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這位「國寶級」傳薪者，將讓中國擁有「二十五史」！
原標題：人大這位「國寶級」傳薪者，將讓中國擁有「二十五史」！
「師者」出品
昨晚（10月31日），《國家記憶》團隊傾力打造的大型專題紀錄片《傳薪者》第三集《半世清史——戴逸》在央視四套中文國際頻道播出！
一共四集的《傳薪者》系列節目以哲學社會科學界德業雙馨專家學者為主角，講述了「敦煌女兒」樊錦詩、「譯界泰斗」許淵沖、「半世清史」戴逸、「詩詞留香」葉嘉瑩這四位學者跌宕起伏的傳奇故事，通過生動感人的故事展現了他們從青絲到華髮，從國內到國外，從新中國建設初期到改革開放至今，在各自的領域建功立業、開拓創新，鑄造傳奇的時代精神。
這集紀錄片的主角，正是已經在人民大學任教治學七十年的戴逸老先生！
他為何能被任命為《清史》工程的總負責人？
3500萬字的鴻篇巨著，
他如何安排編纂工作？
《清史》與傳統史書，
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什麼？
在他的帶領下，
多少清代疑案被破解？
看戴逸老先生如何
傾半生心血成就一部不朽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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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1年，
北京市歷史學會的一次研討活動結束後，
著名歷史學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
就向一位35歲的年輕人
透露了自己受周恩來總理的委託，
正在籌備編纂《清史》的相關事宜。
而這位年輕人，
正是當時被看作史學界內前途無量的青年學者
——戴逸。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客觀原因，
編纂《清史》的工作卻一直沒有啟動。
四十年後，
《清史》編纂的重任再次落在戴逸的肩頭。
這位滿頭白髮的掌舵人，
在很多人早以退休的年紀重新起航。
「一個人，一輩子，一部書。」
老先生的一生
說簡單，又波瀾壯闊，
三起三落修清史；
說複雜，又質樸純粹，
除史之外再無其他。
戴逸先生畢力於清史，
「可說是寢於斯，食於斯，
學於斯，行於斯。
清史是我的
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託，生命之安宅。」
「我說我就像幹將、莫邪，煉寶劍煉不成，我跳到火爐里去，也要煉成。」
立志於斯，遂孜孜求學
從戴秉衡到戴逸
少年戴逸（右）
鐵琴銅劍樓，
是清末中國四大私人藏書樓之首，
由於戴逸的父親與樓主人瞿啟甲是好友，
年幼的他常有機會來此博覽群書。
這裡珍藏著他美好的童年回憶。
那時，他還有著一個充滿江南書香味道的名字
——戴秉衡。
「
我買過一部殘缺的《昭明文選》，
之後依照著借來的善本，
我一字一句地抄寫補齊裝訂。
就這樣，日積月累，
到高中時，
我便有了屬於自己的小小的藏書室。
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時，
獨處小樓之上，
青燈黃卷，咿唔諷誦，
手握彤管，朱藍粲然。
」
1946年，出於對歷史研究的熱愛，戴逸義無反顧地從已經讀了兩年的上海交通大學鐵道管理系退學，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北大濃厚的學習氛圍和雄厚的師資力量，讓戴逸立下了畢生研究歷史的志向。
可當時，國民黨政權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年輕的戴逸受到馬列主義思潮的影響，成為了一個進步青年，尋找著救國的方法。
然而他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單並全國通緝。危急時刻，胡適的一封信救了戴逸。1948年，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戴逸遠奔解放區，在華北大學學習中共黨史和革命史，並最終留校任教。期間在滄州，他與解放區的同志接上了頭。填寫表格時，接待人讓他改個名字。
自此，世界上少了一個青澀書生「戴秉衡」，多了一個革命青年——「戴逸」。這個名字也從此開始伴隨他度過此後的時光。
「原來叫戴秉衡，因為怕連累家人。他們要求改個名字，改個什麼名字呢？改了『逃逸』的『逸』。」
年輕有為，鑄學識才德
投身近代史研究
在北京東四大街與平安大街的交叉路口，
坐落著一片陳舊而奢華的宅邸，
這就是俗稱「鐵一號」的鐵獅子衚衕大院。
清初，這裡是康熙帝九子允禟的居所。
民國時期，段祺瑞執政府坐鎮其間。
解放後，此地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區。
在這裡，戴逸潛心耕耘，
從一個年輕歷史學者，
成長為清史研究領域的卓越專家。
1950年10月3日，
以華北大學為基礎合併組建的
中國人民大學正式開學，
成為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
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黨史
都是人民大學最早的專業課，
而戴逸當時負責的就是講授黨史。
青年戴逸（右）
1951年，年僅25歲的戴逸，
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史學著作
——《中國抗戰史演義》。
緊接著，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
不到而立之年的戴逸又被評為
全國第一批副教授。
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決定增設
中國近代史學科。
戴逸回憶道，
「
我們中國歷史界有個毛病，
就是厚古薄今，
老師們喜歡講春秋戰國，
好像到漢代以後就沒什麼可講的了。
當時幾乎沒有老師做近代史研究，
學校就把我調過去補空缺。
」
1958年，戴逸將兩年來的教學經驗和潛心研究的成果進行總結，並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分析工具，為中國近代史的脈絡尋找出一條整體邏輯，撰寫完成了《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得到了范文瀾、翦伯贊、尚鉞、吳晗等史學前輩的好評。
此外，他還編寫及參與創作了《簡明清史》《清代人物傳稿》《清通鑒》等專著，使人們對清朝歷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但是，編纂一套完整《清史》的夢想始終縈繞在他心中，從未散去。
「我就怕我身體頂不住，我已經92歲了。」
為修清史，而立至耄耋
畢生求索為清史
修史，自古就是一項浩大的工程。
易代修史，是我國獨有的史學傳統。
清代修《明史》，前後共歷時94年。
民國時期，清史館編修了《清史稿》，
歷時14年，卻尚不成書，僅為書稿。
二十四史之後，
我國一直沒有一部完整、權威的《清史》。
「
清朝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對當今中國的影響最為密切，
我們要了解現在的中國問題，
必須徹底了解清朝的統治。
」
戴逸奔走呼籲的，
正是要在《清史稿》的基礎上，
新修一部能夠列入正史的「第二十五史」。
2002年8月，
中國啟動了新世紀標誌性的文化工程
——《清史》纂修。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
最大的一項國家級文化工程。
素有「清史研究第一人」之稱的戴逸，
被任命為這項工程的總負責人。
領銜清史纂修，戴逸要面對的是上千人的專家學者和浩如煙海的史料。
面對著這份重任，戴逸興奮之餘又有著一份冷靜。他清楚地知道，記載在史書中的每一個字都將流傳萬代，哪怕一個極小的錯誤，都會在後世被反覆提及。為此戴逸煞費苦心，分別在上海、北京、廣州、瀋陽、台北，先後多次集中全國優秀人才，組織研究討論。
那麼，接下來編纂工作該如何入手？全書的結構該如何劃分？應該設置哪些分支的部門？
每個部門的職能又是怎樣？他為此朝思夕計，一幅幅藍圖逐漸在他的腦海中成型。
纂修規劃共分兩大部分，其一為主體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內容，分為通紀、典志、傳記、史表、圖錄等五部分，約百卷，達3000餘萬字；其二為基礎、輔助工程，包括文獻、檔案、編譯、出版等工作，目前已經完成幾十億字，其中《清代詩文集彙編(全800冊)》篇幅計約4億字。
「我希望未來人們想詳細了解清史，就來看我們編的這部書。」
治史七十載，涓水匯洪流
戴逸先生在《我的學術生涯》一文中寫到：
「
我的治學，
沿著『逆向回溯』的路徑進行，
即由近及遠，由今至古。
最初我從黨史和革命史的研究開始，
稍後研究中國近代史，
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
」
但最終，他將此生都寄託於清史研究。
秉筆直書，懸之國門。
這是戴逸畢生的願望。
如今《清史》工程已進入尾聲，
中國的「二十四史」即將正式變為「二十五史」。
中華民族能夠幾千年巍然屹立、薪火相傳，
與民族對歷史的重視密不可分。
作為一名修史者，
戴逸則用著他一生的時間，
踐行著國家賦予他的重任。
「我在人民大學接受了教育，
工作在這裡，成長在這裡。
吳老的言傳身教對我影響很大，
他是我心中的旗幟。」
2013年12月17日，
戴逸榮膺第二屆
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在深情追憶老校長吳玉章先生時如是說。
「勤、苦、樂、迷」，
戴逸曾以四字向青年學生總結學術道路。
「中國的發展不但要依靠自然科學，
還要依靠人文社會科學
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方向、道路
提供科學的建議，
提升國家軟實力，
讓中國由一個大國
成為硬實力、軟實力都充分發展的強國。」
圖文：CCTV國家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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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欣欣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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