧甲，戰損率是很高的。只有穿上甲胄之後，士兵的戰鬥力才呈現幾何增長的趨勢。沒有穿盔甲的士兵，一般情況來說就是散兵游勇，即使沒有被擊中要害，也很容易喪失戰鬥力。

出於這種考慮，統治者在精力有限的情況下，當然選擇管控鎧甲。不過要除開宋代，宋代對武器的控制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時代，在宋徽宗時，差點連開山刀和柴刀都禁止了。以這種觀念約束百姓，宋人重文輕武的風氣才會愈演愈烈，也就時時被北方游牧民族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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