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怎麼誕生的？或許要歸功於科學、哲學先賢們對妖怪的痴迷

科學的任務就是發現大自然的規律。我們都知道，爬行動物是卵生，哺乳動物是胎生；地球繞太陽一圈需要365.25天；電子被質子所吸引，就像狗熊被蜂蜜所吸引一樣。但有些怪事似乎違背了自然規律，比如卵生的哺乳動物鴨嘴獸，兩個腦袋的蛇，以及性別非男非女、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新生兒。這些又是怎麼回事呢？

這些問題讓科學的創立者們深深著迷，他們試圖對各種罕見事物作出解釋，並就此締造了現代科學。實際上，17世紀歐洲幾乎所有偉大的哲學家和科學家，比如笛卡爾、牛頓和培根，都對反常現象痴迷不已。他們如果無法解釋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物，比如日食、朝地球衝來的彗星和獨角鯨的角，所有對大自然的潛在解釋可能業就不復存在了。

數十年來，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執行理事洛琳·達斯頓（Lorraine Daston）致力於研究現代科學的誕生。在研究生院的一個研討班上，她和同學凱瑟琳·帕克（Katharine Park）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17世紀形的一些哲學家（培根、霍布斯、萊布尼茲、洛克）都對怪物非常感興趣。她們的教授不關心這一點，其他同學也不關心，達斯頓和帕克發揮自己的智慧，撰寫了一篇關於怪物的里程碑式學術文章。多年後，她們進一步擴大了這項研究，並在1998年發表了成果：《1150-1750年驚奇與自然的秩序》（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

在科學誕生之初，人們如何看待自然界中那些看似荒謬、奇怪和無法解釋的事情？帶著這個問題，科學雜誌Nautilus採訪了達斯頓。在對話中，達斯頓對幾百年來的歷史信手拈來，從高等文化談到通俗文化，從亞里士多德聊到八卦小報。她對歷史的洞察無疑對今天的科學實踐有著不小的借鑒意義。

以下為採訪實錄（經編輯有刪減）：

幾個世紀前，怪物似乎代表了自然界中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物。早期的哲學家和科學家為什麼對怪物如此著迷？

達斯頓：他們對規律之外的東西感興趣。要知道，16和17世紀是宗教、經濟和思想發生劇變的時代。歐洲被來自遠東和新世界的各種新奇玩意兒所淹沒，例如天堂鳥和犰狳等出乎所有人想像的動物。在宗教方面，怪物被視為天啟的預兆。16和17世紀也是思想解放的時代。1543年，哥白尼出版了他關於太陽系的著作。同年，安德烈·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出版了他的人體解剖學著作。

對於17世紀初的歐洲思想家來說，當時的科學基礎還十分薄弱。一切都在變，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等人意識到，之前兩千年里的那些偉人，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可能是完全錯誤的。培根把怪物和其他不可思議之事作為解放思想的工具，想讓人們擺脫對自然界的臆想。在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中，怪物和其他異常現象被視為例外，他承認其存在，但沒有加以解釋。而培根則化被動為主動，把怪物作為武器，來挑戰在自然哲學和自然歷史中佔主導地位的傳統觀念。

那時候怪物被視作是「嚇人的」東西？

達斯頓：這無疑是其中一種觀念。出生畸形現象很嚇人，比如兩個腦袋的貓和連體的雙胞胎，但也令人興奮好奇。它們似乎是上帝發出的信息，宣告時間的終結，世界的末日。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們被視為奇觀，不是可怕，而是驚奇，代表了大自然的創造力和多樣性。所以，人們的情緒反應可以發生轉變：從害怕變成驚奇，從驚奇變成害怕。在17世紀初的一次佈道中，牧師告誡教眾不要把連體雙胞胎當成奇觀來欣賞，要把這個怪物當成他們應該立即懺悔的可怕預兆來對待。

對怪異現象的解釋與現代科學的誕生有什麼關係？

達斯頓：這些怪異現象被視為挑戰。到17世紀，人們已經知道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是錯的。問題是用什麼來取代，當時有很多互相激烈競爭的理論。怪物和其他不可思議的事情提供了極端的例子。你的自然哲學修訂版是否可以解釋那些東西？這使怪物和奇觀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擁有了比以前更加突出的地位。在大多數時候，科學對大自然的規律性感興趣。這合情合理。為什麼要把時間、精力和才智用來解釋很長時間才會發生一次的事情？但在這一時期，就科學解釋而言，異常現象曾一度佔據舞台中心。

現代科學的創立者們呢，比如伽利略、笛卡爾、牛頓、萊布尼茲？他們對大自然的怪異之處感不感興趣？

達斯頓：笛卡爾認為，如果提出一種關於萬事萬物的新理論，應該能夠解釋那些例外現象。他甚至認為可以解釋中世紀的一個古老傳說，也就是被謀殺者的屍體會在兇手或者兇器跟前再次流出鮮血。萊布尼茲向巴黎皇家科學院遞交了一份報告，說有隻狗可以說話，它可以用法語吠出六個單詞，包括「巧克力」。在17世紀，所有人都對靈異志怪感興趣。

你把前現代科學和現代科學之間的這段過渡時期稱為「奇蹟的偉大時代」。哪些「奇蹟」是科學家發現的？

達斯頓：以天文學為例。1609年，伽利略把望遠鏡對準天空。他發現月亮表面布滿隕石坑。他發現木星有四個月亮，他稱之為「奇蹟」。他發現了金星的相位。他在1610年公布了這些發現，引起巨大轟動。他那本書賣得非常火爆。

所以這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全球貿易所致。

很多不可思議的東西都可以視為商品。在博物館的前身「珍奇屋」里，有各種各樣的新奇玩意兒和怪物。現在的人不會覺得其中一些東西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比如中國古代的紙鈔。但對16世紀晚期的歐洲人來說，接受紙鈔而非金銀的觀念幾乎和接受犰狳一樣犯難。

珍奇屋常常被翻譯成「好奇閣」，但翻譯成「驚奇閣」不是更恰當嗎？

達斯頓：「驚奇屋」可能是最準確的翻譯。

「驚奇」和「好奇」是同一個意思嗎？

達斯頓：不是。這一時期有個特色，驚奇和好奇是綁在一起的。亞里士多德曾說過，驚奇是「哲學的開始」，但其自然哲學的目標是儘快讓驚奇消失。驚奇是你無知甚至膽怯畏懼的表現。以前，「好奇」是一個貶義詞而非褒義詞，意思是插手別人的事務。你插手了你不應該關心的秘密——大自然的秘密，上帝的秘密，君主的秘密。

自古以來，好奇心就被跟惡習而非美德聯繫在一起，形容的是那些喜歡干涉他人事務的人。

當然，關於好奇心的經典警示故事是亞當和夏娃，他們偷食了知善惡樹上的禁果，那成了原罪。

你說的很對。16、17世紀發生的事情令人著迷，好奇心從一種惡習演變為一種美德，它成為大膽無畏的一種形式。「敢於求知」成為自然哲學家引以為傲的座右銘，而驚奇則從無知的象徵變成了對知識的渴求。關於這一點，笛卡爾在其1649年發表的論文《論靈魂的激情》（Passions of the Soul）中做了最清晰的論述。先有驚奇，然後產生好奇，兩者一起發揮作用，驚奇就像點燃好奇引線的火花。接著，好奇心統領我們的智力和所有感官，以探尋引起驚奇的原因。

請跟我說說「珍奇屋」的事情，這些收藏驚奇之物的屋子，人們都在裡面放了些什麼東西？

達斯頓：你該問什麼是他們沒有收藏的？為了配得上「珍奇屋」的名號，收藏的物品必然是不同尋常的。有些可能只是因為來自異國，比如中國的紙幣或是土耳其的尖頭木屐；有些是因為它們源自大自然製造的差錯，比如雙頭蛇；還有些是因為它們屬於藝術珍品，比如在一個櫻桃核上雕刻出千張面孔。人們展示這些驚奇之物的方式旨在突出這一切的混亂性，以及強調多樣性、雜亂性以及豐富性。或許你看過這些落地式展覽的照片，從錫蘭盾牌到拉普蘭人的標本再到懸於天花板的鱷魚，無所不包。

珍奇屋的目標是為了「臣服」你。它們經常被展示給他國大使，以此彰顯收藏者的權勢。今天的博物館跟這些早期的珍奇屋有著很多共同點，它們的目標都是讓我們感到震驚，顛覆我們的日常思維，使我們感嘆「真沒想到還有這種東西！」。而且，它們還要激發我們的好奇心，讓我們想要對一類新的事物進行探究。或許只有在博物館中，驚奇和好奇的組合仍然最大程度地得到了保留。

然而，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這種人造物品和自然異常之物的雜合很是奇怪，自然造物和藝術品之間的區別在如今非常明顯。

這種區別在14、15世紀的時候也很明顯。所以，近代早期發生的事情真的非常有趣。怪物和其他驚奇之物被用作加速新知識理論發展的催化劑，這裡又要提到培根的構想，即這些驚奇之物是大自然在自己身上所做的實驗。如果我們想要發明鋼材回火或布料染色的新方法，我們應該密切關注大自然在正常秩序邊緣進行的這些實驗。然後，我們應該效仿大自然的做法。

大自然應該被視作上帝偉大的藝術作品嗎？

達斯頓：更虔誠的信徒會這樣想，而對16、17世紀的哲學家來說，大自然是會開玩笑的。我們現在稱之為化石的東西（比如蕨類植物在岩石中留下的印記），在17世紀早期可能就會被認為是大自然開的玩笑，「哦，搞什麼鬼！我對在樹木和植物上創造葉子一樣的東西已經感到厭煩了，讓我試試在石頭上做同樣的事。」但是，人們認為上帝是不會開玩笑的。所以，大自然擁有實驗的自由，而這正是自然哲學家所需要的。

如今，我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對自然造物和藝術品進行分類和收藏。畫作和雕塑被歸入藝術博物館，貝殼和毛絨動物則被歸入自然歷史博物館。顯而易見，以前的珍奇屋不會做這樣的區分。

珍奇屋可以說是一種偉大、壯觀的大雜燴。在18世紀中後期，開始有了藝術博物館和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分工，我認為我們能夠以此為標誌宣告「驚奇」時代的終結。

為什麼驚奇不再流行了呢？

達斯頓：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第一批科學學會（包括倫敦皇家學會和巴黎皇家科學院）的歷史，就會發現在它們的頭6年乃至30年，提交上來的報告大多是是關於怪物和驚奇之物。閱讀這些報告，彷彿就是在觀看「信不信由你」展覽（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或是閱讀八卦小報，有時候我甚至懷疑，是不是八卦小報的記者穿越到過去為這些早期科學期刊撰寫了論文。培根認為，如果我們真想發掘出大自然的深層奧秘，我們就必須對這些異常現象進行研究。

但到了18世紀的30、40年代，科學家已經厭倦了異常現象，他們開始覺得是時候回歸到科學的主要事業，即對規律性做出解釋。此外，這些驚奇之物還引起了教會的不安，因為它們是宗教狂熱的對象。那是一個宗教改革和反改革交織的年代，新的教派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新教派的領導者往往把那些驚奇之物指為上帝支持自己的神跡。

你用「自然哲學」來描述那些早期思想家的工作，這個詞語跟「科學」是相同的嗎？

達斯頓：我倒不想扮演一個挑剔的歷史學家，我並不想把自然哲學跟我們今天所知的現代科學等同起來。科研體系直到更晚的19世紀才建立起來，所以那時候人們很難以從事科學研究維持生計。此外，自然哲學家提出的問題往往要比科學家更加宏大。牛頓認為推算萬有引力和上帝本性之間的關係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這對現代科學家來說則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所以，自然哲學可以說是現代科學的先祖，但它們並不完全相同。

我們一直在談論驚奇和驚奇之物，而與敬畏相近的「驚奇」本身也能引發不同的情感體驗，驚奇是否擁有自己的發展歷史？

達斯頓：有的。到了現代，我們把驚奇跟孩童般的姿態以及新奇視覺體驗聯繫在了一起。但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驚奇並無任何幼稚的意味。驚奇很容易演變為驚駭或驚懼，這三者彷彿百慕大的三個邊角，它們之間有著深深的隱秘聯繫。驚奇、驚駭和驚懼都是人們在看到某些非同尋常事物時的反應，這些體驗游移不定，極易相互轉化。

驚奇往往伴隨著敬畏，而敬畏可以將其帶入超自然的境界，乃至於神明的境界；此外，驚奇還跟畏懼糾纏在一起。這種情感體驗並不讓人舒服自在，不是你掌控著驚奇，而是驚奇掌控著你。它會抓住你的衣領，使勁地搖晃你。驚奇也跟畏懼有關，有學問的人面露懼色會讓人感到尷尬，只有無知和不學無術的人才會驚奇。如果你是自然哲學的大學教授，你就會希望展示自己並不畏懼日食或月食，因為你可以解釋它，甚至進行預測。

所以，問題在於什麼是可以被解釋的，而這正是科學的本質。

在18世紀中期，自然哲學家開始拋棄驚奇之物，回歸到探尋規律，看到這些事情發生真的很有趣。這些自然哲學家把驚奇之物從令人驚訝和莫名其妙的東西轉變為他們可以解釋的東西，他們共同努力，把驚奇之物從畸形怪物解釋為非常普通甚至令人噁心的生物，就比如說昆蟲。自然歷史中有一個完整的分支涉及昆蟲的奇觀，它訴說的正是我們把驚奇情感體驗馴化為可被解釋事物的努力。

去了解300年前人們的心態，並克服我們對過去強加偏見的傾向，這是極其困難的，我們很容易把古人當成是無知或沒受過教育的人。讓大家知道古人只是跟我們不同，而不是比今天的我們差勁，這是不是你工作內容的一部分？

達斯頓：你說的非常好。寫就前現代科學史的那些人，他們非常聰明，而且往往勇敢無畏，他們沒有大學或實驗室的任何機構支持，卻以自己的財富、健康乃至生命為代價，竭盡全力去研究這個世界是如何運轉的。

科學革命是偉大的，但一些人認為，在當今這個理性和科學的時代，我們已經失去了一些東西。他們說這個世界已經變得「幻滅」，以至於我們失去了感到驚奇的能力。你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嗎？

達斯頓：我不覺得。這種陰鬱而又悲傷的論調在20世紀初很常見，要讓它們跟科學家在從事研究時表現出的熱情和喜悅達成一致，那是非常困難的。我的意思是，那些人為什麼會願意每周工作80個小時呢？

在《驚奇與自然的秩序》（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一書的後記中，你引用了19世紀末偉大哲學家、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話。他認為，科學將被他所謂的「鋪天蓋地的特異觀察」所更新。此外，他還對降靈說非常著迷，事實上，他曾和幾位科學家研究過降神會，並因此遭到大多數科學家的嘲笑。詹姆斯的觀點有道理嗎？

達斯頓：絕對有道理。他撰文探討過「激進的經驗主義」，那正是人們對驚奇之物的興趣所在。那是出於不想從調查範圍中排除任何東西的慾望，也就是不把一個人的眼光局限在權益方案或正統觀念之上，而是全盤接納世界呈現給我們的樣子。

我認為所有的科學都涉及對異常現象的接納，或許不是在看到驚奇之物後一蹦三尺高，而只是眼睛聚起了光，「哦，這很奇怪，以前沒出現過。」

發現青黴素的故事非常有名，毫無疑問，在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之前肯定也有人在自己的培養皿中看到過黴菌生長，但只有他接納了這種現象的奇特和奇異，並致力於研究它。在科學軼事的歷史中，人們一遍又一遍地講到了這個故事，其重點在於告誡我們注意觀察那些與規範不符的微小偏差，並願意對它們刨根問底。

如今，很多科研對象在不少人眼中可能不像雙頭蛇那樣令人驚奇，但科學家卻對它們保持著敏感。這些科學家就好像是驚奇之物的鑒賞家一樣，就像真正的美食家用精緻的銀盤尋找各種味道的奇妙組合。沒有精緻銀盤的人或許會被一頓相當普通的餐點打發走，而科學家尋求的是那些更加不同尋常和深奧難解的「美味」。

本文作者史蒂夫·保爾森（Steve Paulson）是威斯康星州公共廣播電台節目《據我們所知》（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的執行製片人，他著有《原子和伊甸園：科學與宗教的對話》（Atoms and Eden: Conversations on Religion and Science）一書。

翻譯：于波 何無魚

審校：李莉

編輯：漫倩

來源：Naut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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