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棟材：《傳習錄》與錢德洪

在錢德洪受業於王陽明之前，陽明學發展過程中的幾個歷史節點。

正德三年（1508），王陽明「龍場悟道」；

四年，始論知行合一；

八年，門人從游始眾；

十二年，徐愛病逝；

十三年，薛侃刻行《傳習錄》；

十四年，錢德洪偶讀初刻本《傳習錄》，不相契合；

十五年，王艮歸服陽明門下；

十六年，陽明始倡良知學說，錢德洪率眾師事。

可知，從偶讀《傳習錄》的不相契合，到率領眾人師事陽明，其間的態度轉變十分明顯。就德洪本人而言，這種轉變為何會發生，需要給出儘可能合理的推論。畢竟，當初讀到《傳習錄》時，思想中所產生的不適，在德洪書面的言語中似乎並沒有什麼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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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錢德洪當初所讀到的《傳習錄》，只是由徐愛、陸澄和薛侃三人所錄，而且以徐愛的輯錄為主，主要反映陽明學初創時期的思想形態。換句話說，作為陽明學宗旨的良知之教，在初刻本的《傳習錄》中，主要還處於孕育狀態，表現得很不明顯。因此對習慣於朱子學話語的那些儒生們來說，碰到這些表面上相似、實質上卻不同於朱子的說法，當然會感到不適和懷疑。

另一方面，王陽明是在《傳習錄》刻行後的第二年，才真正開始倡發良知學說的；也就是說，陽明自己似乎也感到有這個必要，所以他在審視《傳習錄》後，特別著意闡發其良知學說，以公諸於學界。可能正是在這一情況之下，錢德洪從此推服陽明的學問，產生師事的願望。

錢德洪這個願望，在陽明《年譜》以及他本人的《行狀》《墓志銘》中，都有所反映。據《年譜》正德十六年九月條記載，德洪聽說陽明先生在江西講學，就已經很想拜他為師，然而家鄉的同志們對此卻很狐疑，但錢德洪卻深信不疑，並且力排眾議，親自率眾受業於陽明。而《行狀》和《墓志銘》的記述卻很一致，也很簡要：陽明平定朱宸濠的叛亂回到餘姚之時，德洪才定決意師事陽明。這前後兩種說法，雖然沒有什麼大不同之處，但其中又有一些微妙的地方，應該細心體味。

由於陽明《年譜》是錢德洪所編定，因此其中談到他和陽明交往的活動，往往被描繪得具體而生動。就以上述事件來說，陽明《年譜》告訴我們，德洪歸服陽明的心愿由來已久，而且十分果決。與之相比較，《行狀》和《墓志銘》的說法卻顯得極為簡單，其中還折射出德洪在拜師的問題上產生過思想鬥爭的意味。這前後的說法一經比照，便可以看出當中的「蹊蹺」。那就是後者比前者的客觀性更強，而前者比後者更能體現敘述者自身的情感內容。這是從不同角度記述同一歷史事件的一般情形，沒有多少值得奇怪之處。倒是有一點不能遺漏，即不能忽視在上述轉變過程中，德洪自身的反思作用。

宋明理學家一貫強調在學問道路上反思的重要性。這裡還以朱熹為例，他就曾明確主張，學者要半日讀書，半日靜坐。這是他親身的實踐，並非只是口頭文章。理學家們也基本都是這樣做的。這裡所說的「靜坐」，大體從事的就是反思、反省的工作。孔夫子說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宋代儒者程頤也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也就是說，在問學求道的過程中，學和思、涵養和致知，兩者均不可偏廢，要同時兼舉。這裡表現的其實就是儒家對為學工夫的要求，以上所說的「思」和「涵養」，便屬於反思、反省的範疇。它偏向於主體內在，因而也可以統稱為「向內的工夫」或「內在工夫」，也可以視之為儒家講的「內聖」。

錢德洪從小便浸染於宋明儒學的成長環境之中，故他對儒家的這套工夫，不可能陌生。由此可以想像，讀罷《傳習錄》之後，他也會像往常讀完《論語》或《近思錄》那樣，反覆涵詠、靜默反思。說不定，通過自己的體認和省悟，他不久便發現這個《傳習錄》，已經頗能合他的心意。這和當初陽明在龍場的悟道，性質上沒什麼兩樣。要知道，宋明儒學在其創發伊始，就有這樣的傳統。而對於宋明儒學來說，這種傳統除了儒家自身的因素以外，還有賴於對佛教思想的吸收。

摘自「大家精要」之《錢德洪》

《錢德洪》從瑞雲樓的故事說起，把王陽明和錢德洪的師徒關係看作是冥冥中註定的事情。錢德洪一生服膺陽明，對傳播、發展陽明學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陽明學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上更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一生思想有多次變化，最終在陽明後學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性格和學說風貌，使其思想成為陽明後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簡介

胡棟材，江西鄱陽人。畢業於武漢大學，哲學博士，現為中南大學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儒學和比較哲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公開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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