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語言的新視角：語言和基因的平行演變

文史 11-03

研究語言的新視角

語言和基因的平行演變

作者：徐丹

來源：《當代語言學》2015年第2期

哲學園鳴謝

摘要：跨學科研究語言學是時代使然。語言學應該多借鑒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及成果。對於人文科學來說,語言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對於自然科學來說,分子人類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結合兩個學科(但不限於這兩個學科)考察某些人群和語言,對語言學研究將大有裨益。

關鍵詞：跨學科語言與基因分子人類學

作者簡介：徐丹,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特級教授,研究興趣為漢語句法、語言類型、語言接觸,主要著作為Initiation à la syntaxe chinoise(中文版《漢語句法引論》),Typological Change in Chinese Syntax和《唐汪話研究》。

1、引言

在今天的研究領域,跨學科的研究越來越普遍。這是一種趨勢,也是人類認識世界並對其進行研究的必然結果。文科和理科的特點不同,兩個學科一般是各行其道。其實早在人類古文明時期,學者經常是文理兼通的,如古希臘時期的亞里士多德,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伽利略,法國的帕斯卡爾等等,這些偉人既是科學家又是哲學家。

科學研究的方法從合到分(分科分領域),又從分到合(跨學科、跨領域)都是時代使然。在特定的歷史階段都是研究方法進步到某一階段的表現。以語言學為例,語言學創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索緒爾對語言的研究就是引用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即把研究對象分割為不同的單位,盡量優化研究對象,以排除干擾因素。從索緒爾開始,語言學第一次開始區分歷時與共時、語言與言語、語音外殼與語義內容(一個詞被詮釋為音義一體的正反兩面)。後來的語言學家把索緒爾創立的這些概念都擴展開來,建立了語言學不同的分支。比如漢語就分成現代漢語、近代漢語、中古漢語、上古漢語、漢語語音學、漢語音韻學、漢語構詞法、漢語句法、漢語篇章、漢語語義學、漢語方言學等等。一般來說,每個語言學工作者都把自己限定在某一領域,專攻一項,不一定都關注其他領域。筆者竊以為,在索緒爾時代,這種分層次、分領域的區分是十分必要的,這是一種革命性的飛躍。而今天的社會是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需要結合不同的領域,發揮各領域的長項,利用不同的資源對某一問題進行解剖。這會對研究有巨大的裨益和推動。比如語言學內部的各領域和不同學科的領域都可以在研究某一具體問題時相互借鑒甚至加以利用。舉例來說,研究漢語文字必須兼通古音韻,否則很難研究透徹;研究方言最好兼通古代漢語,否則只見流,難見源;研究漢語,最好也兼顧漢語的「遠親近鄰」,即其他講非漢語的人群,這樣才能挖掘漢語內部發展和外部影響的雙重機制。

本文以幾個具體案例討論語言學如何利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從而改進我們的工作方法,開闊我們的視野。本文試圖以此論證跨學科、跨領域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2.分子人類學和語言學

分子人類學(molecular anthropology)是分子生物學和人類學的交叉學科。人類學是一個龐大的、包括眾多學科的領域。分子人類學是近30年發展出來的新興學科。它一出現就迅速發展,帶動了許多相關學科,語言學就是其中一例。有新思維,才會有新方法。分子人類學家在研究人類起源的同時也注意到語言演變與生物的遺傳演變有著類同的關係。他們在全球範圍內對現代人群的線粒體DNA和Y染色體進行了大面積的調查,他們根據Y染色體分化的類別把人類定為20個主幹單倍群。一些分子人類學家開始關注語言學和考古學,利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佐證自己的假設和論斷。英國的生物學家達爾文早在1859年就已斷言:「如果我們擁有一個完好的人類譜系,那麼人類種族的譜系分布就可以為目前世界上各種語言提供最好的分類。如果所有滅絕的語言,所有處於中間狀態、正在漸變的方言也包括進去的話,我想這種分類才是唯一可行的。」(Darwin 1859:第13章)

達爾文的著作發表兩年後,德國語言學家施萊赫爾發表了他的不朽著作(Schleicher 2009[1861])。他似乎在達爾文未發表其曠世之作之前也想到了用生物學的原理對語言進行譜系分類。他認為語言也是有機體,有生、有死。這也許是語言學家第一次利用生命科學的例子。但後來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沒有真正發展起來。直到分子人類學產生後,研究者又重新實踐達爾文的預測。Cavalli-Sforza是這個領域的創始人。從1980年代起,他就呼籲基因研究應當和語言學、考古學結合起來。請看他畫的語言和基因對比的樹形圖(見下頁圖1)。

圖1中左欄為民族(基因),右欄為語言,描繪的是兩棵系統發生樹。其結果表明,遺傳譜系和語言分類大致是平行演化的關係。不甚完美的是極少數,而且必有其歷史、地理、文化等原因。生物學者已經發表多篇論文證明,從全球範圍來講,絕大部分地區的語言和基因是匹配的。從圖1我們也可以看到生物科學和語言學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實際上也可以叫做差距:遺傳譜系的枝杈比語言學層次豐富,結構分明,各組的距離也一目了然。而語言學的分類或系統發生樹還嫌粗糙。這是因為語言學的研究有其困難之處,在某些研究手段上也不佔優勢。後來許多學者的研究,如Renfrew(2000)、Bellwood(2001)、Dediu和Ladd(2007)、Atkinson等(2008)、李輝(2008)、Bowern(2011)、Forster和Renfrew(2011)、Atkinson(2011)、Cysouw等(2012)、Burlak(2013)、Diamond和Bellwood(2013)等將語言學和生物學這兩個學科與考古學結合起來探索人類演變的歷史。他們比語言學家大膽、樂觀,充分利用語言學家提供的統計材料,提出基因和語言平行演變的證據。王士元很早就開始了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他在分子人類學發展初期就曾和Cavalli-Sforza聯手工作過(Cavalli-Sforza and Wang 1986)。王士元(Wang 2000)通過趙桐茂等(1991)對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已經注意到,「跟一個漢族群體有著密切關係的往往並不是漢人,而是某個其他少數民族的群體」。潘悟雲(2006)也曾與復旦大學的金力教授合作過。他們的研究在漢語研究方面開啟了兩個學科聯合研究的序幕。

現在西方許多語言學家都開始關注生命科學的研究。從目前的研究看,西方的生物學家和語言學家對印歐語系、班圖語系、南島語系及拉美地區的基因和語言的平行演變的研究成果累累。結合基因研究探討中國境內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的研究尚不多見,西方學者對中國境內的基因及語言的研究仍是空白,筆者主持的研究項目(請見題注)正在對中國西北部分語言做相關的研究,正在嘗試著和生物學、遺傳學研究者聯合起來觀察漢語及非漢語在西北地區的演變情況。

遺傳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人類是從非洲走出來的,這一點已是共識。隨著人群的分散和遷徙,歷史上曾多次產生瓶頸效應,人類的基因也開始發生多樣化。假設人類最初的語言或交流的共同語碼是由這一群祖先擴散開去的話,那麼從理論上講人類的基因和語言應該是平行演化並具有相關性。但由於各種原因,如氣候、地理、社會等因素,語言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強勢語言影響甚至替代,即人群的遺傳結構並未發生變化,但語言卻發生了變化。基因演變是隨機的、天擇的,而語言演變除了突發性的事件,還受到社會、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巨大影響。這使得語言和基因演變有時不匹配。時至今日,語言和基因有相關性、在全球大部分地區都平行演變的觀點已被廣泛接受。但這種平行發展的普遍性經常在中國西北地區有「例外」。這些例外從微觀或局部看其實是很普遍的現象,也正是我們的項目所關注或研究的對象。

3.兩種領域研究方法的異同

遺傳學是理科的領域,語言學是文科的領域。二者研究的方法當然有所不同。理科最大的特點是可以量化,可以被檢驗;而文科的軟肋就是難以量化,這樣被檢驗的困難大大增加,所以研究結果經常因難以有說服力而被其他學者質疑。語言學在文科領域裡算是嚴謹的一支,我們應該盡量利用理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許多計算語言學的專家和學者一直在做跨領域的工作,江荻等(2014)的近期研究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並代表了一定的研究方向。

生物學和語言學有很多相似之處,二者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互相參照。Pagel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文章(參見Pagel 2009的文獻)。他根據達爾文里生物和語言的平行觀點和例證,對生物學和語言演變的相似點做了比較,Pagel(2009:406)的圖表很好地總結了二者之間的相似性和可比性。現將他的圖表內容概括如下(語言學部分筆者加入了個人的觀點):生物學和語言學的研究對象都具有離散性質,可以切分為不同的單位。生物學上可以研究基因的基本組成單位單核苷酸;語言學上可以研究音位(語言里可切分的最小的、具有區別性特徵的單位)、語素(以音位構成的最小的、有語意的單位)、句法等。兩個學科都運用可以重複(複製)的概念,生物上的重複指基因組上的一些片段有多個拷貝,複製是指父母雙方的遺傳物質通過該過程得以代代相傳。筆者認為語言上的複製應當有兩層含義,一個是語言本身的遞歸性質,使語言運用有限的句法規律,生成無限的句子;另一個是通過習得過程,人類代代口耳相傳、模仿口頭語言(有的語言包括文字)。生物學上有基因突變,語言學上有創新。生物學上可以研究同源關係,語言學上可以研究同源詞。生物學上是自然選擇(或天擇),語言學上的許多選擇是由社會因素決定的。生物學上有遺傳漂變,語言學上有漂移或演化。生物學上有橫向的基因轉移,語言學則表現為不同語言之間詞的借用乃至句法成分、句法結構的借用。生物學上物種可以雜交,語言學上語言可以產生混合。生物學上有地理漸變群,語言學上有方言鏈。生物學上有化石可利用,語言學上有古籍文獻,尤其有出土文獻、碑文或銘文可以利用。生物學上有物種滅絕,語言上有語言死亡或消失。

上面談到的是兩個領域相同的地方。二者不同的地方也是很多的。語言和基因一樣一般是漸變的。由ATGC四種鹼基組成的DNA序列在複製時會發生錯誤,這種錯誤就會導致突變,使人們之間產生差異。正像Cavalli-Sforza(2000:150)指出的那樣:基因的突變是較少發生的,而且只發生在父母和孩子之間;而語言的變化是常態,且可以在毫無關係的兩個個體之間發生。結果使得語言變化的速度比基因快得多。一個詞如果能夠一千年不變,那麼一個基因可以上萬年都不發生大的變化。這樣的特性使兩個學科衡量變化的尺度也大相徑庭。語言學以千年為單位的很少見(近年來,這類研究在西方學者里多了起來),而生物科學較少顧及千年內發生的變化,因為他們想了解史前人類的來源及遷徙的歷史和路線。他們的尺度常以萬年計算。他們利用現代人類的母系線粒體DNA或者父系Y染色體的非重組區,可以追溯現代人群的遠古祖先。但語言的變遷卻難以構擬遠古的辭彙。Swadesh(1955)的基本詞詞表力圖用比較客觀的標準,計算出兩個語言之間存在的同源詞的比例,以估算出兩個姊妹語言或語言樹上的平級節點大約何時分離。對於他的詞表(100詞和200詞),有些語言學家並不接受,比如基本辭彙也可以發生借用,很難設想各語言在不同的時期按同一速度演變。最困難的問題是,過了一定的時間長度,語音對應規律怎樣建立,可靠程度如何?但是在語言學者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之前,這一詞表仍然被廣泛使用,仍不失為有用的工具。這好比人類還沒有發明其他交通工具以前,牛車、馬車即是便利的工具。近年來不少學者仍然利用同一詞表,但改進了Swadesh詞表的計算方式,獲得的效果就比較好。

生物學的數據很容易量化,他們更偏好非零即一的統計建立模型,而語言學很難如是操作,因為語言學在各個層面上都呈現連續統或漸變鏈。生物學是一門實驗科學,語言學也很類似,但語言學很難做到排除一切干擾因素做純而又純的實驗(除了語音實驗),如辭彙、句法等都同時要兼顧許多因素,因為排除語義和社會文化因素的句法是不存在的。所以語言學的研究很多時候甚至是經驗式的。這些因素使得生物學家和語言學家研究不能採取同樣的策略,比如基因採樣時樣本的代表性就很重要,以免結論不可靠。但是語言研究,不可能是絕對純的,尤其是做語言接觸研究,混雜的語言區域正是語言學家的興趣所在,而對遺傳學者來說,隔離人群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生物學家需要採樣、整理樣本,語言學家需要錄音、整理材料。取什麼類型人群的樣本能說明問題,找什麼樣的發音人才有代表性,這都是兩個學科時刻面對的問題。採樣和找發音人都出自一個道理,即搜集最具典型性的個體。因為我們不可能采所有人的樣,不可能錄所有人的音。一是經濟上不允許,二是沒有這個必要。那麼多少個體才能代表一個群體?根據統計學的經驗,生物學家最低限度需要採集30個個體,就可以代表一個族群。那麼語言應該錄多少人的音,整理多少人的音系才算最佳選擇呢?似乎這一問題沒有太多的討論(或者有不少,恕筆者孤陋寡聞,沒有讀到這些文章)。研究任何事情都需花人力、物力。如果明確在多小的範圍內(即下限)基本可以滿足需要的話,那將給我們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花費。語言類型學有兩個例子可以給人以啟迪。Greenberg(1963)帶領一個團隊對30種語言(不包括漢語)進行了探索,分析、總結出類型學上的45條普遍規律。三十多年後,計算機科學有了飛躍性的發展,Dryer(1992)對625種語言又做了一次大規模的研究和統計,主要結果與Greenberg的完全相符不悖。那麼是否可以認為語言類型學上最低限度30個樣本也可以做出可靠的結論?當然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多多益善,這是大數定理。但在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而我們的研究更常處於這種不理想的狀態),如果我們能在語言學每一層級的範圍內製定出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最小基數,那對我們的研究將會事半功倍。

為什麼語言學需要生物學呢?這是匿名審稿人等不少人提出的疑問。上面已經講過,由於遺傳學、生物學研究對象的特點(Y-染體只父子代代相傳,線粒體只母女代代相傳,從現代人可以追蹤人類祖先)和手段上的優勢(易於量化、模型化),生物學的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了可靠的人類遷徙、人類歷史發展的全景圖。按照語言和基因平行發展的理論,他們的研究可以作為語言譜系分類的可靠依據和參考。他們的實驗結果也可以給語言學提供有力的佐證或反證。近年來許多西方學者研究的語系、超語系、原始宏語系等等都或多或少依賴生物學家提供的信息。再如我們做語言接觸的研究,一些歷史記載,語言證據都需要確鑿的佐證,尤其是物證,而這點對語言學來講,如果時間久遠是最難做到的。遺傳學由於突變率穩定、抗衰期極長、研究結果趨於客觀等特點,這個領域恰恰可以為我們提供有力的證據。那麼生物學需要語言學嗎?回答也是肯定的。因為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可以從不同的側面為生物學提供線索甚至佐證思路。2013年復旦大學對甘肅省文縣鐵樓鄉的白馬人進行了測試。白馬人的Y-染色體的單倍群主要屬於D類型,於大約5萬年前進入亞洲,是東亞最古老的人群。藏族人的主要遺傳類型也為單倍群D,但也有其他成分。為了弄清白馬人和藏人的遺傳關係,生物學工作者走訪了語言學家。語言學提供的證據與人群遺傳結構分析的結果完全吻合,即白馬人與藏人最近,但不同於藏人。由於人的語言對識別一個群體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生物學家需要通過語言學家對現代人語言的識別和分類提供的線索,去證實或證偽他們的假設。

4.基因和語言研究的具體案例

分子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相關性至少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一個是尋找人類語言的基因,另一個是理清人類語言和基因發展是否平行,如果不平行,原因是什麼。尋找人類能控制語言能力的基因,一直是生物學家關心的熱點,也是人類共同關心的題目。1990年代,科學家發現了第一個與人類語言有關的基因FoxP2,這一發現是研究了英國倫敦KE家族三代的基因圖譜時得到的。這個家族某些成員有語言障礙,無法組織符合語法的句子。請看來自他們的基因圖譜(圖2)。

研究者對比基因圖譜,研究和對比了該家族正常成員和語言有障礙者的基因,從而發現了與語言有關的染色體上的區域,從此開啟了人類語言基因研究的新階段。與此相隔不久,Dediu(2007)等人又發現了與聲調有關的基因。他們發現聲調和ASPM與MCPH等位基因有很強的相關性,即單倍群ASPM-D和MCPH-D頻率高的地區,大多是非聲調語言,頻率低的地區則多為聲調語言。

圖3中A代表ASPM單倍群的地理分布,B代表Microcephalin基因單倍群的地理分布,C表示聲調語言的分布。作者指出,圖上的人群分布建立在有基因材料的基礎上。言外之意,有可能有不全或遺漏的統計。儘管人類語言的基因研究還在初級階段,但意義重大,生物學家畢竟邁出了第一步。我們語言學工作者應該多關注他們的研究。尤其漢語屬於地道的聲調語言,與這類研究更是密切相關。當然,分子生物學並不是萬能的,這一學科也需要參考其他學科如語言學、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等才能更好地解釋某些現象。各個學科只有攜起手來,進行互補性的研究,將來才會有更多的發現和重大的突破。

分子人類學和語言學的另一個研究領域,就是語言和基因演變的相關性。我們在第一節已經說過,自從Cavalli-Sforza開創這一領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一直在蓬勃發展。筆者曾和蘭州大學遺傳醫學中心的研究者們合作(徐丹等2012),研究了東鄉語和東鄉人的情況。結果表明,東鄉語的少數阿拉伯語、波斯語、突厥語辭彙,不是東鄉語的借詞,而應是該語言的底層,即東鄉人祖語的遺留。蘭州遺傳醫學中心的研究者們通過實驗告訴我們東鄉人的祖先主體由中亞族群組成,約佔83%左右,蒙古族佔0.08%,漢族佔0.05%,藏族占的比例約0.02%。如果我們觀察一下東鄉語各種來源的辭彙比例,我們就會發現一種根本的變化,即這些中亞族群的語言徹底被蒙古語(中古蒙古語)替換了,在這個基礎上,漢語是近代加上去的一個層面。這些不同時期加上去的辭彙特徵反映了語言接觸的歷時變化,就像地質學家考察地層各個層面,就能測出各個地層形成的時代是一個道理。徐丹等(2012)已經指出,東鄉語的現有辭彙主體是蒙古語,約佔60%,漢語約佔35%,波斯語、阿拉伯語、突厥語辭彙約佔5.54%,可以說這些人群的祖語幾乎蕩然無存,藏語辭彙和藏人的基因比例都微不足道。請看下面的圖示:

我們對比兩個數據可以看到,東鄉人的祖先群體在形成初期(14世紀左右)徹底轉用了中古蒙古語,這與當時的歷史事件緊密相連,請參看馬志勇(1983,2009)、馬虎成(1992,1993)、劉迎勝(2003)、周偉洲(2004)等文獻。13世紀成吉思汗一度成為中亞、東亞北部的主宰,他帶回大批的壯丁、工匠,其後代至今還留存在西北民間。這些來自異國他鄉的族群,各自操著不同的語言、方言、土語。當時波斯在1365年和1372年進行過兩次大的人口普查和語言普查(Amani 2005;Bahǎr 2005),他們多語並存的狀況從側面佐證了來華的族群也應是這種多語並存兼使用通用語的狀況(徐丹2014)。東鄉人的祖先也應是這一時期來到東鄉的。他們今天的許多地名都是中亞地區的地名(馬志勇1983;徐丹2014)。漢語辭彙的大批進入應該是比較晚近的事情。假設東鄉語大約形成於14世紀初期,那麼700年的時間足夠使一個群體或幾個合併為一的群體的語言徹底喪失。由於突發的事件(如戰爭戰敗,天災出逃而被迫移民等),一種語言不到100年的時間就可以被替換,如東鄉語的形成就是個例子。馬志勇(1983:40)、馬虎成(1993:61)都曾經指出,東鄉語的基本辭彙和語言結構「基本上是十二、十三世紀蒙古語形式」;「現代東鄉語與《蒙古秘史》中使用的蒙古語更為相似,這表明中亞撒爾塔人使用的是十四世紀以前的蒙古語,以後沒有與周圍的蒙古族發生過關係」。又時隔600多年,一個在另一個語言的基礎上發展變化出來的新的語言又開始被別的語言影響,漢語辭彙的大批借人就是第二個大的衝擊。但根據劉照雄(1981)、包薩仁(2006)的研究,東鄉語的根基還沒有被動搖。據筆者的研究,唐汪話受東鄉語影響,雖然東鄉語的借詞在唐汪話生活用語中比例很小(不到2%,如果算上寺院傳教用語,比例應比這個大),但東鄉語的許多構詞方式、句法形式卻深深地植入了唐汪話,使其開始發生質的變化。我們由此看到,一個群體祖先的遺傳成分與語言變化的速度不呈比例關係,一個語言辭彙借用的比例與一個語言的變化深度也不呈比例關係,需要對每一個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

這種語言和基因不匹配的狀況在別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比如西北地區的保安語。根據楊亞軍(2008)的研究,保安族的族源也是多元的,是13世紀成吉思汗西征時強制從軍的色目人。他還指出,從父系遺傳背景看,保安族的族源來自中亞。這些信仰伊斯蘭教的色目人逐漸和當地的其他民族混合,形成了今天的保安族。我們看到,保安人從形成時間來看,和東鄉人差不多。我們可以同樣推測,保安人的祖先也是操各種中亞語言的人群,來到中國以後,為了生存學習當地語言(蒙古語),逐漸形成了今天的保安語。西北一帶的非漢語言,基本都是以類似方式形成的。遺傳研究為我們提供了確鑿的「物證」。

基因和語言是否平行演變的研究在國外比較多,比如Burlak(2013)發現,匈牙利人的語言屬於芬蘭-烏戈爾語系,但他們的基因類型更接近於鄰近的斯拉夫人群。類似的研究時有報導,而大多是生物學家、考古學家等發表的,把兩個領域結合起來的語言學論文到目前為止似乎還不多見。我們當然不可能對兩個領域都精通或熟悉,但我們語言學工作者起碼可以多關注別的領域的研究,因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本文想說明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和分子人類學結合起來有廣闊的前景。對於人文科學來說,語言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對於自然科學來說,分子人類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結合兩個學科(但不限於這兩個學科)考察某些人群和語言,是我們將來要做的工作。如果不研究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只限於單純的語言學研究,有時會給我們的研究帶來偏誤。比如說在研究語言接觸這個領域裡,哪個是「源語言」、哪個是「目的語」、借用方向是什麼等等,如果離開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的考察,單純從語言的表面現象下斷言,有時會得出與事實相反的結論。中國境內的語言及人群資源是人類寶貴的財富,語言學工作者應當而且可以更多地利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當然,我們的研究才剛剛開始,還有許多艱苦而有意義的工作在等著我們。

注釋:

If we possessed a perfect pedigree of mankind,a genealogical arrangement of the races of man would afford the best classification of the various languages now spoken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f all extinct languages,and all intermediate and slowly changing dialects had to be included,such an arrangement would,I think,be the only possible one.

此數據來自徐丹等(2012),基因部分為文少卿和謝小冬的研究及統計。

劉可有同學曾協助筆者作過統計。

即東鄉人。——筆者注

參考文獻:

[1]Amani,M.2005.Quelques aspects démographiquesrelatifs aux langues locales en Iran.In T.Azadarmaki,C.,and M.Bozdémir,eds.,Contact des Languesdans L" espacearabo-turco-person.Téhéran:de recherchesen Iran.Pp.45-54.

[2]Atkinson,Q D.,A.Meade,C.Venditti,S.J.Greenhill,and M.Paget.2008.Languages evolve in punctuational bursts.Science 319,588.

[3]Atkinson,Q D.2011.Phonemic diversity supports a serial founder effect model of language expansion from Africa.Science.332,346-9.

[4]Bahaǎr,M.2005.Interérences linguistiquesetculturellesen Iran.In T.Azadarmaki,C.,and M.Bozdémir,eds.,Contact des Languesdans L" espacearabo-turco-persan.Téhéran:de recherchesen Iran.Pp.1-12.

[5]Bellwood,P.2001.Early agriculturalist population diasporas? Farming,languages,and gen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0,181-207.

[6]Bowern,C.2010.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Australia:Trees,networks and their implications.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ical Sciences.12,3845-54.

[7]Burlak,S.A.2013.Languages,DNA,relationship and contacts.Journal of Language Relationship(Boпpoсы языковoгo pодства)9:55-67.

[8]Cavalli-Sforza,L.L.1997.Gene,peoples,and languages.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NAS)94,7719-24.

[9]——.2000.Gene,Peoples and Languages.London:Penguin Group.

[10]Cavalli-Sforza,L.L.and W S.-Y.Wang(王士元).1986.Spatial distance and lexical replacement.Language 62,1:38-55.

[11]Cysouw,M.,D.Dediu,and S.Moran.2012.Comment on "Phonemic diversity supports a serial founder effect model of language expansion from Africa".Science 335,657b.

[12]Darwin,C.1859.On the Origin of Species.London:J.Murray.

[13]Dediu,D.2007.Non-spurious correlations between genetic and linguistic d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human evolution.Ph.D.diss.,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4]——.2011.Are languages really independent from genes? If not,what would a genetic bias affecting languages diversity look like? Human Biology 83,2:279-96.

[15]Dediu,D.and D.R.Ladd.2007.Linguistic tone is related to the population frequency of the adaptive haplogroups of two brain size genes,ASPM and Microcephalin.PNA S 104,10944-9.

[16]Diamond,J.and P.Bellwood.2013.Farmers and their languages:The first expansions.Science 300,597-603.

[17]Dryer,M.S.1992.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Language 68,1:81-138.

[18]Dunn,M.,S.J.Greenhill,S.C.Levinsion,and R.D.Gray.2011.Evolved structure of language shows lineage-specific trends in word-order universals.Nature 473,79-82.

[19]Forster,P.and C.Renfrew.2011.Mother tongue and Y chromosomes.Science 333,1390-1.

[20]Greenberg,J.H.1963.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In J.H.Greenberg,ed.,Universals of Language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Pp.73-112.

[21]Lai,C.S.L.,S.E.Fisher,J.A.Hurst F.Vargha-Khadem,and A.P.Monaco.2001.A forkheaddomain gene is mutated in a severe speech and language disorder.Nature 413,519-23.

[22]Pagel,M.2009.Human language as a culturally transmitted replicator.Genetics 10,405-15.

[23]Renfrew,C.2000.At the edge of knowability:Towards a prehistory of language.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0,7-34.

[24]Schleicher,A.2009[1861].Compendium der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Swadesh M.1955.Towards greater accuracy in lexicostatistic dat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1,121-37.

[26]Wang,W.S.-Y.2000.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language relationships.In C.-T.J.Huang(黃正德)and Y.-H.A.Li(李艷惠),eds.,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Dordrecht:Kluwer Academic.Pp.235-67.

[27]包薩仁,2006,蒙古語族東鄉語與漢語的接觸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8]江荻、康才畯、燕海雄,2014,詞形結構進化與世界語言的多樣性。《科學通報》第21期,2083-90頁。

[29李輝,2008,人類語言基本母音體系的多樣性分析。《現代人類學通報》第2期,42-51頁。[30]劉迎勝,2003,回族語言800年發展史簡要回顧——從波斯語到「回族漢語」。《中國文化研究》冬之卷,143-53頁。

[31]劉照雄,1981,《東鄉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32]馬虎成,1992,撒爾塔:一個曾經被忽略的民族名稱(上)。《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65-72頁。

[33]——,1993,撒爾塔:一個曾經被忽略的民族名稱(下)。《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55-67頁。

[34]馬志勇,1983,「撒爾塔」與東鄉族族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31-48頁。

[35]——,2009,《甘肅東鄉族史話》。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

[36]潘悟雲,2006,中國的語言與方言。見金力、褚嘉祐主編《中華民族遺傳多樣性研究》。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18-38頁。

[37]徐丹,2014,《唐汪話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38]徐丹、文少卿、謝小冬,2012,東鄉語和東鄉人。《民族語文》第3期,59-65頁。英文版:2013.The Dongxiang language and people.Cambridg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8.2:40-8.

[39]楊亞軍,2008,基因分析視野下的保安族源流探微。見邁爾蘇目·馬世仁主編,《在田野中發現歷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332-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