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十六國簡紙書跡研究

殘紙與孔侍中帖比較

一、曹魏末期至西晉前期木簡書跡

樓蘭遺書含紀年的簡紙有魏「景元、咸熙」、西晉「泰始」等年號。晉武帝司馬炎265年末廢魏改晉，年號「泰始」，邊遠的西北地區信息不暢，仍沿用曹魏「咸熙」年號，樓蘭簡紀「咸熙二年、三年」者，即西晉「泰始元年、二年」（265、266年）；寫有晉武帝年號的從「泰始二年」一直到「泰始六年」，另有少量西晉「永嘉」（307—313年）紀年殘紙。

樓蘭簡紙文書里時代最早的木簡之一——魏景元四年簡（沙木738，263年）屬較成型的行書字跡，其筆畫較多規律性的行書化鉤連，末筆具下引、牽發之姿，比如「景、索」下的「小」、「兼」下的「灬」連成「一」。其成熟的字形筆畫等比稍晚幾年的泰始年間簡書並不遜色。

有「泰始」紀年的幾件木簡中，有些或出於一人手筆，如沙木725、728、729、735、736，孔木50、65等；紀年為「咸熙三年」的孔木51、64亦為同一人所書。這幾件簡書代表當時較典型的西北民間墨跡形態，它們走出早期楷、行書「多體混雜」的時代，其今楷、行書體態大致定型了，一望而知是行、楷書，而非東漢末那種既楷且隸的不成熟狀態。

二、西晉後期殘紙墨跡

自西晉初木簡到西晉末殘紙，僅越過40多年，但新體成熟腳步頗快，楷、行書構形的集體性轉變大體完成。新體另一明顯標誌是字態一律左傾（單字左低右高）。西晉間另一個重要變化是書寫材質變化：簡牘日漸退出，紙質漸成主角，樓蘭遺書中，木簡大多屬曹魏及西晉前期之物。

三、樓蘭西晉簡紙與郴州西晉簡牘比較

湖南郴州出土的西晉簡牘時間為西晉惠帝（290—307在位）時期，與西北樓蘭西晉簡紙處於同期。

郴州西晉簡以楷書為主，樓蘭西晉簡紙以楷、行為主。拿郴州西晉簡與樓蘭木簡比較，它們楷化進程大體相當，筆觸上，西部書跡顯得厚重，禿鈍型筆畫較多，郴州簡則秀逸端莊；結字上西部墨字各式各樣、良莠不齊，郴州晉簡則工整規範、今楷技巧似更熟練——這並非地區性演進的差異，而應歸於書寫技術上。兩種墨跡一處西北，一處南方僻蠻之地，相距不啻萬里，然而兩者對新體楷、行的表現可謂殊「法」同歸，在楷、行技術表現上大體一致。西晉間中原士人尚未大舉南遷，各地新體的普及，一方面來自三世紀前葉中原士人新寫法（如鍾繇等）的輻射影響，另一方面歸於社會實用書寫對新體的自覺推進、發展。西晉時期，大江南北新體的進展程度大體相當，至少在永嘉之亂前如此。

五、西部殘紙中的十六國前期墨跡研究

北方的十六國與江南的東晉處同一時空，東晉士人書法家的作品為後人津津樂道，庾、王、郗、謝氏等代表的晉人書法被後世追崇效仿，亦為帖學淵藪。同時代的北方書寫是什麼樣子？五胡亂華，戰事頻仍，國號變幻，十六國時期存留系統的、大宗的書跡較少，西北紙簡書跡為我們提供了窺探北方書寫的材料。

總起來看，樓蘭紙文書展示的十六國前期墨跡，既有含有古意的寫法，也有非常成熟的新體楷、行、草。將這些西北書跡和江南書法略加勘比後，我們可以做出以下思考：

一是，南、北新體發展進程的一致性。此時期南北大分裂、大動蕩，而字體演進仍然繼續，南北各地文化乃至書寫的流布互通並未真正中斷。從東晉諸種墓誌、二爨與北方碑銘的共通性，到敦煌遺書中數件王羲之《十七帖》臨本（雖然時間較晚些），等等，表明南北書法的持續交融。一般認為江左書體演進與書法行為依循常態、更代表主流和先進性，其實北中國未見得落後多少。北方政權迭替頻繁，似乎文事荒蕪，但西北紙書墨跡告訴我們，這裡書法發展同樣持續不斷，西北殘紙與江左名家的諸多相似處足以證之，若得見十六國前期北方名家崔悅、盧諶（均活動於三世紀末到四世紀前葉）等，想必也是江北領新體風騷之屬。如上所述，郴州、樓蘭的西晉墨書何其相似，其楷、行的成熟度幾近一致。新體的主導與古法的遺存，於南北各地都同樣存在著，新體普及是大勢。而銘石書系統屬另一種情形，南、北方的銘刻完全承漢魏舊法，與手寫體不能同日而語。

二是，時代風氣大體一致，表現在構字、用筆、氣息諸方面的一致性，這是書體演進歷史與書寫環境決定的，亦即說，在那個時代，不管是名門士人還是基層胥吏、平頭百姓，他們筆下總含有近似的格調、情趣，包括筆墨技巧與作品氣息。陸機《平復帖》在樓蘭紙書中能找到不少類似的筆觸表現（如孔紙19.6、孔紙26.1等）；《九月十一日紙》（孔紙24.2正）與王右軍手札何等相似；王右軍《十七帖》，於沙紙929、孔紙31.8及一些習字紙中可找到近似草法；王珣《伯遠帖》可以在《李柏文書》（橘紙538a）、《濟逞白報》（孔紙7正）等作品中發現相似技法；啟功先生說：「至草書之奇者，如樓蘭出土之《五月二日濟白》一紙，與閣帖中刻索靖帖毫無二致，『無緣展懷』一紙則絕似館本十七帖。其餘小紙，有絕似鍾繇賀捷表者。」……後人所謂的「魏晉風度」，在魏晉南朝名家身上得以系統性體現，其實這種「風度」在西北殘紙上亦能覓得，乃時代風氣使然，與其說這是東晉名家書寫藝術與精神品性的追求，不如說是文字書寫特殊階段歷史規定性所決定的，換言之，漢末魏晉字體演進的特殊情形，使新體逐步成熟，同時古體（篆隸等）並未徹底褪盡，新、舊元素並存於當時社會書寫中，其特徵反映在筆畫和組構間，令字跡呈現著獨特的氣息。所以晉書「瀟洒」韻致不止於士人名家，而具有時代性、普遍性，這在西北殘紙中也嗅得出。

三是，名家的個性風格離不開社會基礎。西北殘紙顯示了書寫面貌的豐富多樣性，其中不乏與東晉名家作品相近的樣式——有的還早於江左名家時代。名家技法與風格不是孤立突出的，他們一方面有其傳承譜系，如鍾、衛、王、羊等，另一方面不得忽略社會性書寫的基礎作用，如東漢末新體發展與同期劉德升、鍾繇之間關係那樣，個人與社會、名家與基層書寫間相互影響、互為作用。西晉至東晉，從衛瓘、張華、陸機到庾亮、王導、郗愔、王羲之、王獻之、謝安……新體愈來愈成型並臻於藝術高峰的腳步清晰可見，然而王右軍們不是孤立的、高高在上的，其實當時整個社會都在寫類似王導、王右軍們的書體，只不過王右軍們擁有更高超的技術、更廣博的素養並多有創造，從而成為時代的代表。總之東晉名家無法脫離時代總體風格特徵。

四是，社會書寫間的差別，體現在用筆風格上（如粗厚筆觸型，出鋒顯芒型，古樸型與雅逸型）、新舊體含量上、技術（高低）層面上等等。字體演進尚未徹底完成的歷史階段，不同書寫群、不同寫手筆下的墨書各不相同，因此也形成此期墨跡風格豐富多彩的局面。

七、樓蘭殘紙中的練字紙

樓蘭文書中的練字殘紙不少，絕大多數為紙質，時間大多為十六國時期，我們將這些練字紙做簡要書體統計，統計顯示其書體集中於今草、行、楷，隸書、章草極少，草、行、楷三體比例大體持平。練字紙說明當時人們練書習字之風非常盛行，而且大家主要在苦練新體楷、行、今草，亦可佐證新體流行程度。

孔紙31.2正背均為習書字跡，至少出於兩人手筆。該紙背面以楷、行書為主，另有幾個草字。其楷字屬今楷法，行筆堅定粗獷，幾個「頓」的「頁」之橫折部頗另類，像「丁」形，似兩筆寫成，而非規範的折部寫法；點線沒有過多藏、調鋒類動作，顯得直截了當。該殘紙正面則出於另一位書者，「首、白、洶、無、十」等楷字頓挫分明，點畫起止頗顯規矩，很有鍾繇、二王楷書的技巧與風致；紙右中部的「十月九日白」等大字筆畫粗重，豎筆折逆鋒起筆，訖筆回隱鋒，行鋒有跡而毫芒不顯，橫畫起止無痕，潤澤含蓄，可謂典型完美的橫、豎筆；這幾個大字看上去和左部的「首、白、洶」等字雖不相似，其實應是一人書寫，這從「白」字寫法可以看得出，特別是「白」首畫「丿」的寫法——同一書者訓練一種書體（如楷書），且同樣工謹書寫，也會有不同面貌。古人操毛筆書寫，日夜為之，一生為之，甚至「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他們筆下的墨跡世界遠比我們以為的要豐富，一個民間普通書手或基層胥吏，能夠寫出不同風格的書跡，這很自然。這種情況既給今人探究古代墨跡以豐富的實物資料，也因其書跡複雜性常令人困惑，今天的研究者須以多樣性的、流變的、發展的、辯證的觀念看待字體尚處於變動期的古人書跡，像孔紙31.2這樣，背面樸拙的字跡和正面新妍的筆法並不代表它們有時間先後之別（它們基本是同時期字跡），該紙正面妍俏、粗厚兩組楷字其實出於同一人之手。

同近期字體「新舊」間的差異也在習字紙上反映出來，這些紙書大多為十六國前期之物，時間間隔並不大，這種「新舊」之別實屬個人書寫技巧與習慣上的。孔紙33.2背面中下部的大字，粗長捺筆如掃帚般不成型，豎筆一拓直下含隸意，「及」的「丿」頭尖尾粗——書寫水平低劣、舊有寫法的慣性影響、新體技術的不成熟不到位等，造成這種情況。

從當時識字習書的重要範本《急就篇》的練習殘紙，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新、舊體仍存在不同的認知和接受程度。樓蘭《急就篇》殘紙由馬紙171、172、173等殘片組成，正背面皆為《急就篇》起首部分。正面似為範本模樣，用了兩種字體：先是四行含隸意的楷書，再用章草重寫之，似乎在以正、草兩體做示範。背面為習書者筆跡，基本依正面楷字模樣照寫，寫得樸拙稚氣，且字體較大。《急就篇》作為漢代傳續而來的字書，其古體（隸、章草）特色一直比較濃郁，即便到了新體流行的魏晉時期，人們習寫《急就篇》時仍以隸意為之。樓蘭《急就篇》殘紙正背兩面的正體字，是以時書（今楷）抄寫本應是隸書體的內容，或是對隸體母本的楷書化理解、發揮，於是才有了這種兼楷兼隸的字跡。該殘紙正面草字為含波磔的較規範的章草，應是基本依照舊母本（有可能出自漢末或更早）之法所書，或表明魏晉時代古體草書在人們心中仍占相當分量。

關於習字所依據的新體範本，有研究者認為必是由內地傳入西北邊垂的［26］。我們認為，習書範本應是多種多樣的，來源也是多渠道，包括內地傳入和當地楷模。其主要的背景是，新體楷、行、今草的發展成熟，自中原至邊遠地帶，漢末三國西晉間，大體依同步進變態勢；同時期同地域內，有著新、舊寫法的差異，這在海內各地都存在著；誠然，比較而言，中原地區的新體發展應有一定的引領作用；從書寫主體看，士人名家的楷范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河西地區東漢即是書法、特別是草書發達地區，之後，早期楷、行、今草在這一地區的發展也不會落後於其他地區，例如，「蘭州伏龍坪東漢紙書」（早期楷書），其新體含量不亞於同近期的東牌樓簡牘。在書家之名人效應尚未步入熱潮期的西晉以前，中原書家的影響雖然存在，但不是唯一的示範標杆。所以西北地區人們學書取法，既有內地楷模（名家書跡以及官府公文、書信等），也應有當地的書寫楷則。

原載《中國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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