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蒙古秘史》說起：金庸的歷史視野

金庸先生在《射鵰英雄傳》的後記中自敘，把《九陰真經》的總綱設置成一段難解的音譯梵文文字是受到了一部叫做《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的奇書啟發，這《忙豁侖紐察脫必赤顏》其實就是《蒙古秘史》。

蒙元史如今已經是相當成熟的學科了，作為研究十三世紀蒙元王朝的基本參考文獻，國際上甚至以《蒙古秘史》為中心形成了一門專門的「秘史學」學科，金庸先生所用的就是據外蒙學者整理翻譯後，又轉譯成漢語的譯本。

《蒙古秘史》本是蒙古帝國官方修撰的正史，原文用畏吾體蒙文寫成，早已經亡佚，明朝翰林院有一種漢語音譯蒙語的神奇譯本，就是金庸所謂的「奇書」了。

蒙古郵票紀念《蒙古秘史》成書770周年(二)

其實蒙元的歷史並不為傳統史學所重視（譬如金庸援引李思純的觀點，認為蒙元時代中國文學低落，蒙語對漢語也沒有什麼影響，據他考證，只有一個「好歹」的「歹」字，這話實在不確，蒙語對漢語的影響足夠一本語言學博士論文，比如「站」可以作「車站」講這一義項，就是從蒙古的「驛站」制度來的），但是客觀來看是一個影響世界歷史的大帝國，所以這部書有各種各樣的大佬研究，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日本蒙元史開創性的人物白鳥庫吉，還有金庸先生提到的那珂通世——第一個寫中國通史的人。因為是十四世紀的漢語北方話音譯，所以這部書即可以用來研究蒙語語音史，也可以研究漢語語音史，僅憑這一點，就不知道養活了多少碩博士。

白鳥庫吉，日本東洋史學界泰斗，日本東洋史學東京文獻學派創始人，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鮮史、中國神話研究的開拓者。

有的學者認為這部書是朱元璋集團為了知己知彼，蒙語速成的教科書工程，就像我們小時候學英語的時候在單詞旁邊標上漢字一樣，說起來有點不好意思，因為這樣發音總是會被嘲笑的。

又有學者認為這其實是長居中原，已經不會說畏吾蒙古語的蒙古貴族子弟的教科書，反正還是跟我們在單詞旁邊標漢字一樣，勉強就這麼學了——由此我懷疑古人學一門外語，用自己的文字搞音譯是通用的學習方法，文化傳播不難么便捷的時代，有沒有標準國際音標，想要學外語沒有口音真的很難吧。在最需要學習外語的魏晉南北朝，史書中也是這麼玩的，什麼叫「步搖」啦，什麼叫「禿髮」啦，什麼叫「特勒勤之闕」啦，研究這個就成了中古史領域的大學問，非得要鬼才才能碰得。

雖然早在民國時代，陳垣先生就寫過《元秘史譯音用字考》，但是蒙元史並不是十分熱門的學科，復原《蒙古秘史》的難度極大，比較好的研究要到八十年代的亦鄰真先生，對《蒙古秘史》的譯註直到六七十年代，才開始形成研究高潮，雖然在五十年代就有學者重新對其進行翻譯整理——而利用《蒙古秘史》的靈感寫下《射鵰英雄傳》的時間，寫於1957-1959年。

我一直相信金庸先生對前沿的史學研究總是保持著敏感性。《白馬嘯西風》裡面那段驚艷至極的結局：眾人終於打開了高昌國的寶藏，發現竟是將中原送來的儒教禮器像垃圾一般丟在一起，以表示打死對儒術沒有什麼興趣的決心，還有最後金庸先生那句經典的總結：「她就像古高昌國人一樣倔強——這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我偏不喜歡」。

我第二次聽到這個故事竟然是在一個著名教授的唐代外交史講座上，他得出的結論就是，強大如唐帝國，實際上也並不能在文化上完全征服鄰國的小國，這就是唐代的國際社會。歷來研究者往往被中原人自己撰述的正史所迷惑，誤以為中世紀全世界的國家都像對親爸爸一樣對待我們大唐，其實國際政治歷來是相互佔便宜，就像《白馬嘯西風》里引的 半句詩「白首相知猶按劍」一樣，誰會對你真心臣服。

跳脫各種各樣的「中心論」，關注邊疆、關注大人物之外的底層，這是二十世紀新史學的特徵之一，梁啟超所謂的「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將相的家譜」即是這種思潮下的產物。二十四史固然不只是帝王將相的家譜，但是不公平的話卻實說了不少。

《天龍八部》裡面有一段描寫，蕭峰出關路上，看到遼宋兩軍打毫無意義的戰爭，受苦的是普通百姓，宋軍為獻捷，便虜來契丹百姓謊稱是俘虜，蕭峰因此感慨說，為什麼同樣生而為人，你要罵我為遼狗，我要罵你為宋豬。歷史上，游牧民為何南下「侵略」，傳統的說法今天多已經需要重新商榷了，曾經認為是草原氣候變化造成的南下擄掠，也已經被內田吟風很詳實的考證推翻掉。而《天龍八部》中筆觸涉及到宋、遼、金、西夏、大理的故事，我認為就是對去中心化的嘗試，事實上，將這些政權並置奇觀，也是宋史研究的趨勢。

金庸先生在三聯版《金庸作品集》前說：「我初期寫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些進步之故……每一個種族、每一門宗教、每一項職業中都有好人壞人，有壞的皇帝，也有好的皇帝，有很壞的大官，也有真正怠忽百姓的好官。書中漢人、滿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壞人。和尚、道士、喇嘛、書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種各樣的個性和品格。」

和許多從民國走過來的知識分子一樣，永遠對家國、民族、故園懷有熱愛是金庸先生的可愛之處之一。《射鵰英雄傳》是金庸先生較早的作品，開頭那個浙江的小山村，就是金庸故鄉的投射。但是對家國、民族、故園的重新理解又是金庸先生身上最具魅力的特點之一，《碧血劍》中袁承志既沒有親手殺掉勤勉的皇太極，也沒有親手殺死敗局已定崇禎，絕不是因為他軟弱，是因為他開始重新反思成為一個「武林盟主」的意義。「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並不一句可以以此為大旗便可以殺人的口號。

回到金庸最成熟的作品之一，《天龍八部》中蕭峰一直以來的夢想是和阿朱去塞上放牛放馬，那個邊疆象徵的是自由和平靜，英雄熱愛的並不是殺戮。蕭峰最終從雁門關的絕壁跳下，以此換來宋遼之和平。

即使如蕭峰，也不過是金庸宏大歷史框架中的一個人物而已，但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意義，不正是讓大歷史中的小人物，無論在江南還是在塞上，都能保持著自由和尊嚴嗎。

END

本賬號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簽約賬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