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薦書073 | 李憑《北朝論稿》

原標題：新史學薦書073 | 李憑《北朝論稿》

書名：北朝論稿

叢書：中華學人叢書

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10月

李憑 著

ISBN：978-7-303-23618-3

定價：75元

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程中，有許多像拓跋部那樣的部落、部族和民族陸續地參加進入。它們之中，有些已經消失了，有些至今還存在。消失者並非滅亡了，而是融化在中華民族之中了，他們的後裔也許就在我們的周圍；如今依舊存在者，其實也不再是最初的形態了。中華民族就是由如此眾多的部落、部族和民族相繼凝聚而成的。正因為如此，中華民族才生生不息，不斷強大。所以，豹窺一斑，通過拓跋部這樣一個典型例證，就可以探索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為什麼能夠毫不中斷的原因。

——李憑

關於本書

本書收入作者近年的北朝研究論著，依長時段的觀念考察歷史，關注中華上古以降之文化對於北朝的影響，北朝文化對於中華中古以降之文化的影響，還試圖以正名的方法表述北朝的時代關係，同時兼及北朝歷史的局部考證，涉及當時的政治人物與權力糾葛。作者考證精善，擅長以小見大，無疑將推動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深化與細化。

關於作者

李憑，江蘇江陰人，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北京圖書館書目文獻出版社社長、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研究室主任。後接受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資助,在漢城國立大學作學術訪問。歸國後陸續就任浙江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澳門大學教授，應聘為澳門科技大學客座教授，歷任三屆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退休後當選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榮譽會長、澳門歷史教育學會副會長。著有《北魏平城時代》《東方傳統》《北朝研究存稿》等。

目錄

代序 :隨遇而安因時求宜 ——答肖時花編輯訪問

上編

黃帝歷史形象的塑造 ———從司馬遷到魏收的歷史貢獻

前言

一、中華正史第一本紀

二、虛實之間歷史形象

三、封建帝王理想樣板

四、北朝各族共同祖先

結語

《北史》中的宗族與北朝歷史系統 ———兼論中華文明長存不衰的歷史原因

一、在北朝歷史系統下深化認識

二、塵埃落定方能顯示統一軌跡

三、門閥士族雖敗 ,宗族組織猶存

四、顛沛中頑強發展的宗族例證

五、凸顯宗族是《北史》獨到的價值

南朝北朝與南北朝 ———兼論中國古代史學科術語的時空界定問題

一、南朝

二、北朝

三、南北朝

下編

北魏明元帝兩皇后之死與保太后得勢

一、附於《皇后列傳》的保母

二、儲君與生母隔離自杜氏始

三、姚氏鑄金人不成

四、死於同年的杜氏與姚氏

五、保太后竇氏干預朝政

北魏太和之初的雙簧專制

一、二聖欽明

二、因緣見幸

三、親任轉重

四、勢傾都鄙

五、雙簧專制

遷都策與分化術 ———兼論襄助北魏孝文帝遷都的三位關鍵人物

一、三方面的關鍵人物

二、遷都事業的襄助者

三、借遷都以分化舊人

北魏孝文昭皇后高氏夢跡考實

一、為日所逐

二、太后稱奇

三、遭賊暴薨

北魏宣武帝朝三後之爭

一、孝文帝遺詔除馮氏

二、諸王專恣意不可測

三、所謂寬容性不妒忌

四、禮敬尚隆心存殺機

五、宮禁事秘莫能知悉

六、一身之死何緣畏懼

七、母以子貴奈我如何

八、歷史重演結局不同

於什門事件與魏燕之爭

一、撫納諸部獨排北魏

二、違義致忿錯失契機

三、久拘使臣不解僵局

四、強敵壓境更圖所適五、不乏教訓值得借鑒

北魏平城郭城南緣的定位與相關交通問題

一、楊眾度墓磚與并州大道

二、蓋天保墓磚與定州大道

英文摘要

代跋 :第十一屆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開幕詞

後記

李憑：歷朝統治者高擎「黃帝」大旗為哪般？

黃帝

黃帝的形象,在脫離傳說境界以後是向著神仙偶像與歷史人物兩個方向發展的,而黃帝神仙偶像的出現遠早於黃帝歷史人物形象的形成。司馬遷編撰紀傳體中國通史《史記》,建立起上古歷史的系統,並以黃帝為該書首篇本紀的第一人,從而劃清了歷史人物與傳說人物的界限。為了現實的需要,司馬遷採集眾多與黃帝相關的文獻和傳說資料,努力排除方士對黃帝的神仙化宣揚,使黃帝升華成介於虛實之間的人物,被尊崇為封建帝王的理想樣板,被供奉為華夏的始祖,這才將黃帝的歷史形象塑造成型。

然而,司馬遷的做法引起諸多學者質疑乃至否定,而且愈往後世批判者愈多。司馬遷筆下的黃帝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他以黃帝為《史記》第一人的做法是否妥當,對此或許還將爭論下去。不過應該看到,司馬遷塑造的黃帝形象,雖然與上古黃帝的真相不盡相合,因而不乏缺憾之處,但卻符合漢武帝時代的現實需要。

從高祖創業到武帝集大成,西漢王朝在政治上經歷了建立政權、鞏固政權和建設政權的三大發展階段;在軍事上,王師北定匈奴,南安諸越,拓展出恢宏的版圖,構建起龐大的帝國;在意識形態方面,詔令罷黜百家,確立了獨尊儒術的思想體系。面對如此迅猛發展的形勢,西漢王朝迫切需要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以利於鞏固劉氏家天下的專制統治,以利於完善漢族為主體的大一統局面。與漢武帝同處一個時代的司馬遷,將黃帝加以世俗化、個體化、楷模化和祖宗化的塑造,為專制集權的封建制度樹立起膜拜的對象,為華夏各族擎起集合的旗幟,在客觀上順應了歷史的需要。

漢武帝之後,劉氏兩漢王朝維持二百餘年。東漢末年,在黃巾起義及軍閥混戰的轟擊下,以漢族為主體的封建中央集權統治大堤崩潰了。此後,華夏大地經歷了分裂割據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動蕩不安的局面和連綿不斷的戰爭,如同洶湧澎湃的波濤,刷洗了作為華夏文明發祥地的中原大地,標誌華夏傳統的黃帝歷史人物形象似乎可以擯棄了。然而實際並非如此,物質文明雖遭破壞,精神文明卻依舊長存。

大規模的動亂與戰爭引起頻繁的民族遷徒,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社會特徵。大量華夏民眾從中原奔向周邊,華夏傳統文化也隨而播撒到當時視為偏僻之地的遼西、漠南、雁北、河西、西蜀、江南等地。與華夏民眾遷徙的方向相反,匈奴以及胡、羯、鮮卑、氐、羌、烏桓等部族不斷湧向中原,在洛陽與長安之間散布,並帶來了異彩紛呈的文化。民族遷徙難免引發紛爭,但也加深了民族交往,加速了文化交流。經過十六國割據與北魏統治,民族遷徙運動逐漸停滯,民族融合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於是,從中原播撒到周邊的華夏傳統文化,經過一番曲折的途徑之後陸續從各地匯攏起來,又在中原洛陽撞擊到一起,形成為民族文化大融匯的高潮。

不過應當認識到,這場文化融匯的主體雖然是華夏文化,但此時的華夏文化已不同於秦漢傳統的華夏文化。這是因為,當年播撒到周邊地區的華夏文化,都已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所在地區的各部族的文化,含有濃郁的異族氣息。由於種種文化熔於一爐,傳統的華夏文明升華了,不但內容豐富,而且精神清新。所以,經過升華的文明,雖然依舊以華夏傳統為主幹,但是能夠被北朝各部族普遍地接受。於是,文化的融匯反過來又推動民族的融合,而此時的民族融合,不僅是廣泛的,而且是深層次的。*

孝文帝出行圖

這樣的歷史動向被北魏孝文帝敏銳地感悟到了,他適時地發動姓氏改革運動,通過姓氏的全面漢化達到令北朝各族承認同宗共祖的目的。其效果,恰如顧頡剛形象地比喻的那樣:

我們的古史里藏著許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種族的偶像。所謂華夏民族究竟從哪裡來,它和許多鄰境的小民族有無統屬的關係,此問題須待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的努力,非現有的材料所可討論。……但各民族間的種族觀念是向來極深的,只有黃河下流的民族喚作華夏,其餘的都喚作蠻夷。疆域的統一雖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間的惡感,使其能安居於一國之中,則武力便無所施其技。於是有幾個聰明人起來,把祖先和神靈的「橫的系統」改成了「縱的系統」,把甲國的祖算作了乙國的祖的父親,又把丙國的神算作了甲國的祖的父親。他們起來喊道:「咱們都是黃帝的子孫,分散得遠了,所以情誼疏了,風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為一國,咱們應當化除畛域的成見!」這是謊話,卻很可以匡濟時艱,使各民族間發生了同氣連枝的信仰。……借了這種帝王系統的謊話來收拾人心,號召統一,確是一種極有力的政治作用。*

孝文帝正是顧頡剛所說的聰明人,他為了使各民族間發生「同氣連枝的信仰」而進行姓氏改革;他的姓氏改革能夠成功,就是因為高擎黃帝這面旗幟。

孝文帝之前的鮮卑部慕容廆、氐族苻洪、羌人姚弋仲等是聰明人,孝文帝之後的北齊史家魏收也是聰明人。魏收縱觀北朝巨大民族融合潮流,總結孝文帝姓氏改革成就,將以北魏與東魏為主要內容的《魏書》撰述成為拓跋氏的通史。他又在《官氏志》中創建《姓氏志》,以梳理拓跋氏統領下各部落的漢化姓氏,還在《序紀》之中將黃帝尊奉為拓跋氏初祖的祖先。魏收的做法顯然過於大膽,作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黃帝,既與上古黃帝的真相存在很大的差別,又遠不同於司馬遷筆下的歷史形象。然而,也正是在灌注蠻族的新鮮血液之後,黃帝的歷史形象被推廣成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形象,在客觀上順應了新的歷史發展形勢。

孕育拓跋文明的搖籃——嘎仙洞

司馬遷撰寫《史記》,將黃帝的形象塑造成型;魏收撰寫《魏書》,將黃帝的形象弘揚推廣,這正是兩位史家的歷史貢獻。不過,當黃帝被推廣成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形象以後,就跳出了歷史人物形象的框架,而被放大成為人文初祖的形象。至此,歷史學家的歷史使命基本完成,他們將黃帝的人文初祖形象交給了社會。此後,黃帝形象的弘揚,就更加與當時社會的形勢密切關聯,也都在客觀上順應著更新的歷史發展趨勢。

魏收之後歷代都不斷有聰明人出現,持續地從事弘揚黃帝形象的事業。不過,他們弘揚黃帝形象的方式,並不僅僅限於撰述正史了。在這裡,值得提出來的是唐代文人李陽冰,他曾經為在長江以南弘揚黃帝形象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李陽冰於唐肅宗乾元年間(758—760年)出任地處東南偏隅的江南道括州縉雲縣縣令。縉雲縣並非傳統縣邑,系武則天萬歲登封元年(696年)劃麗水、永康兩縣之地而建置。*該縣因郊外有縉雲山而得名,而縉雲山之出名乃因遺有所謂黃帝肇跡之處。*唐朝中期,地方政府在縉雲山上修建黃帝祠宇,這是為了響應朝廷的號召。《舊唐書》卷9《玄宗紀下》天寶七載條下記載:

五月壬午,上御興慶宮,受冊徽號,大赦天下。……三皇以前帝王,京城置廟,以時致祭。其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在各置一廟。*

縉雲縣建造黃帝祠宇的理由,是相傳縉雲山為黃帝煉丹處,這正符合所謂「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的規定。然而,按照司馬遷撰寫的《黃帝本紀》對照,黃帝到過縉雲的說法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不過,李陽冰卻認可這樣的說法,所以他以小篆書寫了「黃帝祠宇」,並刻石立碑以為紀念。*

李陽冰是唐朝文學藝術巨匠,他的小篆號稱為李斯之後第一。李陽冰為黃帝祠宇書碑立石的舉動或許只是文人雅興的抒發,然而其意義卻超出了時代的限制。因為,由此可以豹窺一斑地發現,黃帝的人文初祖形象已經從原屬北朝統治的黃河流域推廣到大江以南,而且穩固地紮下根柢。這就向世人昭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即發源於西北的華夏文明至遲在大唐盛世期間已經浸潤到東南的僻壤。

《李陽冰三墳記》

斯人雖去,書法永在,迄今尚存的這塊碑石便成為唐朝曾經在江南建造黃帝祠宇的有力證據。當年的黃帝祠宇,在當地是否產生過轟動的效應,已經不得而知。但是,它的遺迹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這卻是不爭的事實。如今,祭奠黃帝的場所,首為陝西黃陵,次為浙江縉雲,形成所謂北陵南祠的格局。縉雲黃帝祠宇能夠被置於如此高度,李陽冰以書法為之弘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至於這座黃帝祠宇後來被道教利用的情況,則又自當別論了。

唐朝之後,弘揚黃帝的運動方興未艾,為此而努力者層出不窮。被孫隆基先生提及的「奉黃帝為華夏畛域之奠立者」的王夫之和「將黃帝轉化為民族始祖」的「清季的漢民族主義分子」,也都是顧頡剛所說的「聰明人」,他們的歷史貢獻同樣不容忽視。

由於眾多「聰明人」的努力,經過漫長時代的社會宣傳,黃帝的人文初祖形象從原屬北朝統治的黃河流域推廣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在寬廣的中華大地播撒開來,遂而普遍地深入人心。所以,進入近現代的中華民族,依舊需要黃帝這面旗幟。眾所周知,為了推翻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同盟會高擎起象徵民族復興的黃帝旗幟;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國共兩黨都曾以祭奠黃陵的方式倡導萬眾一心的團結,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強寇。

經過史家的精心塑造和社會的長期弘揚,黃帝已經成為海內外公認的中華民族人文初祖,成為廣泛團結世界華人的旗幟。如今的黃帝形象更加遠離上古時代,但是依舊適應中華民族發展的需要: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則。

本文選自《北朝論稿·黃帝歷史形象的塑造——從司馬遷到魏收的歷史貢獻》，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標題為新史學編輯部所加。

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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