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還是不生——中國低生育率的鍋誰來背？

知識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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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計迎春（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鄭真真（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 | 程莉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兩年了，民眾對這一政策的反應和評價如何？通過生育率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數在總量上與「十二五」時期年均出生人數相比有所上升，2017年的二孩出生數量比2016年增加了162萬人，但同時，一孩出生數量比2016年少了249萬人。

生育政策調整明顯推動了二孩出生。但二孩出生的增加幅度遠不及此前所估計的增量，也低於一孩出生的減少量。因此，當務之急不僅僅是對生育政策的調整進行評估，更重要的是對我國長期低生育率背後的社會、經濟機制進行探討。

我們認為最值得關注的焦點之一是女性所面臨的困境和抉擇。

女性同時具有物質生產者和社會再生產者雙重身份——就是既要從事物質生產/有酬勞動，又要從事家務、養育、照料等社會再生產（多為無酬勞動）。而女性的這一雙重身份使得經濟發展、性別平等和生育三者密切關聯。三者關係處理得當，可以形成正向良性反饋機制——性別平等的提高可以推動女性全面、高效地參與勞動力市場，從而促進經濟發展，並有助於維持一定水平的生育率;而對三者關係處理不當，則可能形成負向惡性抑制機制，對經濟發展、性別平等和生育率都產生負面作用。進一步，這個問題處理不好，由於女性同時擔負更多的育兒和養老的社會再生產責任，低生育和老齡化可能也會處於相互制約的困境。

為此，我們提出用融合社會性別和發展的視角來理解中國的低生育率、審視相關政策和措施。

低生育率不是中國的獨特現象

低生育率現象並非中國獨有，20世紀末全球範圍內普遍出現了生育率降低的趨勢。

近幾十年來，很多後工業社會和新興工業社會相繼出現低生育率現象，據統計，2010-2015年全球有83個國家（佔世界人口的46%）的生育率低於2.1的人口可更替水平，預計2050年之前將有51個國家或地區出現人口負增長。生育率下降是21世紀的全球趨勢，不同的是各國下降速度快慢不一。東歐、南歐和東亞一些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的總和生育率就已低於1.3，達到了超低生育率水平。

在高生育率社會中，女性勞動參與率往往與生育率成反比——也就是說女性勞動參與度越高，生育率也越低。但對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研究發現，二者長期存在的負相關關係在1980年代後期出現了逆轉：在女性勞動生產率相對高的國家裡，如北歐社會民主國家，生育率可以接近2.1的可更替水平。在女性勞動參與率相對低於北歐國家的德國，生育率徘徊在1.5上下，而地中海國家女性勞動參與率甚至低於德國，生育率一直在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的泥潭裡。北歐社會以性別平等和高福利聞名於世，德國也是一個老牌的高福利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傳統家庭觀念比較強，勞動力市場和學校系統的設置比較僵化，往往使得全職工作的母親難以有靈活的時間照顧孩子和銜接孩子的日程。相比於德國，地中海國家家庭友好政策有所缺失，家庭安排模式也非常傳統。

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台灣地區的低生育率社會具有一些共同特點：

1、強大的家族主義和父權制的長期存在，家庭內部傳統性別分工的延續，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發展與家庭中的傳統習俗發生交鋒，導致女性面臨較嚴重的工作-家庭衝突;

2、育兒設施相對有限，女性面臨勞動力市場的歧視以及工作時間長、工作時間不靈活等對育兒不友好的工作環境。

3、大城市的住房問題、母親對於孩子在時間、情感、金錢等方面高強度的投入和激烈競爭的教育系統也對婚姻和生育起到了一定的抑制和推遲作用。

市場經濟下公私領域的不同制度設置遵循不同的邏輯，造成了這些制度設置之間的不調和，比如說，市場經濟對於市場勞動的酬勞往往遠高於社會對於社會再生產的補償，對兩種勞動不平等的激勵機制，極大影響了女性個人就業和組建家庭的決定。絕大多數職業女性下班回到家中還要輪值「第二班」——家務和照料子女，而這些都是無償的。這裡不是說男性都不做家務和照料活動，而是女性從事這些活動的時間往往大大高於男性。顯而易見，勞動力市場上的女性面臨較嚴重的工作-家庭衝突，而這種衝突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女性在私人領域的婚姻動機和生育決定，也影響她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和待遇，從而形塑了世界範圍內經濟發達社會普遍存在的低生育現象。而這種公私領域的結構性分離造成的後果給我們設計綜合的公共政策以及從結構、規範層面對政策進行改良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如何理解中國的低生育率

20世紀末，我國完成了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過渡的人口轉變，目前已位於低生育率國家行列，人口變化總體趨勢呈現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的特點。中國的生育水平在20世紀70年代「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才結婚；「稀」指拉長生育間隔，兩胎要間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兩個孩子）政策期間快速下降，總和生育率（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從70年代初的6左右下降到80年代的接近人口更替水平，在90年代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此後進一步下降到2000年的1.5左右，並持續至今。

有關中國生育率下降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生育政策驅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方面。而在生育率下降的相關研究中，社會性別視角嚴重缺位。中國城鄉女性特別是城市女性在20世紀70年代迅速響應國家「晚稀少」的號召，普遍採用避孕節育措施；而在城鄉女性普遍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同時，家庭內部的傳統性別分工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使得女性的育兒負擔與勞動參與產生了嚴重衝突，這可能是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一個核心機制。

改革開放以後，在市場追逐效率和利潤的同時，國有和集體單位進行「減負」，改革開放前前由單位分擔的社會再生產的職能，比如部分的家務、託兒所、幼兒園、養老等逐漸回歸個體家庭，並主要由女性來承擔。這樣就出現了公共領域的物質生產功能和私人領域的社會再生產功能（如家務、養育和照料等）日益分化（想讓妻子再生一個孩子嗎？丈夫請先做家務吧！| 繆斯夫人），職業女性需要同時承擔物質生產職責和社會再生產的大部分職責。而公私領域的日益分離日益影響女性在職場和家庭中的地位和勞動付出，也對女性的生育動機產生深刻影響。

國際低生育率理論也表明，正是性別平等在公私領域的不均衡發展所導致的女性工作-家庭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生育率持續走低的主要原因。

思考和對策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講，既需要育齡女性作為成熟的勞動力充分地發揮她們的勞動生產潛能，也需要其進行未來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即生育。那麼，到底應該如何平衡和協調女性的工作-家庭衝突，從而解決經濟發展、性別平等和生育三者之間的問題呢？

在政策層面，將社會性別和發展視角納入家庭友好的公共政策，將有利於建立有效緩解女性工作-家庭衝突的社會機制。在社會性別和發展的視角下，緩解女性的工作-家庭衝突不僅是女性的責任，更需要政府、社會、企業界和男女兩性的多元主體參與和分擔社會再生產的責任。而且，從意識形態上堅決擯棄傳統儒家父權思想和家族主義思想，是真正實現男女平等、緩解女性工作-家庭衝突的文化基礎。

這裡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尤其要關注到計劃生育二孩的女性很可能要面臨更大的犧牲個人職業發展的風險，或者要接受沒有前景的工作，甚至不得不離開勞動力市場。那麼，在缺少法律保護、普惠的托幼兒機構等制度支撐的情形下，擁有豐富勞動經驗和人力資本的成年女性勞動者被迫回家，或從事遠低於自己資歷的工作，她們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會大打折扣，從而大大削弱我國應對勞動力減少和快速老齡化挑戰的能力。

鑒於目前家庭中的家務、育兒、照護老人的職責主要由女性承擔，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有效緩解女性的工作-家庭衝突的長效機制，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可能會陷入相互影響的惡性循環之中。當未婚女性意識到其未來的家庭角色會影響個人發展時，她們可能推遲或者放棄組建家庭，正如日本目前所面臨的長期低生育和快速老齡化以及經濟增長乏力的多重陷阱。

我們認為，在生育政策調整後，中國社會在努力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同時，必須在不犧牲女性在公共領域已經取得的成就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在考慮女性的個人發展和家庭組建動機的同時，政府和社會應積極鼓勵男性參與家務勞動和性別平等建設（比如從制度上和觀念上鼓勵男性分擔家務、照料、育兒等活動），同時以法律和制度規範企業行為，減少勞動力市場的歧視，鼓勵男女兩性全面、平等地參與家庭生活和物質生產。只有促進公私領域性別平等的同步發展，男女才能相對平等、合作地承擔和參與物質生產和社會再生產。如果男女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和成本都是大致一樣，市場對性別的歧視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這樣就要求公共政策的設計必須是系統的，而不是單一、碎片化、各自為政的，要和公私領域性別平等的協同進步以及倡導性別平等規範齊頭並進。促進公私領域性別平等的同步發展，緩解女性的工作-家庭衝突，將會對維持一定的生育率和經濟發展都有積極貢獻。

參考文獻：

計迎春、鄭真真. (2018).社會性別和發展視角下的中國低生育率. 《中國社會科學》，第8期，143-161.

Ji，Yingchun， Wu，Xiaogang， Sun， Shengwei， & He， Guangye. (2017).Unequal care， unequal work: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SexRoles， 77(11-12)， 765-778.doi:10.1007/s11199-017-0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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