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8年後，中東地區發生了哪些變化？

在2011年，從突尼西亞到開羅，數以百萬的阿拉伯公民走上街頭，多場人民起義立志要推翻獨裁統治並推行民主改革。陳腐的中東曾經一度顯露出頹勢，一個更好的全新的中東看似將要取代她，但是這個幻想很快就破滅了。

2011年1月，一名突尼西亞婦女參加了突尼西亞示威者和安全部隊之間的衝突。

一些國家在重壓下變得支離破碎，並爆發內戰；其他國家則想辦法矇混過關，並很快回到了起義前的國家狀態。七年過去了，曾經那些旨在使中東政治有一個根本性轉變的希望看起來已經完全變了味兒。

雖然並不符合人們的期待，但是這些起義確實創造了一個新的阿拉伯秩序。阿拉伯起義並沒有開創一個成功的阿拉伯民主政治，但他們確實重塑了地區關係。

曾經的阿拉伯大國——埃及、伊拉克和敘利亞——現在已經成了空有其表的殼子。富有卻極度保守的海灣國家——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酋——正在日益壯大。大量湧現的脆弱的阿拉伯國家給了其他國家新的干預和競爭的機會，也提供了培育新勢力的機會。地區變動不再被大國之間明面上的結盟和衝突主導了。權利的分配現在靠的是影響力的傳播和代理人戰爭。

今天，在幾乎每一個阿拉伯國家，外交政策都是由可預見的威脅和機會兩部分推動形成的。因為擔心國內起義再次爆發、害怕伊朗勢力和被美國拋棄，中東國家極力要從脆弱的其他國家以及國際混亂中牟利。

而這又將地區勢力推到了毀滅性的地區代理戰爭中，同時將混亂的種子散播到整個阿拉伯地區。因此，希望在該地區平衡各方勢力註定是海市蜃樓，因為中東新秩序就是中東混亂的基礎。

新的秩序

今天的中東地區充斥著各種各樣的絕望。敘利亞戰爭已經成為了歷史上最大的人類災難之一，至少50萬的平民被殺，超過1000萬人口被迫轉移；伊拉克雖然在對抗「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戰爭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住在解放區的人們卻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內戰使葉門爆發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霍亂疫情，也使840萬人民忍飢挨餓；利比亞則仍然保持著災難性的潰敗狀態。

「伊斯蘭」組織士兵

即使那些沒有崩潰的國家也在苟延殘喘。埃及仍受到2013年軍事政變的後續影響，軍事政變壓迫了政治進步、阻礙了旅遊業的發展、民眾不滿而上街遊行。巴林在2011年血腥的宗教鎮壓後持續動蕩，目前除了鎮壓反對派沒有其它解決方法。

相對成功的國家，比如約旦、摩洛哥和突尼西亞，正在忙著和重大的經濟問題、不滿的年輕人和不穩定的鄰國做對抗。幾乎在每一個國家，7年前使其爆發民眾起義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在今天都變得更嚴重了。

但是，這個地區卻從不缺少更多的混亂。美國撤回伊核協議的行為重新開啟了美國或以色列軍事打擊造成戰爭的可能性；由沙特和阿聯酋主導的對卡達的制裁分裂了海合會——這個阿拉伯最成功的國家組織；在敘利亞，即使針對阿薩德政府的軍事行動已經漸漸取消了，以色列越來越頻繁的空襲、土耳其的跨境管理和伊朗根深蒂固的影響也正在將內戰推向一個新的方向。

葉門戰爭陷入了難以解決的僵局，胡塞武裝向沙特發射了導彈，沙特的空襲導致大範圍的平民死亡，而阿聯酋則在非洲之角建立海軍基地，幫助沙特進行封鎖，也為了加強其在葉門南部的影響。與此同時，屢次爆發的加沙暴力事件和巴以兩國解決方案的死局預示著巴勒斯坦領土歸還問題重新成為國際焦點。

廢墟上的葉門兒童

在這一切的混亂中，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和其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了軸心，包括埃及、以色列、沙特和阿聯酋。但這一試圖恢復2011年之前中東秩序的舉措實際上搖搖欲墜。

當今的中東地區，大量的失敗國家、無法解決危機的治理和貫穿各領域的競爭削弱了每一個權力。當國家試圖掌控自己在國內國外的影響力時，他們只會感到更加不安。特朗普政府決定加倍支持獨裁政府，而忽視了在恢復舊秩序道路上的障礙——深刻的結構變化。這一變化既不會鞏固美國的利益，更不會使其增加。

變化的平衡

中東的跨界政治並沒有什麼變化，但該地區的結構和動態已與以前大不相同。1950年代和1960年代被學者馬爾科姆·克爾（Malcolm Kerr）稱為「阿拉伯冷戰」。在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總統的領導下，埃及與西方支持的政權和沙烏地阿拉伯的保守勢力發生衝突，範圍從葉門的直接軍事干預到約旦、黎巴嫩和敘利亞國內政治的代理人利益爭奪。

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總統

與此同時，泛阿拉伯主義——希望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的思想——確立了該地區領導人們在反殖民主義、阿拉伯統一和對抗以色列三個層面上合作與競爭的基礎。

中東歷史的傳統觀點認為20世紀70年代是這些跨界意識形態戰爭的終結。隨著納塞爾的去世和大量石油的發掘，國家變得更關心政權的生存，而不是意識形態。在此期間，國家建立了強大的國家安全部門，阻止了國內起義。

隨著國家內部安全的加強，外國干預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不幸的是，黎巴嫩是這條規則的例外，1975年至1990年的黎巴嫩內戰成為代理人衝突的主要舞台。）甚至1979年的伊朗革命，即使民眾受到了美國支持的獨裁者被成功推翻的激勵，卻也沒有重現同樣的代理人戰爭。相反，阿拉伯政府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並加倍鎮壓國內的伊斯蘭主義挑戰者。

然而，在2011年民主改革爆發前，強硬國家的時代就已經漸漸消退了。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開始給中東秩序帶來根本性的挑戰。新的國際經濟形勢促使各國削減社會福利和公共就業。阿拉伯大國要面對貧困人口的增長和基礎設施的衰敗。即使是富有的石油國家也發現自己受到了全球經濟形勢的擺布，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油價波動。

同時，衛星電視、智能手機、社交媒體和其他新技術削弱了曾經壟斷信息和觀點表達的政府。2001年全球反恐戰爭之後，美國佔領伊拉克引發的敵意和巴以和平進程的崩潰破壞了區域合作的基礎。到2010年時，阿拉伯世界已經沒有能力限制伊朗、扼殺民主變革了。

2011年的阿拉伯起義並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而是地區結構變化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人民對國家經濟和政治不自由的不滿至少持續了十年。該地區的政治空間已通過衛星電視、互聯網及其他跨國網路統一起來，致使抗議活動迅速蔓延，從突尼西亞到埃及，然後橫跨整個阿拉伯地區。這些同時發生的暴動揭露了關於阿拉伯國家的內部力量情況：有一些馬上適應了，有的勉強通過了，剩下的則都崩潰了。

雖然起義對國內政治的影響是明顯的，觀察者卻很少關注起義如何從根本上重新平衡地區勢力。傳統勢力，如埃及和敘利亞，被國內衝突所吞噬，使其無法向海外貢獻力量。

另一方面，富裕的海灣國家幾乎完全適應該地區的新結構。金錢、媒體帝國與在跨國網路中穩健的核心地位——如穆斯林兄弟會（卡達）或國際商業（阿聯酋）——允許他們發展軟實力。儘管它們的規模很小，但這些國家高額僱傭僱傭軍，打造了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軍隊。這使他們可以比其他阿拉伯國家更具優勢地在利比亞和葉門發展硬實力。

最重要的是，這些政府幾乎完全控制他們的人口，這意味著他們可以排除外界的干擾，這是那些小國、窮國和集權力度小的國家所不能的。即使他們面對彼此時也是這樣。沙特和阿聯酋通過斷交、散播謠言，實行經濟貿易禁運等措施對卡達進行的長達一年的制裁失敗了，主要是因為卡達的財力和對國內局勢的掌控能力。

代理權

在這個新的區域秩序中，權力以不同的方式運作著。阿拉伯政壇全部發生暴動的強烈經歷使各國把該地區的每一件事都視為一個勢力的上升或是潛在威脅：任何國家都不能承受退出的代價。無論是出於自身權力擴張的願望，還是出於防止對手這麼做的目的，幾乎每個政權都發現自己捲入了內戰和其他權力遊戲中。

如果說突尼西亞和埃及向人們展示了民眾起義是如何挑戰政府權力的，那麼利比亞就為外部勢力如何利用這些動蕩提供了第一個模板。當阿拉伯起義到達利比亞時，三個海灣國家——卡達、沙特、阿聯酋——以及土耳其抓住了打擊惡名遠揚的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的機會。

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

海灣國家利用他們的媒體帝國來聚焦利比亞的暴行，同時淡化了巴林也在發生的暴力。並且他們通過了一項阿拉伯聯盟決議來支持美國和聯合國進行人道主義干預。他們還把大量的武器和錢捐給了他們支持的當地民兵。

這些間接干預具有長期的、負面的影響。卡達和阿聯酋都支持反對卡扎菲，但它們有不同的當地代理人。在卡扎菲政權垮台後，這些部隊仍保留他們的武器和勢力，從而阻礙了利比亞國家基礎的鞏固並使該國陷入到內戰中。即使在今天，埃及和阿聯酋軍方支持的指揮官哈夫塔爾的「尊嚴」行動——他的軍隊掌控了利比亞大部分的東部地區——也正在使戰爭惡化。

但外部參與的破壞性後果並不會立即顯現。在2011年的繁榮時期，海灣國家和土耳其（像美國一樣）把他們對利比亞的干預視為一個成功的故事：他們認識到支持當地代理人的好處，並認識到他們可以確保美國、歐洲以及聯合國支持針對他們的對手的干預。

即使是管理這些有限的干預，在面對「伊斯蘭國」恐怖組織時，它的複雜性也是令人震驚的，同時也無意地產生了更多的義務。過去幾年，美國和俄羅斯在努力管理他們在敘利亞的競爭。與此同時，伊朗和俄羅斯支持的敘利亞政權已經從外部支持的起義組織那裡逐步收回了領土。

但是「伊斯蘭國」組織的崩潰和阿薩德政府收回大量領土並沒有結束衝突。失敗的敘利亞狀態仍在持續吸引中東地區其他國家，例如，反對ISIS的運動最終吸引了土耳其的廣泛參與。

在2015年，由於急需地方代理人打擊ISIS，美國轉向了和其他武裝部隊一起打著「敘利亞民主軍」（SDF）旗號的庫爾德軍隊——「人民保護部隊」（YDF）。這些勢力的成功引發了土耳其對庫爾德分離主義的恐懼。與此同時，以色列開始加大對敘利亞境內伊朗和真主黨的空襲力度。儘管對抗ISIS的政府和運動聯盟現在似乎都在逐漸淡化，但是敘利亞的戰場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國際化。

儘管敘利亞是目前最大的災難，區域勢力也在尋求影響力和聲望的過程中，造成了巨大的人力和政治損失。他們甚至動搖了那些沒有捲入內戰的國家。最壞的例子就是埃及。

2013年，沙特和阿聯酋支持了推翻民選總統穆爾西的軍事政變，穆爾西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並得到了卡達的支持。但是，儘管有數百億美元的海灣援助，塞西政府並未能恢復埃及的正常和穩定。即使在相對成功的突尼西亞，卡達和阿聯酋之間的競爭也導致了不安定。 大量注入的外國資金和對當地盟友的政治支持已經污染了該國新生的民主政治。

安全困境比比皆是

這些動蕩的地區動態是典型的「安全困境」的產物：即當國家試圖增加自己的安全時，他們實行的對策卻使他們比以前更加不安全。當今阿拉伯的每個政府都有著深刻的不安全感。

他們虛張聲勢，害怕另一場民眾抗議活動的爆發。2011年，抗議活動曾迅速蔓延，這讓各國相信，中東地區任何地方的起義都可能引發國內的響應。今年5月，當約旦發生經濟抗議時，卡達、沙特和阿聯酋立即重新向安曼提供經濟援助以遏制動亂。

但是，當國家試圖通過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來壓制潛在的抗議者時，他們通常只會使情況變得更糟。他們打擊得越厲害，產生的憤怒和怨恨就越多，限制民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這些國內安全困境也解釋了其他令人費解的外交決策。比如，沙烏地阿拉伯的新任王儲小薩勒曼在迅速鞏固政權後，在國內政策上做出了巨大的轉變。他引進了社會改革，比如允許婦女開車和進電影院。但與此同時，他鎮壓婦女權利活動家，逮捕並恐嚇了國內一大批精英，並將關鍵的宗教既得利益群體擱置一邊。

但是，不能將小薩勒曼在國內異常成功的權力鞏固與他在國外災難性的、過於激進的干預來分開看待。甚至在他奪取國內政權之前，他就決定干涉葉門的內戰，他曾預估葉門的迅速取勝將穩固其國內政權。但與預期相反，沙特軍隊陷入了毀滅性的泥潭中。

同樣，他希望通過2017年對卡達的封鎖和抵制確立沙特在海合會的主導地位，並削弱來自穆斯林兄弟會的挑戰，現實卻完全與之相反：卡達超乎預期得更有韌性。封鎖卡達還破壞了沙特與華盛頓的關係，破壞了遏制伊朗的企圖，也許還致命地削弱了海灣合作委員會。在葉門和卡達，沙特都陷入了困境，無法向前一步取勝，也因為擔心國內的政治後果而不敢後退。

阿拉伯國家和伊朗之間的競爭則是另一個安全困境的例子。儘管阿拉伯人實際上對伊朗擴張主義的擔憂根深蒂固，但這些憂慮其實總是高估了伊朗的實際實力。

然而，阿拉伯國家越和伊朗作對，她就越強大。在葉門，阿聯酋和沙特的戰役已經將原來伊朗的一個次要立足點變成了伊朗與胡塞武裝更強有力的戰略聯盟，並導致伊朗支持的代理人進一步滲透。

在敘利亞，由海灣國家和土耳其支持的叛亂使伊朗在這場戰爭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在黎巴嫩，沙特政府在利雅得將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里里扣為人質長達數周的奇怪景象引發了一場國內政治危機，最終削弱了黎巴嫩議會中親沙特的遜尼派聯盟。

但是，這些新的動態不僅是跨國競爭的結果，它們也是弱國和脆弱國家的產物，這些國家因為權力真空而使自己陷入安全困境中。即使一個中東大國沒有將權力真空視為擴大自身影響力的好機會，它也擔心其競爭對手會這樣做。

而一旦該國介入，它相信減少自己對本地代理勢力的支持只會加強其地區競爭對手的代理勢力。這種恐懼提高了緩和利比亞、敘利亞和葉門的內戰的難度。即使干預國家認識到他們的干預行動已經失敗，他們也被安全困境的競爭邏輯所困——贏不了，也不能退。

新常態

在一個充斥著安全困境的地區，美國的任何保證都是不夠的。過去五年，美國對沙特和阿聯酋的武器銷售量空前龐大，奧巴馬政府批准了這項協議，以獲得對伊朗核協議的支持，但卻沒有使任何一個國家變得更安全。

儘管美國政府已經放棄發表任何關於民主化和遵守人權的言論，但獨裁政體在解決其內部挑戰時並沒有更輕鬆。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只會使海灣國家對日益強大的伊朗更擔憂。在加沙的暴力事件中，美國政府一味支持以色列的舉動加劇了該國的國際孤立，並加大了再次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儘管美國已使遜尼派的海灣國家與以色列公開地結盟，但這一努力卻因阿聯酋和沙特與卡達的衝突而遭到破壞。

加沙邊境衝突

雖然美國總統對伊朗態度強硬，但其似乎對獨裁統治毫不在意，阿拉伯政權也不再認為美國是政權穩固或其外交政策利益的可靠保證。在新的大環境下，對和美國關係甚密的盟友來說，與中國、俄羅斯和歐盟建立關係也是有意義的，就像埃及、沙特、土耳其、阿聯酋，甚至約旦現在所做的那樣。這是對美國不可靠的行動的應對方案。

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努力應對這些新動態。特朗普突然的政策變化以及來自美國政府不同部門的極不連貫的信息傳遞都令美國的盟國和對手感到困惑。沙特和阿聯酋可能喜歡特朗普對伊朗的強硬立場以及他對葉門戰爭的支持，但是其他的政策，比如華盛頓向其施壓要求結束對卡達的封鎖、要求增加石油產量、以及暗示美國打算離開敘利亞等，都給沙特和阿聯酋造成了新的困難。

儘管如此，特朗普混亂的政府也不應該偏離更深層次的結構現實，因為這將給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帶來挑戰：美國將不再有權力或立場規定區域秩序。甚至很有可能，美國霸權在中東將永遠不會恢復，因為該地區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完全不受「阿拉伯之春」爆發後的戰爭和政治失敗影響絕非易事，因為創傷已然太深了。

註：本文編譯自《外交事務》雜誌2018年第5期文章「New Arab Order: Power and Violence in today』s Middle East」，作者：馬克·林奇，譯者：朱哿帆。

參考資料：

Lynch, Marc, the New Arab Order: Power and Violence in today』s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5, 2018, pp. 1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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