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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斯彭德:我與我的猶太血統

撰文:斯蒂芬·斯彭德

翻譯:葉美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斯蒂芬·斯彭德:英國作家,20世紀30年代與戴·劉易斯、威斯坦·休·奧登和路易斯·麥克尼斯被認為「牛津四才子」。他的作品《World Within World》描寫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文學界。

斯蒂芬·斯彭德

我十五歲的時候,遇到了對我的生命產生最重要影響的人,我的外祖母希爾達·舒斯特。她看見我的父親不能理解我對現代繪畫、戲劇、文學的喜愛。在後者眼裡,現代繪畫就是一群憤世嫉俗的藝術家製造的巨大垃圾,而這些藝術家的身份是長期生活在苦難之中的英國大眾,他們筆下的大部分現代寫作都是不道德的,戲劇的情況也一樣。當我在倫敦上大學學院的時候,在這個主日學校,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被允許去看戲劇或展覽,因為我被認為是活在他所稱作的枯燥,毫無生趣的時代。

當我父親不在的時候,我的外祖母就會帶我去劇院,和她一起我看了契科夫、易普生、斯特林堡的戲劇,還看了在海默斯密斯、巴恩斯和諾丁山的小型劇團演出的莎士比亞實驗劇。我們也常常去美術館看現代繪畫。為了能夠和我討論,她把最新出版的小說都讀了。

對這些藝術作品的所思所想,在某種程度上她和我一樣無知。她是個很容易被打動,好奇心強,情緒隨時可以陷入狂熱的人。如果她沒有明白什麼事情(例如,分色主義繪畫或許僅在當時「先進」,其實是典型的現代繪畫,感覺像是膨脹的橡膠娃娃),她會說,我不知這些畫意味著什麼,但我能知道非常非常美。

她懷揣一個急切的心愿,她渴望和我這個年輕人,這個最需要她陪伴的,孤僻的,年輕的孫子一起分享某些新奇的現代經驗。同時出於對我熱心的同情,她樂於喜歡我所喜愛的藝術作品,(而且在沒有完全明白那些書和繪畫的主題的時候,她能和我一起陷入了激動。)同時她也為自己不知道這是否對我是「正確的事情。」而感到不安,為此她常常猶豫不決,比如我的叔叔斯彭德,或是其他人。他們會向她指出,我喜歡的和她因為我也喜歡上的藝術作品,對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一點也不適合」。我的外祖母聽後會焦躁不安,因為我的品味是如此不同。她認為自己有過錯,竟然和我一道,被遮蔽了眼睛。這樣我們曾經喜歡的,認為是美麗的藝術作品,當真的出現壞影響的時候,在她眼裡就被定位為不道德了。這種反覆無常讓我感到不安和沮喪, 她會說:你知道,親愛的斯蒂芬,我已經想好了我們讀的那本書,我已經決定雖然它很不錯,但裡面有些下流的東西。我想作者一定是一位野蠻人。你的叔叔已經和我談過了,而我也認為我這麼喜歡它是不應該的。我不知道我怎麼這麼愚蠢。

我外祖母的價值觀是純粹向內的。她愛我們,期盼我們過的幸福,她願意支持我們的每一個願望。但她也意識到有些願望會帶來不幸。她沒有把我們的興趣和目標看作是了解客觀事物的機會,而是作為幸福或是不幸的潛在因素。我喜歡的一本書,一首詩和一幅畫,她也喜歡,很少因為她對作品價值的評價,而是因為滿足了我讀書,看畫的心愿。她先是支持,贊同和欽佩我的觀點,之後是陷入了懷疑,認為這種詩歌和繪畫的品味或許會帶給我不幸,貧窮或孤獨。

所以對於我想成為一名詩人的願望。她支持我,和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但也認為一個人活得太藝術很危險。畫家畫裸體,詩人喝烈酒,藝術家經不起波西米亞生活的誘惑,儘管不能完全說是不道德的。當然我理解她的擔憂,寫詩根本不賺錢,她是對的,寫詩會使我幸福嗎?從事其他職業是不是明智一些呢——比如,就像祖父曾經希望的,我可以在外交部謀職。可雖然她認為我聰明,但肯定不會通過考試;我的人生之路註定與別人不同。

她活在精神的恐懼中,因為她是個民主派,她認為事情的起因都在於個人,因為每個人活著就難免有求於人。廚師家的傷心事可以讓她悲傷好幾天。在她心裡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她憎恨奧地利和德國的挨餓事件,憎恨勝利者對戰敗者的得意洋洋的非人性行為,我們的童年充斥著她對報紙頭條的仇恨的尖叫,「壞人欺人太甚,好人只好尖叫!」她不滿於人類喪失了愛的能力。

她同情戰敗的德國人,她有德國血統。她的父親赫爾曼·韋伯先生,是一名從緬因移民到英格蘭的醫生,因為渴望居住在說莎士比亞語言的故鄉,而他的父母也支持他這麼做。她母親有丹麥的格魯尼克血統。他的丈夫,我的祖父歐內斯特· 約瑟夫·舒斯特是德國猶太人,一個法蘭克福銀行家的兒子。她性格的衝突由此可見,她是猶太血統的德國人,丹麥血統的德國人,英國血統的德國人;這些相異的血統糅雜在一起的結果。

他最喜歡的小兒子一戰陣亡了。當時她們,還有舒斯特家族,由於和斯彭德家的關係,遭到了諾斯克利夫報,新見證報,萊爾·貝洛克和G.K.切斯特頓組織的攻擊,他們把戰爭闡釋為全體天主教徒對抗背信棄義的德國人和德國猶太人的戰爭。外祖母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對切斯特頓·貝洛克姓氏抱有基督途般熱愛的人,走進外祖父在大法官路的房間,義正言辭地說,他讓自己的兒子在英國軍隊里作戰的行為是多麼愚蠢。外祖父只是遞給他一封他剛剛收到的電報,上面告知阿爾弗雷德·舒斯特已經在西線上陣亡了,並且告訴這位來訪者不需要為此讓自己操心了。

我們迴避自己有猶太兼德國血統的事實,或者我的家人認為這令人尷尬,其原因要麼是我的祖父和他的哥哥們阿瑟和菲利克斯·舒斯特一樣,認為不需要大張旗鼓地宣傳,要麼大家就是故意忽略這個事實。小的時候,沒人向我們提起我們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從保姆和家庭女教師的談話中我聽到猶太人是個奇怪的種族,長著鷹鉤鼻(我把它們想像成魚鉤),性格貪婪,我自然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和他們有任何聯繫。直到十六歲時,我才漸漸感覺到自己身上的猶太人特徵。學校里有很多漢普斯特猶太人,我開始認識到我和這些敏感,極其溫柔,好奇心強的,內向的男孩們有更多的相同之處,而和冷漠的,頑固的,外向的英國人並不相像。在英國我看起來都像是外國人。我必須承認雖然我從不是反猶主義者,雖然我在自己身上鄙視我認為是猶太人才有的某些品質,但我對英國人的情感有時幾乎就像是對一個異邦種族。

牛津的表親告訴我,在伊頓公學他總是能夠意識到某些使他和他哥哥不同於其他男孩的地方;現在他突然意識到了那是什麼原因,他痛苦的宣布說:「我們是猶太人。」

在這之後,我反抗家人對猶太血統所持的尷尬態度。當編輯開始給我寫信,問我出生,我強調我的猶太身份,以至於在美國現代詩歌選集里的某些評論,我經常被寫成是在美國生活的猶太人。雖說大概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純粹血統的猶太人,另一種是混合血統的猶太人,後者的數量佔有很大比例,當然大多數猶太人的唯一品質就是感覺自己「與眾不同」。

但外外祖母會說不管怎樣畢竟沒有純碎的猶太人。如果有的話,猶太性這個詞就會變成對種族意識的強調了,持此種思想的人會更加渴望要和那些同樣有做純粹猶太人的意識的人結婚。在外祖母的眼裡,做一個「純粹猶太人」和有猶太血統的人之間的區別已經取消了,因為畢竟純粹猶太人也是混合血統的人。同時也可以這樣評論說一個有著混合血統的人僅僅通過自己的矢口否認,就可以定義自己不是猶太人。這無疑使我們蘇斯特的後代迴避這個問題的態度顯得合理了;他們把它埋葬在無意識里。但它也同時使我的感覺合理化了,尤其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即我是個猶太人。擁有混合血統真正地能夠使一個人選擇是否把自己看做是猶太人。不言而喻,人有權利成為他想成為的人。

雖然有時我和外外祖母討論這些話題,但她對公民和等級,榮譽和受辱之間的區別幾乎沒有感覺。對她來說所有這些都被壓迫者巨大的沉痛所抵消了。在那種情況下,人們在她眼裡不是不可挽救的人,意志敗壞,性格陰鬱,狡詐;於她他們的需要,他們的不義行為,他們共享的人性比每個人究竟是什麼人要更加重要。如果她清楚地意識到了一些人在侵犯另一些人的罪行,她就會對造成人類犯下罪孽的知識有種非同尋常地無知。說她鍾愛的人,或是家中的任何一個人的壞話,哪怕一句,她都僅僅認為是不可信的。如果她被迫相信了,她要麼借口說那是精神疾病或是沉重的個人痛苦的結果,要不然她就是從此絕口不提這個罪犯。一天一個女人在候車站和她聊天,聲稱說外祖母是她最好朋友。最不迷信的外外祖母,認為這樣說是荒謬的。不過,這個女人還是被帶到了她的房間,她給她食物,衣服,錢,之後她寫信給她,極度關心她。事實是外外祖母承認這樣的女人是一個需要被關懷的女人:而她自己最大的需要就是被人需要。對她來說,需要或許是比愛更重要,或是兩者分量相同,因為某種程度上需要是能夠被顯示,被揭露,絕對的事物,而愛則幾乎不是。更重要的是需要能夠寬恕任何事情,實際上,需要把所有解釋都變成它自己的表達,以至於貧困,惡習,醜陋,卑鄙,和人類個體中的其他品質,這些我外外祖母沒有真正解釋和明白的,都可以作為需要的結果而能夠被獲得寬恕。

在火車車廂里,人們告訴外外祖母他們的生活,她垂頭聽著,下頜低垂,心情沉重。但我漸漸發現她的表情里始終潛伏著一種輕微的懷疑。這是一個刻薄之人的懷疑。另外還因為這是一種精明的理智,她是那種不會一直被愚弄的聰明人。她不由自主的同情同時也是真正地針對她自己的懷疑。她知道她骨子裡喜歡干錯事的人,幫助沒有價值的人,並且她試圖去保護而不是反對他們,但她收起她自己的同情心。就像對待我的父母,總是有種因為喪失了優雅而贏得她喜愛的可能性。他們被發現「畢竟不那麼美好」或甚至「非常非常令人討厭。」

一個有錢的女人居住在她肯辛頓大公寓房間的一角,生活極其簡樸,總是喜歡坐在三條腿的木凳上吃飯,她一個人的時候,食物經常是腐爛的麵包或小圓麵包和一些乳酪,她穿著的黑色衣裙,和其他人的衣服相比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戰爭期間他曾參加貴格會。從那之後,她每天都去郵局打包小袋子,並把它們寄到奧地利和封鎖的德國。這個慈善的行為來自於她深深的罪惡感。結果,她變得憎恨政治和政治家。她自己對社會疾病的治療方法是簡單的:每個人都應該愛另一個人。為什麼法國人不能愛德國人?為什麼我們不能原諒我們的敵人並且把我們節省盡量下來的食物送給他們?為什麼我們沒有摧毀全世界範圍內的所有軍工廠?她永遠再問這些問題。許多年後,就在1939年戰爭開始時,她贊同張伯倫向德國空投小冊子的計劃,此外她還認為他應該投些別的有用的東西。「我們不應該只散發傳單,而是應該儘可能把我們剩餘的食物送給他們。」之後,她實事求是地補充說,「必須要用降落傘。」

我十六歲時,我和外祖母的關係如此親密,融洽,以至於我把它看做是我與其他人友誼的開端,在我此後生命的不同時期,我多次讓自己與人惺惺相惜。只要我和外祖母在一起,我們就無所不談,包括藝術,宗教,性。她對我說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到驚訝,雖然有些時候,當我離開房間她可能會有些忐忑不安,可能去徵求某人的意見,詢問到底我們的談話是恰當還是「非常,非常不合時宜」。

「親愛的斯蒂芬,他急切地和我說的那些話,使我感到震驚。」當我進房間的時候她有時會這樣大聲說。之後我冒險告訴她的某些事情,他會馬上對我叔叔J.A.斯彭德,把它們描述一番,這樣做是為了使她獲取後者對我們談話的認可。我的叔叔極其惱怒我對外外祖母說的那些粗野的事情。和許多天分極高但天真的人一樣,外外祖母不是一個沒有罪惡感的人,但為了獲得自信和保有她的權力,她有時不會丟掉她自己的無知。我由此發現了外外祖母性格中表裡不一的一面。所以有時為了和我的叔叔談論我,會把我「引開」,這種行為她是能夠幹得出來的。

她冰窖似的公寓讓我沮喪,卧室從來不燒火取暖,為了省電,走廊從來不點煤油燈。這些燈還不是她節約的最佳表現,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從一戰中收集了很多方形的小塊糖紙,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還在用來作為糖的替代品,放在茶里。她經常吃的午餐,那麵包卷是從里昂酒店的茶會上拿回來的,她總是在她去朋友之家乘坐巴士的路上吃。

我們每周日都參加的茶會經常有發霉的蛋糕,這些蛋糕和小圓麵包,當它們不再新鮮,就成了舊日子的遺迹。我們中誰都不能逃避不吃下去,因為當盤子舉到了我們面前,如果誰試圖選擇霉斑最少的一個,我的外外祖母,就會從她的角落看見這一幕,就會立刻喊道:不,親愛的,拿離你最近的蛋糕,它最不新鮮,它是故意被放在那的。』早餐和午餐都充滿了命令,比如「吃那個橘子,親愛的,它要壞了」或者「你必須吃這些超級,超級可愛的烤餅。我姐姐從鄉下寄過來的,他們不會存儲太久。」

而她的節省像她的吝嗇一樣沒有使人震驚。確實,它們是一個慷慨女人的節約行為,她不僅贈東西給別人,而且,出於對人類的憐憫,在某種程度上,她過得並不比窮人的日子舒服多少。

在這個時候,就在我的父親去世前後,我患了幾場大病。現在我把這段疾病時期看作是感同身受了外外祖母苦行的,充滿情感的生活。在其中她如此強烈地意識到了全世界的痛苦,以至於有時她會大聲抱怨世界是可怕的,生命不值得過活。

這些疾病也同時是從某些問題里逃避出來的手段。它們使我虛弱到了極點,直到最後我到達了一個位置,在那裡我知道我要麼一直病著,要麼完全康復。

最神秘的一次是不明原因的高燒。我被認為麻疹。那段時間我的父親剛被確診,那是他和病魔抗爭的最後的日子,於是大家一致決定我應該被送到倫敦發熱醫院。在隔離病房裡,我被分配了一個房間。它的窗口對著令人壓抑的成排的建築,它們中間有幾座教堂,鐘聲透過一臉衰容的天空沒完沒了地回蕩著,天色就像是一副有著破裂的黃漆的舊油畫。我躺在床上讀著那些科學和神秘故事,H.G.威爾斯展示了一些讓人激動的詩歌,它們由一個靈感充沛的,但有文學頭腦的人寫的:關於獨眼人在盲人院的故事,關於人類探險者被吵鬧螞蟻襲擊的故事,關於一個男人被扔進了鋼鐵廠的巨型鍋爐的故事——都預示了當代科學的噩夢。突然這些故事中的一個似乎打開了一個可怕的現實。我躺卧的房間無限地擴大了,以至於靠近天花板處的拱形的牆線出現一個巨大的開口,從中能望見羅馬浴室或哥特式教堂。我簡直在不可控制的擴展的房間中迷失了,這房間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不舒服。但同時我也身處在外外祖母的世界中,永遠在哀悼人類的錯誤,並且我想像她到這裡來看我(雖然後來,我知道她沒有被允許這樣做)。帶著想像她的身影就在我旁邊,我經歷了一次幻覺。現在我進入一個世界,它不再是威爾斯描述的世界,而是布萊克闡釋彌爾頓失樂園的世界。我穿行在巨大的旅程中,穿行在許多人居住其中的茫茫黑暗中,無害地行走在炫耀的裸體中,他們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布萊克的天使。最後我來到了天空的穹頂,那裡有一束明亮的光線,我知道這是被上帝不可見的光所投射出來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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