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進化：李自成從黃衣黃甲，變成了黑衣黑甲

文史 11-02

文 | 諶旭彬

金庸去世了，懷念的文章很多。

說三個小故事罷。

青年學生從軍風波

1944年11月，20歲的查良鏞，被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掃地出門，轉去中央圖書館，做了一名圖書管理員。

事情與國民政府發起的「十萬青年十萬軍」運動有關。他的同學余兆文，講述了大致的經過：

「金庸所讀的中央政治學校，在這次招兵中規定：所有學生，不論哪個年級，也不管什麼科系，都要有『投筆從戎』的壯志和『為國捐軀』的決心，自己先報名，校方後審批。這是國民黨官老爺們搜腸刮肚，挖空心思，苦想出來的似有民主色彩的巧妙手法。……可金庸偏不報名，拒不參軍。後果怎樣呢？那就是你不參軍，他們並不勉強，只是另請高就，滾出學校。」【1】

余兆文的說法，可以在軍統局的秘密報告里得到印證。

軍統局曾奉命調查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社會反響，其中有一段報告，言及中央政治學校：

「從軍運動發動後，該校教育長程天放遂於某次集會時當眾宣布此項消息，併當場徵求各員生意見。因當時並無學生出面反對，學校當局遂以『全校從軍』消息公諸報端。其實該校學生中究有若干人志願如此，則尚不得而知也。以是散會後，志願與不願者遂發生衝突而大演武行，學校當局事後乃以紀律制裁分別罰處，事件遂暫告一段落。現悉學校當局前因『全體學生一致從軍』曾簽呈總裁報告一切，現已奉到批示：『全體從軍，其志可嘉，造具名冊，聽候檢驗』，最近校方又奉中央黨部令：『除志願從軍已簽名者外，如不足五分之一人數，應以抽籤決定』云云。但學校員生對此均無表示，惟有聽候命令辦理。其實有少數學生因其家長或本人之畏縮從軍，已有借故請假者。【2】

蔣介石是中央政校校長。蔣發起「青年學生從軍運動」，中央政校自然要緊跟步伐響應，這是「全校從軍」的由來。但校方的決定，並未徵求全體學生的同意，於是有了「志願與不願者」之間的武力衝突。

中央政校不同於一般大學。它是國民黨培訓政治人才的機構，免除學費外，還供給伙食費、服裝費、書籍費及零用錢。軍訓是日常課程，且有訓導專門關注思想狀況。畢業後分配工作，行政系的去地方做科長縣長，外交系的去駐外使領館做隨員秘書。總之，「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學生一進校門，就是當然的國民黨員」【3】。這類地方，自然容不得「不願者」，於是又有了余兆文所說的「另請高就，滾出學校」。

圖：蔣介石致電陳誠，命其研究物色青年軍副軍長、師長人選

查良鏞的選擇不是個案。

在全面抗戰的第七個年頭，受「戰時應做平時看」教育政策卵翼多年的青年學子，多數對「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冷淡處之。軍統局的調查顯示，截至1944年11月中旬，中央大學「報名者雖亦有二三人，但一為圖書室職員，一為原在軍校畢業之學生，其餘則尚無一人」；復旦大學「初僅幾人，現在已有英語專修科9人，華僑先修班2人，會計室1人，連訓導長在內已得13人，較中大（中央大學）、重大（重慶大學）略勝一籌而已」；江蘇醫學院「學生報名從軍者，迄今尚未見1人」，朝陽學院「迄今僅有2人報名」……【4】

畢竟，上前線是要死人的。

在死亡的陰影下，報名參軍的青年們，激情澎湃中常伴隨著恣意放縱。時任山東省教育廳長的劉道元，留有這樣一段記錄：

「自登記編隊至送入軍營，（從軍青年）一律皆由地方政府供給。始而衣服伙食住宿，繼而煙酒肉菜娛樂，送入軍營時須以車輛滑竿代步，勒索之外，又時時向人民搶奪。紀律之壞，比土匪有過之而無不及。」【5】

作家王鼎鈞曾報名響應青年從軍運動、卻因體檢不合格未獲錄取。他評價同齡人的這种放縱，說那「簡直是死刑犯押往刑場的情景」，猶如罪犯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行使命酒店小二送酒、要飯店跑堂上菜、過鞋店索穿新鞋之類的「特權」。官方戰後統計稱，中國軍隊在抗戰中傷亡了365萬人之多，在日軍已進逼至貴州獨山的1944年末從軍，青年們確實難免生出「赴死」這樣一種心理。中央政校里，志願者與不願者之間的武鬥，其實也是這放縱的一部分。

晚年的查良鏞，在回顧這段往事時，對參軍一節始終緘口不言，對離校的原因亦無固定說辭。或謂「國民黨特務學生把很多人看作『異黨分子』，甚至還亂打人。我因為不滿意這種狀況，學校當局就勒令我退學」（1998，與嚴家炎對話）；或謂自己反對學校「一聽到蔣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禮」的規矩，說那樣搞像希特勒，「後來學校就把我開除了，說：『你污辱校長。』」（2009，接受《時代周報》採訪）

圖：青年時代的金庸

兩個李自成

1952年，香港《新晚報》的辦公室里，查良鏞與陳文統常常聊起他們少年時代痴迷過的武俠小說。還珠樓主李壽民的《蜀山》系列，規模宏大、想像奇絕，是他們共同推崇的對象。

遠在蘇州的李壽民，此時早已主動中止了《蜀山劍俠後傳》的撰寫。朋友賈植芳勸他「不妨寫些農民起義的小說，這和武俠多少有些關聯」，新小說《獨手丐》遂以張獻忠為題材，嘗試將階級鬥爭觀念融入其中。卷首前言里，這位武俠名家檢討了自己過去二十餘年的寫作歷史，作出公開聲明：

「早在數月以前，我已將銷行二十年，在舊小說中銷路最廣、讀者最多、歷時二十年而不衰、能夠顧我全家生活的《蜀山》《傾城》等帶有神怪性質的武俠小說，在當局並未禁止的環境下，毅然停止續作。……今後，我將……遵守新的寫作原則，為我所擁有的大量讀者，灌輸新的時代意識。」【6】

《獨手丐》一書末尾，群俠浩浩蕩蕩匯入了農民起義的洪流，還珠樓主亦親自上陣，為張獻忠的殘暴做了一番辯護：

「後人都說這班起義英雄是流寇，卻不想那公私記載的作者是何階級。……假使張獻忠果如一班公私記載所說那麼殘忍兇殺，這班無甚紀律的義軍恐早逃光了吧？如何還有數十萬人生死相隨呢？」【7】

稍後，陳文統與查良鏞相繼成了還珠樓主的同行——這件事情當中，有著陳、查二人未必知曉的內情。

1954年1月，太極拳宗師吳公儀與白鶴拳名家陳克夫在擂台上公開比武，引起香港市民前所未有的關注與熱議（儘管打鬥現場無異於鄉野村夫亂揮王八拳）。新華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報紙宣傳工作的金堯如獲得啟發，建議在左派報紙上連載武俠小說，來擴大銷量、增加影響力。該主張在新華社宣傳會議上得到羅孚、廖一原等人的支持，並確定拿《新晚報》來做試點。【8】

1954年1月20日，在羅孚的動員下，陳文統開始在《新晚報》上連載《龍虎鬥京華》，署名梁羽生。次年2月，也是在羅孚的動員下，查良鏞開始在《新晚報》上連載《書劍恩仇錄》，署名金庸。1956年，查良鏞又在左翼媒體《香港商報》上，開始連載他的第二部武俠小說《碧血劍》。

身在香港的陳文統與查良鏞，就此與留在大陸的還珠樓主殊途同歸。

圖：梁羽生《龍虎鬥京華》封面

多年以後，陳文統坦然承認，《龍虎鬥京華》這部以義和團為題材的武俠小說，「受到當時大陸『史論』的影響」，「是有失偏頗的」，「後來我多讀了一些義和團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處了」。【9】

1975年，查良鏞開始修改《碧血劍》，全盤推翻了原書中的某些核心主旨。原書中處處以「義軍」稱呼李自成的部隊，修訂版里全部改為「闖軍」；原書處處可見「自成如何如何」的親切表述，修訂版里全部改為「李自成如何如何」；原書的李自成軍「都穿著黃衣黃甲，數十萬人猶如黃雲蔽野」，修訂版里變成了「都穿黑衣黑甲，數十萬人猶如烏雲蔽野」；原書里的李自成心懷天下蒼生，重情重義，修訂版里的李自成及其部下，成了一群目光短淺的好權好財好色之徒【10】。

修訂版甚至借路邊老婦人之口，大罵闖軍口號喊得漂亮，做起來卻只剩禍民害眾：

「李公子（指小說中的李岩），你這大騙子，你說什麼『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我們一家開門拜闖王，闖王手下的土匪賊強盜，卻來強姦我媳婦，殺了我兒子孫兒！我一家大小都在這裡，李公子，你來瞧瞧，是不是大小都歡悅啊！……」

相較1956年版，1975年版的《碧血劍》已是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說。1975年的查良鏞，較之1956年，也已多了「豺狼鏞」這般的政治外號。【11】

圖：金庸小說《碧血劍》封面

秦始皇與個人主義

1986年7月，在秦始皇的評價問題上，查良鏞與首次來港的台灣作家柏楊，發生了激烈辯論。

柏楊認為，「秦始皇統一中國，把一些亂七八糟的小國統一成為一個國家，所以秦始皇對中國有貢獻」，秦始皇很好；查良鏞則認為，秦始皇是個獨裁者，好戰，焚書坑儒，「壞到透頂」，責備柏楊被人洗腦。【12】

此時，距離查良鏞最著名的政治諷刺小說《笑傲江湖》完稿，已過去了17年之久。

《笑傲江湖》是一部對秦始皇殊無好感的小說。書中刻意借了甫脫地牢的任我行之口挖苦：「什麼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當我是秦始皇嗎？」其實，從東方不敗到任我行到左冷禪，個個都愛「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個個都想要做秦始皇。

王學泰在八十年代迷戀過查良鏞的小說，讓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笑傲江湖》。他後來總結道：

「對大陸讀者最富刺激性的是金庸小說對荒謬政治現象的揭露與批判，這種揭露與批判是通過講述荒誕的武俠故事實現的。……許多看似作者信筆寫來的人物和情節都有其政治功能，如要掌握最高武功的『葵花寶典』，都要「自宮」，變成半陰性人，這種帶有寓言性質的情節，惡毒而深刻。……他不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還生怕讀者看不懂、看不明白，他的許多小說中的人物都可與現實生活里的政治人物對號入座，……我想金庸小說之所以引起那麼多各種年齡段的讀者和不同社會層次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喜愛，其政治性是個重要的原因。」【13】

與《碧血劍》近乎回爐重造不同，查良鏞對《笑傲江湖》的修訂極少，且修訂筆觸從來不涉及小說主旨，這是他的一種定見。有時候，他甚至會擔憂讀者不能理解這種定見，常在前言後語里做些夫子自道。

比如，在三聯版《笑傲江湖·後記》（1994年）里，他如此回憶《笑傲江湖》的創作情形立意所在：

「我每天為《明報》寫社評，對政治中齷齪行徑的強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本書沒有歷史背景，這表示，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

2008年，在廣州花城版《笑傲江湖·後記》里，他又將「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一句，變更為「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時代、任何團體之中」。

當然，查良鏞最重要的夫子自道，是他一再自稱是個人主義者，且如此解釋：

「所謂個人主義，是相對於集權主義或國家主義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當權者假借國家的名義，宣稱為了國家或公眾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他們認為國家高於一切，個人必須為國家而犧牲。所謂國家高於一切，就是政府高於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權之人高於一切，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個人主義者某種意義上，其實便等於是人權主義，也就是民權主義。」【14】

有了這樣的理解，查良鏞自是不能認同柏楊對秦始皇的褒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