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讀書的金庸，一代武俠巨匠是這樣煉成的

1937年日本入侵，金庸的母親徐祿在逃難途中撒手人寰。等到戰鬥勝利，他返回家鄉時，舅父徐申如也已在1944年3月去世。在杭州《東南日報》工作期間，他讀了徐志摩的《西湖記》和一些新詩，深為表兄的才華所傾倒。「我的母親是徐志摩的姑媽，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觸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讀過他的新詩，看過他的散文，都是很優美的，對我教益很深。」在《書劍恩仇錄》中儒雅的陳家洛身上，隱約可以找到徐志摩的影子。

小學五年級時，金庸遇到了班主任兼國文老師陳未冬。他的作文中，總是將「大都」寫成「大多」，陳未冬老師翻出《辭海》，予以指正。當時他年少頑皮，自封為「獨裁者」，老師也頗加優容。

陳未冬是浙江諸暨人，20世紀30年代初到龍山小學堂執教，教書之餘，筆耕不輟，在一黑色硬面藍條簿上寫雜感，常拿給金庸看，其中一篇記敘校長張志鴻赴海寧縣教育局追討教師工資不得之情，老師自稱「可憐蟲」。這些文字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陳未冬很喜歡這個學生，對他的每一篇作文都細加圈點、認真批改，作為範文在課堂上評析，還讓他一起編五年級的級刊《喔喔啼》，把小小的級刊辦得生動活潑。他後來說：「數十年來編報，老師之指點，固無時或敢忘也。」雖然等他小學畢業，袁花一別，師生從此失去聯繫，但陳未冬老師一直記得「查良鏞」這個名字，甚至把他的一本作文本保存在諸暨老家，直到「文革」期間，造反派多次抄家，這本作文本在劫難逃，化為灰燼。

他一輩子都忘不了陳未冬老師當年為他改正的作文錯字，六十年後師生在杭州重逢，提到這些錯字時，老師不禁大笑，贊他記性好，並說牢記錯誤是求得進步的要訣。

金庸愛讀課外書。龍山小學堂的圖書館藏書相當豐富，老師們很鼓勵學生讀課外書。他在低年級時看《兒童畫報》《小朋友》《小學生》，後來看內容豐富的《小朋友文庫》，再似懂非懂地閱讀各種各樣的章回小說。到五六年級時，他就開始看新文藝作品了。不過他喜愛古典文學作品多於新文學，他自認為是個性使然。

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以及《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世界各地旅行記，是他父親和哥哥購買的，這些成人書刊卻成了他小學時代得益最多、記憶最深的讀物。他的童年時代深受鄒韜奮和生活書店之惠。課外閱讀大大拓展了一個少年的視野，天仙河畔，赫山房裡，他終日與書為伴，主要是讀小說。

金庸在一個大家庭中長大，他的曾祖父有兩個兒子，他祖父是大兒子，住在大宅的東半部，叔祖父住在大宅的西半部。即使經歷了那場悲慘的文字獄，御筆親書的牌匾依然威嚴地掛在查家大堂的中央，直到毀於日寇入侵的戰火。這座大宅子共有五進，前廳掛著一塊大匾，是康熙皇帝給他先祖查昇寫的堂名，「澹遠堂」三個大字周圍有九條金龍作裝飾，代表了一個書香門第的榮耀和曾經的顯赫。

祖父有三個兒子，父親排行第三，上頭還有兩個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個孫兒。堂兄、堂姐都比金庸年紀大很多，他們都喜歡讀小說。父親也是一位熱心的小說讀者，家中藏書相當多。父親常在「敬業堂」書房裡款待文人雅士，與他們品茗暢談。因為地主的身份，平時沒有什麼工作，空閑很多，可使用的錢也多，大家都買了各種各樣的小說。有傳統的明清小說，也有比較新的上海出版的小說，如張恨水的小說，各種武俠小說等，還有新派的《小說月報》、鴛鴦蝴蝶派的《紅雜誌》《紅玫瑰》等小說雜誌。哥哥良鏗在上海上大學，學古典文學和新文學，帶回了茅盾、魯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因花費不少錢買書，良鏗常常弄得飯錢也不夠，受過父親的嚴厲責備。他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擁有的書互相流通，大家借來借去。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金庸從小耳濡目染，喜歡讀小說。在小學期間，他讀過的小說就已不少。

父母親見金庸一天到晚地看書，不喜歡遊玩、運動，身體衰弱，很是擔憂，常帶他到野外去放風箏、騎自行車，但他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讀小說了。

8歲那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金庸讀到顧明道的《荒江女俠》。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觸武俠小說，他想不到世上還有這樣好看的書，此後對武俠小說日漸入迷。

《紅雜誌》是嚴獨鶴、施濟群主編的一個消閑性周刊，從1922年8月出到1924年7月。查良鏞出生不久，該雜誌改名為《紅玫瑰》，出到1932年停刊，金庸讀的是父兄們讀過的舊刊。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並沒吸引他，武俠小說卻影響了他的少年時代。他先在《紅雜誌》《紅玫瑰》上讀到《江湖奇俠傳》，又在嚴獨鶴等編的舊雜誌《偵探世界》半月刊上讀到另一部《近代俠義英雄傳》，都是平江不肖生的作品。

從兒童時代起，金庸大部分零用錢都花在購買武俠小說上，每次從袁花到硤石（那是海寧最繁盛的市鎮）外婆家，或杭州、上海這些大地方，他必定請人帶他去書店買武俠小說。同好者之一是比他年紀稍大的侄女查懿德，因為對舊小說有同好，他從她那裡借了很多小說，小說中的人物也是他們常談的話題。另一位同好是他姑丈的四姨太，他叫四阿姨。他八九歲，她四十多歲，他們可以一起談這些小說。他還可以得到額外的收穫：很多糖果、糯餅、冰激凌。

小時候金庸還到書攤租書看。《七俠五義》《小五義》以及還珠樓主、白羽等的武俠小說，在他眼前展開了一個充滿想像力的新奇世界。

《三國演義》文言成分較多，查良鏞在小學時代就津津有味地讀了，雖然有許多文句不懂，但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太大，終於使他跳過不懂的部分，一路讀完。但看到諸葛亮五丈原歸天，以後的故事他就沒有心思看下去了。他完全站在劉備的蜀漢一方，決不承認蜀漢居然會比東吳、魏國先亡，為此和他大哥激烈辯論了幾個小時。大哥沒有辦法，只好搬出中學歷史教科書來，指著書上清清楚楚的幾行字，證明蜀漢為鄧艾、鍾會所滅，他才悻悻然服輸，為此生氣了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淚。

龍山小學堂一位姓傅的老師，特地將珍藏的《小婦人》《好妻子》《小男兒》三部書借給金庸，譯者鄭曉滄是海寧出名的文人，美國留學生，故鄉人引以為榮，因此這三部外國書在當地相當流行，金庸十二三歲開始接觸大仲馬的作品《三個火槍手》及其續集（伍光建譯成中文時，譯名為《俠隱記》《續俠隱記》），就喜歡上了這位法國作家。法國小說《十五小豪傑》講述十五個法國少年航海和荒島歷險的故事，包天笑用文言翻譯，但金庸那時的國文程度已讀得懂。另有一部科學幻想小說《陸沉》則將少年時代的他帶入了一個浪漫的幻想天地。

六年級時，金庸讀到巴金的《家》，在家中的沙發上享受讀書之樂，哥哥看見了，就說：「巴金是我們浙江嘉興人，他文章寫得真好！」他說：「不是吧？他寫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寫得那麼真實，我相信他是四川人！」哥哥說：「他祖上是嘉興人，不知是曾祖還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來。」那時他哥哥在大學念中文系，他就信了哥哥說的。同時又覺得，《家》中所寫的高家，生活情調很像江南，只是自家的伯父、堂兄們在家裡常與人下圍棋、唱崑曲、寫大字、講小說，高家的人卻不大做這些。當時他最有印象的人物是覺慧和鳴鳳。

1939年6月，金庸從浙江省立聯初畢業，下半年進入聯高，從沈家祠堂搬到了龍子廟，同在碧湖鎮上。聯高校長是他所熟悉、敬愛的張印通。聯高名師雲集，國文老師錢南揚是元曲專家；地理老師陳鐸民從不帶課本，把一門本來枯燥無味的功課講得十分生動；歷史老師孫正容是國學大師孫詒讓的後人，上課也不帶課本，講得條理分明，邏輯清楚；數學老師崔東伯、沈儒余、黃人達、敖弘德等邏輯嚴密的講解和精當的解題引人入勝；化學老師斯芳、物理老師徐兆華等通過精練的語言、直觀的手段引導他們探索科學的奧秘；英語老師楊彥勉、陳楚淮，圖畫老師孫多慈、音樂老師呂震坤等都是一時之選。聯高學生全部實行軍訓制，身穿軍服，腰束草綠色銅扣（聯高標誌）的腰帶，打綁腿，校長也和他們裝束一樣。

聯高本部在龍子廟，廟後新蓋了兩處草舍，有十幾個教室。生物、化學、物理的教室、實驗室設在廣福寺。一年級男生的宿舍在胡公廟。查良鏞的英語成績很好，高一兩個學期分別為87分、92分，國文73分、80分，算學兩次都是70分，比較普通，歷史、地理成績很好，都是95分。

龍子廟最吸引金庸的是圖書館和閱覽室，聯高的圖書、設施主要來源於杭州高級中學，杭州淪陷前夕，杭高几乎把所有圖書、儀器都及時轉運出來了。圖書館設在緊靠龍子廟北牆的平房內，有《萬有文庫》《大英百科全書》《國學基本叢書》《漢譯世界名著》等，魯迅、茅盾、冰心、巴金等人的著作都有，鄒韜奮的《萍蹤寄語》、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甚至斯諾的《西行漫記》也可以借到。不大的閱覽室靠牆四周陳放著各種辭典、字典、百科全書、中外地圖冊等工具書，報刊架上有《大公報》《東南日報》《譯報》等，有《中學生》《科學畫報》《國文月刊》《全民抗戰》等，《大公報》是查良鏞喜歡讀的報紙。

這一群少年男女都生在山溫水軟、環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平靜而幸福的生活突然被血與火的抗戰打斷，碧湖求學的時光令他們珍惜。查良鏞在這裡讀了不少新文學作品，喜歡上了巴金。當時，男女學生中最流行的就是巴金和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巴金的筆底充滿溫情，直接觸到他們的心靈。他小學時就在袁花家中讀過《家》，讀到鳴鳳自殺、瑞珏難產而死等情節，還為此流過淚。《春天裡的秋天》《秋天裡的春天》（巴金譯著）那時給他印象最深，「因為抒寫的是少年人的心懷和輕淡的戀情，少年人覺得是自己的事，對於真誠之愛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觸是極深的」。

魯迅的書查良鏞覺得太深刻而鋒銳了，沒有引起多少內心的共鳴。他讀了雨果的《悲慘世界》，是蘇曼殊不完整的譯本，雖只是片段，但給了他強勁無比的震撼，覺得其文學價值遠遠在他喜歡的另外兩個法國小說家大仲馬、梅里美之上。聯高學子的課餘生活很活躍，愛好戲劇的組成劇社，愛好音樂的結成音樂社，還有愛好美術、攝影的，還有製造肥皂、甘油的。查良鏞的愛好是讀書、圍棋還有寫作，當時校內各班級學生可自由編寫壁報，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金庸一直很喜愛唐人的一篇傳奇《虯髯客傳》，認為虎虎有生氣，可以看作是我國武俠小說的鼻祖。他就在圖書館查參考書，寫了一篇《虯髯客傳的考證和欣賞》，主要考證該傳的作者是杜光庭還是張說，因為典籍所傳，有此兩說，結論是杜光庭說證據較多。此文在壁報上登出，教高三的國文老師錢南揚是研究元曲的名家，對此文頗加讚揚。小孩子學寫文章得到老師的贊好，他深以為喜。

有一天課餘，聯高忽然人頭擠擠，有數十人圍著圖書館外走廊上的壁報，前排有人高聲朗誦，後面聽的無不拍手稱快。原來壁報上登了《阿麗絲漫遊記》一文，描述阿麗絲小姐千里迢迢來到聯高校園，興高采烈遨遊東方世界之際，忽見一條色彩斑斕的眼鏡蛇東遊西竄，吐毒舌，噴毒汁，還口出狂言威嚇教訓學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煩了，就叫你永遠不得超生……如果……」眼鏡蛇時而到教室，時而到寢室，或到飯廳，或到操場，學生見之紛紛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鏞。

金庸從小喜歡沈從文的作品，很可能讀過《阿麗思中國遊記》，也可能讀過趙元任翻譯的英國兒童文學作品《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聯高學生一眼就能看出「眼鏡蛇」影射的是訓育主任沈乃昌，此人戴一副眼鏡，「令人討厭，不近情理」，平時講話總是帶著「如果」二字，學生背地裡叫他「如果」。「有些男同學和女同學經常來往，也不是戀愛，不過是親密一點，就給開除。還有同學在休息時間下下圍棋，訓育主任也不許，還把圍棋沒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學生們平時像躲瘟神一樣躲著他。壁報前的人越聚越多，《阿麗絲漫遊記》立馬傳遍了整個聯高校園，也傳到了訓育主任那裡，這下他闖禍了！

金庸：「在衢州中學的兩年，是我最快樂、最難忘的時光。儘管當時讀書條件很艱苦，但衢州中學的老師對我很好，學習氛圍也很濃，我受益很多。我當時在校圖書館借閱了許多書籍，特別是《萬有文庫》中的古今中外名著。」

學校設有閱報欄，訂有金華出版的《東南日報》。《東南日報》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西南擁有十幾萬讀者，陳向平長期主編的副刊「筆壘」，與《大公報》桂林版的「大公園」副刊被秦牧譽為「東西雙星」，吸引著衢中師生。

1941年9月，衢中學生自治會創辦了一個四開的旬刊《駝鈴》，在石樑鎮的一間印刷作坊石印，字跡清晰，編排設計很有特色，有小品，小評、小通訊、小報道、小記事、小打油詩，甚至有「廁所文學」等，可惜只出了四期。在這樣的環境中查良鏞無疑如魚得水。9月4日，他在《東南日報》「筆壘」副刊發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用的是老師給他取的筆名「查理」，標題來自前輩同鄉王國維的詩句

離開校園，年輕的金庸前路茫茫，他想到了表兄蔣復璁，當時正好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任館長。他進了中央圖書館，具體工作是登記借書和還書，每天的工作時間從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

圖書館的工作，薪水不高，僅足以糊口，卻給了他大量讀書的機會。查良鏞在圖書館裡一邊管理圖書，一邊讀書。一年時間裡，集中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讀的還是英文原版。他比較喜歡大仲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的小說。雨果的長篇小說《巴黎聖母院》，他讀的中譯本名為《鐘樓駝俠》。在他看來，這些18、19世紀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有共同點是「故事性」，但也不限於此：

以「偉大文學」而論，大仲馬與雨果的作品正是實至名歸。大仲馬能在世界文學史中佔一席地，自然並非由於他的小說中情節的離奇，而是由於書中人物的生動。能創造一個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說家極高的文學才能。

在湘西農場，金庸還是保持著閱讀的習慣。離開重慶時，他帶了一箱書，有許多外文書，有空時，他便嘗試著翻譯。1942年，他就想動筆將《詩經》譯成英文，只譯了一部分就作罷了。初來湘西，他計劃編譯一本《牛津袖珍字典》，最終也沒有完成。

日本人終於投降了，歷經戰火蹂躪的大地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金庸的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昔年的丫鬟顧秀英（月雲）成了他的繼母。

顧秀英11歲那年押給查家，剛來時服侍查良鏞的祖母，長得又黃又瘦，幾年後出落得水靈靈的。她生性溫和誠實，又機靈，與幼年的查良鏞很親近，常帶他到湖邊看白鵝，捉蝴蝶，一起在小路上快樂地奔跑，有時也背著他去上學。他小學畢業前，顧秀英已二十多歲，被母親領回，去上海做了女傭，所以查家最初逃難時她沒有跟著過錢塘江。「徐祿病亡滿三年，查樞卿續弦，小他十七歲的顧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擔當起撫育幼子的責任。後來，她先後生了良鉞、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在家鄉小住了不到半個月，與父親、兄弟姐妹一起享受了短暫的團聚時光，正趕上弟弟們放暑假，查良鏞常常帶著兩個弟弟去游泳。小弟弟良鈺不會水，他就讓良鈺趴在他背上，背著良鈺游。在弟弟眼中，他游泳的動作非常好看，他們都很佩服他。他還帶他們去看海寧潮。他弟弟說，他們家那時有三間書房，裡面大都是線裝書。書房裡的書他大都「翻」過，每天晚上等兩個纏著他講故事的弟弟睡著後，他就鑽進書房去看書。

回鄉途中，查良鏞在上海的西書店裡驚喜地買到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英文巨著《歷史研究》，當時《歷史研究》還沒有出齊，他買的是前幾卷的節本。他廢寢忘食地讀了四分之一，「頓時猶如進入了一個從來沒有聽見過、見到過的瑰麗世界，料想劉姥姥初進大觀園所見所聞亦不過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學問，這樣的見解。湯恩比根據豐富的史實得出結論：世界上各個文明之所以能存在，進而興旺發達，都是由於遇到了重大的挑戰而能成功應付。」他非常信服，越是讀下去，他心中的一個念頭越是強烈：「我如能受湯恩比（即湯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學生，此後一生即使貧困潦倒、顛沛困苦，甚至最後在街頭倒斃，無人收屍，那也是幸福的一生。」

在《大公報》工作之餘，金庸著手翻譯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這部博大精深的歷史巨著不僅涉及錯綜複雜的歐洲歷史，還有對埃及、巴比倫、波斯歷史的深入分析，「因西洋史的修養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倫、波斯中亞的部分）而遇上困難時，就自行惡補而應付之，我把這些困難都當作是湯恩比（即湯因比）博士所說的『挑戰』。憑他當時的學力和英文水平，翻譯這部大書無疑是個挑戰。後來因工作需要，報館要他翻譯與中國革命戰爭、朝鮮戰爭有關的時事書籍《中國震撼世界》《朝鮮戰爭內幕》，《歷史研究》的翻譯就暫時擱下來了，這一擱就再也沒機會重新撿起來。」

後來他見到台灣出版的陳曉林的中譯本，譯筆流暢，「年輕時開始的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棄」。但他對湯因比的熱愛一生都沒有改變，「此後數十年中，凡是湯恩比的著作，只要買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來細讀，包括《文明受考驗》《戰爭與文明》《從東到西——環遊世界記》《對死亡的關懷》等書，以及他與池田大作先生《對話錄》的英文本」。查良鏞對中國歷史大勢的判斷，對中國文明的觀點都深深打上了湯因比的烙印。

法國作家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是金庸最喜愛的小說之一，不管有意或者無意，他的小說受到《基督山伯爵》等西方文學作品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刻畫、描寫人物等小說技巧、方法上，更主要的是精神、氣質上的影響。按照中國傳統觀念，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父仇子報，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乃是天經地義的。這一簡單的復仇模式早已內化為民族潛意識，為芸芸眾生所普遍接受，更是中國文學作品長久闡述的主題之一。而《基督山伯爵》表現的善惡觀念，對復仇的處理，直接影響了《雪山飛狐》對人物命運的安排、性格的塑造。

《雪山飛狐》還受到日本推理小說的影響。懂中文的日本記者本池讀過此書，有一次與金庸見面，話題就一直圍繞著其中的情節，尤其側重裡面的推理橋段。金庸不否認這是武俠加推理，他說自己十分欣賞日本推理小說家松本清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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